著作是身莽昆仑 上攀深探美声魂 ——读沈湘

文/ 赵世民

沈湘，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声乐的一代宗师”。尽管沈湘先生从未出国深造，却培养出了众多名满全国甚至是世界的歌唱家、声乐教育家。2021年11月，适逢沈湘先生100周年诞辰，特刊发《百家讲坛》主讲专家、著名乐评人赵世民先生撰写的纪念文章，以缅怀沈湘先生。

本文作者赵世民（左）与沈湘合影　　侯艺兵/摄

人们常用“著作等身”表示对专家、学者的尊敬和赞叹。沈湘没有著作，“读”他什么？
　　我多次劝沈湘：“沈老师，您教出那么多学生，女高、女中、男高、男中、男低，声部全了，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体系，应该写点儿什么留给后人。”沈湘却说：“这个行当实践性很强，光说得头头是道不行。我还是更喜欢带学生，再说，一提笔我就犯怵。”
　　犯怵？我不解。沈湘是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的高才生，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不该怕写字呀！
　　1993年10月，沈湘逝世。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王次炤指定我写悼词，特批我查阅沈湘档案。我翻阅了他厚厚的档案，九分之八是他的“交代检查”，且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批，我十分难过。这才知道沈湘提笔犯怵的沉重原因。
　　我问王次炤，沈湘的悼词按什么规格写？王次炤说：“沈湘是全国劳动模范，按这个规格写。”我又问，篇幅多长？王次炤给我找了一份黄镇的悼词，说：“这个篇幅就可以。”黄镇曾任文化部部长，悼词有六千多字。我心里有底了，要按照部长的规格写沈湘的悼词。我写了八千多字，我想，沈湘教授治丧委员会讨论时还不得删点儿？结果审读时全都通过，没有删减。
　　沈湘的学生金铁霖跟我说：“沈老师虽没留下著作，但留下了我们这些学生。我们还会带出学生，沈老师是永远活着的。”
　　写完悼词，我想以“著作是身”说沈湘更恰当。只是我“读”他太晚，还没几页，他就走了，带着满肚子学问。
　　我“读”沈湘是从1987年开始的，那时我是中央音乐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工作是给全院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经范竞马介绍，我得以进沈湘的琴房，旁听他给学生上课。于是我一有时间就去听课，都不用提前预约。
　　我第一次听沈湘的课，是给关牧村上的。我1985年就给关牧村所在的“明星班”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跟她已经很熟了。沈湘先是给关牧村练声，然后是唱作品。关牧村先唱了比才歌剧《卡门》里的《哈巴涅拉舞曲》，又唱了施光南的《多情的土地》。
　　关牧村唱完，沈湘突然转过身问我，“唱得怎么样？”吓得我脸“唰”地红了，道：“我就是一个普通观众，哪懂呀！”
　　沈湘笑着说：“看，你比唱的还紧张，放松点儿，就像看完音乐会，跟同伴聊观感那样。其实，外行听众最有发言权，一个唱家，如果你们不喜欢，内行再说好也瞎掰。”我壮着胆说了对关牧村以前的印象和现在的感觉，“她以前的味儿还在”。
　　课后，沈湘对我说：“关牧村进我班之前已是观众十分喜爱的歌手，她让我保留她的味道。我说，‘行呀，老师就是帮助学生的。你的底儿打得不错，用不着从头来，在现在的水平上往上走。’她的教学方案，我俩多次商量。这不，听众喜欢的东西，我一点儿不碰。也有人说这样不科学，但你得尊重她的具体条件和要求。你还别说，关牧村的这点儿苦味，别人还真没有。当然，作为老师，不能光看她这几年唱得‘火’，还要为她以后着想，延长她的歌唱生命。所以在唱法上，还是有调整的，比如到高音时的混声。”
　　如今，关牧村是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席，虽年近七十，仍活跃在音乐舞台上。我听过一些本钱好，年轻时唱得很“水灵”的歌唱家，一过六十岁，生理机能退化，声音就变得“干”“柴”“扁”。可你闭眼听关牧村唱，声儿仍是那么浓润，还像当年。经过三十多年的舞台实践，可验证沈湘教学功力的深厚。
　　我“读”沈湘还有一个意外收获。我是没上过一天音乐院校的白丁，至今仍不识五线谱的“乐盲”，但从1987年干起了音乐评论，且主要是现场音乐会评论，看了五千六百多场音乐会，发表的音乐评论有一千多万字，编成文集，得有三十六卷。这全是沈湘给我的自信，就他那句话：“外行听众最有发言权，一个唱家，如果你们不喜欢，内行再说好也瞎掰。”
　　从1987年起，我常听沈湘给黑海涛上课。海涛是我1985年刚到中央音乐学院教的第一拨本科生，他是陕北人，算我半个老乡。我在陕西当了八年兵，又在西北政法学院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法学，我跟海涛很亲。
　　我一直听到海涛上本科四五年级，沈湘课上给他辅导的作品仍是艺术歌曲，如《负心人》《请别忘记我》《尼娜》，等等。海涛课下跟我抱怨过：“哎，沈老师偏心，同班同学都唱大咏叹调，还让我唱这些小歌，眼看我快毕业了。”我问沈湘：“沈老师，海涛都高年级了，为什么还老唱‘小歌’？”沈湘说：“这时给小黑‘大歌’，就把他毁了。”
　　我问：“为什么？”沈湘说：“小黑入学时年龄很小，嗓子很稚嫩。现在虽然岁数大了点儿，但嗓子的生理机能仍没有完全成熟，在这个阶段，要保护性地教学。给他一个大作品，没准他也能拿下来，但有可能对嗓子造成伤害，这会影响到他以后的歌唱生命。只要他方法正确，随着年龄增长，他的嗓子机能成熟了，自然就有高音了。到那时唱个‘大歌’，他就能游刃有余。在这方面，是有过惨痛教训的。有的老师，给超出学生嗓子成熟（度）的大作品，一时或许有教学成果，但伤了学生嗓子，以后的前途就毁了。”
　　真像沈湘预言的那样。黑海涛20世纪80年代末到意大利留学，90年代中期参加“意大利莫纳科国际声乐大赛”获得第一名。他决赛唱的曲目就是男高音的试金石——普契尼歌剧《艺术家的生涯》里的咏叹调《冰凉的小手》。
　　1997年，我在北京音乐厅看了“中国十大男高音音乐会”，黑海涛又唱了《冰凉的小手》。音乐会之后，我跟他聊天，他说：“沈老师太伟大了！我在意大利留学时，我的声乐导师说，沈老师对我的教学完全正确，就是纯正的意大利‘美声’，他让我继续按照沈老师教的方法来。等我三十岁左右，真是高音自然就有了，我真感谢沈老师对我的保护性教学，那是真正地爱我呀！”
　　有一次听沈湘给黄鹂上课，黄鹂唱了一遍舒伯特的《鳟鱼》。沈湘说：“这首小歌的味儿，你处理得慢、忧郁，你想一下，一位少年在清澈见底的水里，见鱼儿欢快地游，是什么心情？”
　　黄鹂想了想又唱一遍，唱得有些欢快。沈湘说：“这和刚才的味儿不一样。你讲讲，少年和鱼儿欢快地交流，后来呢？”黄鹂说：“来个人，搅浑水，抓走了鱼。”沈湘说：“那么，少年是什么心情？用歌声表现。”
　　黄鹂又唱了一遍。沈湘说：“这次和前两次都不同。第一遍是单纯的忧伤，第二遍是欢乐‘大’了，第三遍有了变化，从欢快到担心、憎恨、伤心。你下去想想，看哪个更接近歌德和舒伯特的精神？”
　　课后，我问沈湘：“我听都急死了，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您第一遍就明确告诉她，情绪有变化，由欢欣到担心再到伤心，不就齐了？省出的时间还可以多给她辅导一个作品。”沈湘说：“经过她自己思索找到的方法，她一辈子也忘不了。而且，聪明的学生会举一反三，以后每唱一首歌，就会反复揣摩这首歌的情绪用什么方法表现。这不就找着歌曲二度创作的方法了吗？”
　　一次，听沈湘给范竞马上课。练完声以后，范竞马跟沈湘小声说：“我发现了一块新大陆。凌晨，我做了个梦，老太（指李晋玮）给我上课，我高音的那个坎儿突然过了，是那种带胸声的高音，结果我唱醒了。哎，是梦，不是真的！但我又不甘心，赶紧穿上衣服赶到琴房，照梦中的方法一试，就是梦中的声音。我就一直练，固定住那种感觉。”
　　沈湘抑制住激动说：“你再试试。”范竞马唱了古诺歌剧《浮士德》的咏叹调《贞洁小屋，我向你致敬》，等到那最后的HighC，带有胸声的高音稳稳地“站住”。沈湘过去拥抱了范竞马，连说：“太难得了，太难得了！这就是我想要的高音，真正意大利‘美声’的高音。”
　　课后，沈湘跟我聊天，他说：“有时学生百思不解的问题，也许我一句话就能点透，但我不能轻易点出，得让学生吃点儿苦。我和学生共同创造一个思考、探寻的氛围，等学生经过坎坷、焦虑的过程，得到满意的结果时，会惊奇地发现，这不是别人教的，是自己苦寻得来的！这时，老师的教学才算是最高境界。”
　　范竞马跟我说：“上沈老师的课，不是你被动接受他，而是主动挖掘他。他‘煽动’学生一切潜能，（让学生）既挖掘自身又挖掘他，跟他学，是累并快乐着。”
　　范竞马用“煽动”这个词很准确。
　　一次，我听沈湘给孔芳芳上课，我再一次感受到沈湘“煽动”的能量。孔芳芳是因为原来的老师出国留学，要求换老师，她争取了半天才得以师从沈湘。所以她太激动了，站在大师面前开口唱，连我这外行都能听出来声音又紧又抖。要是其他老师遇到这种情况，会马上让她停下来，并反复提醒她，放松、要放松，你怎么就不会放松呢？沈老师没打断她，坐在那儿。不知不觉间，他站了起来，身体随着音乐而“波动”。孔芳芳明显放松了，逐渐进入音乐，声音正常了。沈湘那双手会说话，时而轻轻抚摸纤细的旋律，生怕损伤一丝；时而又像用双手稳稳托住孔芳芳的声音，与孔芳芳一起使劲，用尽底气。再看沈湘生动的面部表情，完全沉浸在对音乐的享受中。沈湘跟我说：“学生只有在放松的状态下，歌唱所需要的肌群才会积极协调地工作。有时候，你越提醒放松，学生反而越紧张。我呢，用不着言语提醒，让自己首先进入音乐情境，再带动学生进入。这有点儿像指挥，指挥是不能靠说话指挥乐队的，而是依靠情感的投入伴随着肢体语言。”
　　孔芳芳跟我讲：“沈老师全身心投入音乐，以他的热情燃烧着我。他不是一个评判者，而是一个参与者、启发者。在他面前，我感到自己是歌唱的主人，心无杂念，彻底放松。”
　　沈湘是经典。今天再次重“读”经典，我领悟到四十年前沈湘就重视课堂生态的建设，这个生态由学生、主科教师和钢琴伴奏（也称艺术指导）构成。我进沈湘课堂后发现，连钢琴伴奏也不是被动的，他同样也“煽动”钢琴伴奏的主动投入。当然，在这种课堂生态中，沈湘有一种高超的手段，让学生始终认为自己是主体、主角，教师不过是帮助自己而已。这一点，刘跃也跟我聊过，“和沈老师学，我始终是自信的。因为刚进沈老师班上时，老师就说我功底扎实。我当时觉得，我还行，以前没名师指点，也到了这步。”
　　实际上，沈湘是这个课堂生态的主宰。沈湘就刘跃还专门跟我说过：“刘跃跟我学以前，在天津已小有名气，他的演唱在当时已经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但在我看来，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可你要一下说破，‘你得从头来’，这会打击他的自信，破坏了他原有的平衡，那再教起来就费劲了。所以，我只是在给他的练声曲和作品中，暗暗给他‘下药’，慢慢调整。并且，常给他灌输‘存钱’的理论——要吃利息，不要动本钱。本钱就那么多，吃完就没了，而利息可以吃一辈子。经过四五年，刘跃自己对比五年前的演唱，发现变化很大，有了质的飞跃。”
　　说到建构课堂生态，有一点，沈湘更优于其他教师，就是他德行高。这体现在他爱学生，处处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教师是要帮助学生成才，而不是（让学生）为你的学派服务，为你的学派唱。”
　　有几次，我陪沈湘去外地上大师课，主要是给当地的青年教师上课，他就直接说：“我可不怕得罪人，不管你是跟谁学的，有名还是没名，有问题，我一定直接指出来，这是为你们好。我想我和你们的老师都是一个目的，让你们唱得更好；更何况，你们还要带学生，有了毛病我不指出来，那不就‘传染’给你们的学生了吗？”
　　有一次在沈湘家，我见他耐心地给本科生杨晓萍讲解如何填写留学申请表和用英文回信，杨晓萍还不是他的学生。事后我问沈湘：“您那么忙，有那么多的大事要干，学生填表这种事您还用亲自动笔？”他说：“这对学生可是天大的事。如果表填错了，或者回信没好好措辞，有可能就会被美国的学校拒绝，这不就耽误了学生的前程吗？”杨晓萍真幸运，她被申请的学校录取，继续留学深造。学成后，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当教授。
　　我在沈湘家，还经常看到本院别的老师的学生，如袁晨野、彭康亮等，还有慕名而来的外地学生，也没有预约，敲门就进。沈湘都热情地接待他们，耐心地回答各种问题。
　　沈湘爱学生，还爱说一句话是：“要爱自己的乐器，自己的嗓子。”沈湘跟我说：“有的学生崇拜帕瓦罗蒂，跟我提要求，要把声音练成他那样。这我必须明确告诉学生，我真要那样做，就把你害了！你的嗓子不是那种型号，可能撑一撑有点儿像，但嗓子就毁了。你要爱自己的嗓子，只要爱自己的乐器，照样可以练出传情且听众喜欢的歌喉。”
　　沈湘跟我说：“迪里拜尔嗓子型号小，声音没那么辉煌、壮丽，如果让她追求卡拉斯式、卡芭耶式的演唱，就彻底毁了！我启发她追求灵巧，上下跑动自如，声音集中、透明、细腻。人们在听她演唱时意识不到她的声小；即使意识到，也一定以为只有这样的声音，才出这么美的效果。”为了印证沈湘的话，迪里拜尔在北京音乐厅开音乐会时，我专门到二楼，坐在最后一排听。迪里拜尔唱舒伯特的《圣母颂》，整首歌都用弱声唱，就觉得那歌声像一束激光，射进我的耳朵。因为声儿太纯了，且又集中于那么一点，当然有穿透力。依我今天的认识水平，沈湘的德行高、爱学生，在建构课堂生态中起的作用非常重要。“态”的古字形由“能”与“心”拼象成“態”。“能”的古字形像“熊”，熊的脂肪厚、力气大，埋在土里一冬天不吃不喝，赶上开春惊蛰，从洞穴里出来抖抖身上的土，又是一只好熊。先人根据熊的这种特点，以动物熊象征抽象的“能”，如风能、水能、光能、原子能等，而“態”就是“心能”，如态度、心态、状态等。这是一种主观产生的能量。沈湘德行高、爱学生，在课堂生态上就会释放一种能量，学生感受到，自然就会放松、敞开自我，于是也释放一种“態”。

沈湘先生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本文作者摄于北京阜外医院，1993年9月）

沈湘的课堂生态就这样环流着师生互 释的正态，那当然是无比的正能量。为什么 非得德行高、爱学生才能释放这种“態”？因 为这时的沈湘，生命由内到外都是敞开的， 这种高能量就能被通畅地制造与释放。沈 湘的这种课堂生态构建对我的影响极为深 远。我1989年起在中央音乐学院讲授选修课——老子庄子哲学，共开过14轮；1990年起讲授选修课——音乐评论写作，共开过7轮；1992年起讲授选修课——专业音乐教育学，共开过4轮。我尽量学沈湘的教学方法，构建活跃、自由、轻松、幽默的课堂生态，让学生始终感觉自己是课堂的主人，在课堂上所获得的真知灼见是自己的思考所得，是自己发现的。
　　套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我将沈湘德行高、爱学生概括为“我爱真理，我更爱学生”。为什么要颠倒？因为只有爱学生，学生成才后才会发现更多的真理。
　　1987年11月，我听了一段时间沈湘的课之后写了篇论文《主体·敞开·天使——沈湘声乐教学之道》，有一万多字。刚好，中央音乐学院办“庆祝沈湘从艺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开了一半时，范竞马走到讲台前说：“赵世民写了一篇研究沈湘老师教学的文章，我推荐他讲一讲。”底下有专家问：“赵世民是谁？”范竞马说：“赵世民是我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哲学的教师。”这时底下骚动起来，“我们不听，他又不是沈老师的学生。”这时，范竞马把目光转向沈湘，问道：“沈老师，您说呢？”沈湘说：“就让他讲讲吧！”
　　我飞快地跑回马列主义教研室，抄起稿子又箭一般地射向琴房楼二层阶梯教室，气还没喘匀就读开了稿子。待我读到“沈湘的‘整身唱’，狭义是指在全身放松的基础上，全身都为歌唱服务，身上的任何部位都是共鸣器官。广义是指头——理性、心——感情、身——嗓子等的统一，用诗的语言表达深刻的理性，融入丰富的感情，透过灵巧的嗓子，流出生命的律动”时，我的发言被掌声打断。
　　当我读到沈湘说话通俗易懂，讲课由浅入深时道：“有时，我们在深山里看见一潭水，一眼望到底下的花草苔石，可你要捞它们，却感到水很深、很深。是一眼能望到底，不是因为水浅，而是水太清、太纯了。”发言再一次被掌声打断。我读了四十多分钟，读完后我走回座位，又三次被掌声请回台上，谢幕三次。
　　沈湘说：“这是世民给我指了一条道，我今后的奋斗方向。”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文化部主办的《艺术教育》杂志上，还有当时的名刊、戈扬主编的《新观察》上。我也因此被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一年之后，又调到由汪毓和教授任所长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专业音乐教育研究室。我当时就暗下决心，要像《歌德谈话录》的作者爱克曼、《罗丹艺术论》的作者保罗·葛赛尔那样，做好沈湘的秘书，记录、整理好沈湘的声乐艺术思想。此后，我每周安排固定时间跟沈湘聊天，追随了六年。
　　1987年，范竞马经过国内选拔，参加了“卡迪夫国际声乐比赛”获得优胜奖，他决赛唱的就是《贞洁小屋，我向你致敬》。其实他是男声组第一名，因为其他的获奖者都是女声。沈湘是这届比赛的评委，因为上一届时，沈湘带学生刘跃第一次参赛就获了奖。
　　我“摩挲”着范竞马的水晶奖杯，同沈湘、范竞马海聊一番。沈湘说：“观众和评委特别喜欢竞马。一个评委，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艺术指导，什么角儿没见过，听了竞马唱，说‘他的味儿不是帕瓦罗蒂的，也不是多明戈的，还没留过学，这么纯的意大利味儿从哪里来的？’我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从这儿’。他又说，‘那你肯定在意大利留学过。’我说，‘没有，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中国学的，但我从小到大收藏了好多意大利名角的唱片。’有个英国的唱片收藏家，得知我没留过学，而且第一次到英国就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很好奇，找我聊天。聊到唱片时，他说一种，我就接茬儿说是谁录的、哪年出的，越说越偏，全都没难倒我。”范竞马说：“没错，当时我在场。后来，沈老师说了几个更早的版本，他都不知道。他彻底服了，说沈老师才是真正的唱片收藏家。”
　　我说：“我老去您家，怎么就没见到过老唱片呢？”沈湘说：“哎，可惜呀，有我爸留学法国时带回来的，有我儿时第一次用零花钱买的，还有全套的‘卡鲁索’，‘文革’时全毁了，当着我的面呀！”
　　没过多久，沈湘因心脏病住进北大医院，我约范竞马去看望。去之前，我在复兴门立交桥的花池里偷偷撅了几枝玫瑰花。到了住院部，沈湘看见花，挺高兴，笑着说：“哎，这花枝有长有短呀……”范竞马说：“这是世民从他家花坛里剪的。”沈湘说：“他家有花坛？你不是跟他一块都住马列主义教研室吗？”我脸红红的，没敢吹牛说复兴门立交桥花池就是我家花坛。我赶紧找个输完液的空瓶子把花插进去，倒上水。我中学同学刘捷刚好就在北大医院神经内科当住院医师，我托付她每天值班时到心内科看一下沈湘。刘捷很细心，每天通过电话告诉我们沈湘恢复的情况。她还往插花的瓶里放了几片阿司匹林，这样，玫瑰花就老盛开着。
　　我问过刘捷，沈湘的心脏病到底有多重？刘捷问过她在心内科负责沈湘治疗的同事后，告诉我：“沈老师的病很严重，心血管大多都堵了，只有五分之一的心脏在工作。”我很吃惊，没敢把实情告诉他。
　　沈湘刚出院，就接到“玛丽亚·卡拉斯国际声乐大奖赛”的邀请，请他担任大赛评委。可在健康问题上医生不敢给他“开绿灯”，因为前几年数学家华罗庚恰好因病死在日本的讲台上。沈湘却还在积极争取。他跟我说：“我了解自己的心脏，不就有几个地儿堵了吗？搭个桥，绕过去，跟好人一样。可是没大夫敢给我开这个刀，让我这么待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了。我宁愿死在工作中，也不愿这么养着。”
　　我问沈湘：“沈老师，您这心脏病是哪年‘坐下’的？”李晋玮说：“还不是‘文革’期间发现的。从1951年开始，他一直精神压抑。”
　　我问：“审查什么问题呢？”沈湘说：“二十多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直到1972年，农场军代表想揪出一个反面典型，加紧对我内查外调。在一次全院大会上，军代表宣布沈湘历史清白，不是‘特务嫌疑分子’，应彻底‘解放’。我才恍然大悟，压了我二十多年纠缠不清的问题是‘特务嫌疑分子’。”
　　也许意大利邀请沈湘心切，同意李晋玮全程陪同，而且主办方承担所有费用，沈湘夫妇终于成行。这次意大利之行，沈湘再一次成为热点人物。他主持了颁奖仪式，令国际声乐大师和“美声”故乡的观众感叹：“‘美声’的故乡将要东移。”他的“整身唱”理论经意大利媒体传向全球，有意大利“美声”专家说：“连意大利人都没总结这么清楚、准确。”
　　沈湘回来后，我们在醇王府院里的大槐树下聊天。我说：“沈老师，到头了，连意大利‘玛丽亚·卡拉斯国际声乐大奖赛’都得请中国的评委——您，沈湘大师。”沈湘打断我的话：“怎么，埋汰我？说这个比赛水平低，都请了中国人当评委？”我赶紧说：“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您的水平放在意大利都达到一流了。”沈湘笑了：“我跟你开个玩笑，别当真。”
　　1987年后，沈湘、李晋玮夫妇每年都应邀到芬兰国家歌剧院开大师班，给歌剧院的演员上课，有的还是台柱子。当时，迪里拜尔在那家剧院已经演过《弄臣》里的吉尔达等多部歌剧的主角，她每年也借机找二位老师上课。每次回国，沈湘都要与我畅聊一通。沈湘说：“梁宁知道我们在芬兰，也从德国过去上课。”
　　我问：“沈老师，迪里拜尔、梁宁从您这儿学完毕业，和外国歌剧院签约演了歌剧主角，那不就是成品了吗？怎么还要找您上课？”沈湘说：“声乐用的这件乐器不像小提琴、钢琴，一出厂就是合格的成品了。人的嗓子、身体，即使毕业也还是会变的。像梁宁，说现在又有个坎儿，老过不去，到芬兰找我。我听了她唱以后说，你现在长大了，身体条件、嗓音条件、思想感情都有了变化，再按过去的方法唱当然要‘撑’得慌，就像你现在穿十几岁时的衣服，哪能不小？必须依你现在的条件唱，才能达到新的平衡。而且，以后再成熟了，还得调整。”
　　我说：“噢，我知道了，这就是梁宁为什么每年都要去芬兰大师班找您上课的原因。”沈湘说：“梁宁多聪明呀，一点就透，调整调整，自己唱得舒服了，别人听着也舒服。”
　　1990年，我陪沈湘、李晋玮夫妇到西安音乐学院上公开课。两周时间，十来个学员，都是青年教师，日程排得满满的。我说：“沈老师，您悠着点儿，哪能每天都上四个小时的课呀，那还不累塌了？”那天公开课，沈湘给王真辅导《冰凉的小手》，尽情之处，沈湘跟王真一起“飙”上了辉煌的HighC，全场惊呆了！人们只是听说过他是中国最棒的男高音，现场的人，除了李晋玮之外，谁也没听他唱过。唱完，全场热烈鼓掌，王真拥抱着沈湘，说不出话。课后，我劝沈湘：“您的心脏负担不起，不能动情动声啊。”李晋玮说：“每次都说他，是要命还是要唱？可到那时，他总管不住自己。”
　　在回京的火车上，沈湘让我吃樱桃，我说：“沈老师，那是学员送您的。”沈湘说：“这还分什么你我呀？快吃！哎，有一首歌，《樱桃好吃树难栽》。再给我五年，不、不、不够，十年，我去全国各地辅导青年教师，他们都提高了，带出更多的学生。在国际上获奖，不是我的最终目的，我追求的是提高全民族的音乐水平。”
　　有段时间，沈湘受邀参加一个国际声乐论坛，就让我帮忙记录整理《中国美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言稿。一天，我刚到他家，他就叫我跟他下楼，采访喻宜萱。李晋玮说：“人家是让你发言，你采访别人干吗？”沈湘说：“喻宜萱、周小燕可算是中国第一代‘美声’歌唱家，我的发言是谈中国‘美声’的过去、现在，她们又教出过不少歌唱家，我的发言必须得有她们的内容。周小燕，我们已经交流过了，就差喻宜萱的了。”沈湘同喻宜萱聊了两个多小时，我在旁边做记录。沈湘问得很细，细到喻宜萱开音乐会的曲目、伴奏，在美国是怎么学的、跟谁学的，解决了什么问题。回国后又是怎样开展教学，学生有谁，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等等。
　　我帮沈湘整理完发言稿，沈湘又和我逐字逐句地推敲措辞，他说：“我们一定要说老实话，实事求是。”之后在香港召开的“国际美声论坛”，沈湘的发言又引起轰动，与会者们的评价是“全面、客观、准确”。
　　1993年春节，我请沈湘、李晋玮夫妇到家里吃饭。我做得太糙了，生怕沈湘没胃口。他夹一块牛肉，连着筋头巴脑和肥油送进嘴里。我说：“那些就别吃了，扔了吧！”他说：“什么？这么好的东西浪费了？”我问：“您能吃肥肉？”他说：“舍不得咽。”李晋玮说：“他胃口可好了，什么都能吃。我们家吃菜，没有糟践的，什么萝卜皮、芹菜叶，他都爱吃。”
　　沈湘说：“我的消化能力还不错。我学唱、教唱也这样。有人只知道我好意大利歌剧，却不知我也好京剧。我当初京剧的唱片，不比西洋的少。1976年，我在杭州，跟京剧大师陈大沪聊了一夏。他说京剧，我说‘美声’，找它们的共同点和独特味。比如，意大利歌剧有咏叹调，也有宣叙调，人家是轻重音，说话也在腔里。（这种状态）一是为了让后排观众能听清台上演员说什么，因为没有音响，平常生活中那种说话（状态）不打远；二是说着说着就唱，变起来很方便，都在一个腔里。京剧也有类似咏叹调或宣叙调，就是道白或念白。京剧行里说‘千斤道白四两唱’，就是道白全在腔里，目的同样是让后排观众都能听清内容，是为了由说到唱过渡方便。意大利美声唱法的发声方法和京剧的发声方法有一些相通之处的。如京剧的铜锤花脸有十六字诀——气行于背，声贯于顶，勾住眉心，脑后摘音（筋），我在‘美声’教学中也常用此法。我觉得在我国民众中广为流传的戏曲、曲艺、民间唱法是科学的。只有不科学的个人，没有不科学的剧种。”
　　1993年3月，沈湘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大师班，学员是二十多位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歌唱家和青年教师。沈湘又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地工作，下课回到家，我见他瘫坐在沙发上，连话都不想说。
　　有一天，李晋玮找到我说：“沈老师住院了，面部神经麻痹。”我急忙陪李晋玮赶到北京市急救中心。沈湘见我来了，很高兴，招呼我到他跟前，“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嘴歪了，这下演坏蛋不用整形了。”我心一酸，“沈老师，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中医讲这就是中风，一定是开大师班累的。”沈湘说：“带相机了吗？给我照张相。”李晋玮说：“照什么照，难看死了。”沈湘说：“现在不留下纪念，以后就没了。哎，这头一回大师班没开完！你赶紧跟学校说，告诉学员，等我出院了，继续上课。还有，这届全国政协会我参加不了了，你能不能帮我写篇提案，谈谈音乐文化建设问题？”我说：“沈老师，您安心养病吧，别操那些心了。”沈湘说：“还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请我参加艺术委员会，他们的系列音乐会我帮着策划了，这是好事。你找组委会，让他们把证书给我，别忘了给我音乐会的票。”
　　5月底，沈湘出了急救中心。我陪他抱病看了中央歌剧院新排演的威尔第歌剧《弄臣》，在首都剧场。看完他对我说：“这个俄罗斯大导演安西莫夫处理得不好。歌剧应以音乐为主，否则改话剧得了。我们介绍一部外国歌剧不容易，为什么不忠实原作？安西莫夫有些删改，破坏了音乐的整体性。如最后一幕，利戈莱托发现杀的是自己的女儿吉尔达，父女俩有一段非常美的二重唱，这是全剧的音乐高潮，全场的情绪集中在此，这是悲剧（性）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唱完之后，吉尔达才死。可现在，唱段没了，只剩诅咒，分量大减。你写文章，一定要把我的意见说了。”
　　1993年6月，沈湘转到阜外医院治疗。我每次去看他，他总希望我能带去音乐界的新鲜事，还有音乐书刊等。9月的一天，我拿了照相机。沈湘问：“你什么意思？”我说：“您现在的样子挺瘦的，以前我从未见过，想给您留个纪念，要不以后您胖了，又该遗憾了。”给沈湘照完相，他说：“我喜欢胖。现在倒好，什么都不敢吃，我馋呀，最想吃米粉肉。”没想到，这成了沈湘生前最后的照片。
　　1993年10月4日，沈湘逝世。我赶到沈湘家时，李晋玮很平静，“四个月前，我就知道了今天。医生说，他那仅五分之一工作的心脏也衰竭了，他负担太重了。”
　　赵登营跟我说：“就在夜里抢救的时刻，沈老师还叮嘱医生护士轻点儿，别影响别人休息。我以为肯定能救过来，因为沈老师跟我说过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干。但沈老师说不了话了，我抱着他，他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理解，那是让我们再想想办法。办法都用尽了，我感觉沈老师身体慢慢软了，这次没能救过来。”李晋玮说：“医生说，他用这五分之一的心脏又工作了六年，在呈现声乐艺术巨大成就时，也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八宝山，沈湘的追悼会上，没有放传统的哀乐，播的是威尔第的《安魂曲》。我听此曲，仿佛沈湘还在，《安魂曲》里的男高音，仿佛就是他唱的。
　　学人用“文化昆仑”喻钱锺书。沈湘去世二十八年了，今天我想用“音乐文化昆仑”喻沈湘是恰当的。“昆”为多；“仑”的甲骨文“侖”，像编辑成册的书，因为古代用竹简制成书册。在高空俯瞰我国西部群山，世界屋脊，极像一册册的侖书，所以古人就把这些群山命名为“昆仑山”。
　　沈湘在世和刚离世时，由于离得太近，我们就如同站在昆仑山的山脚下，看不出他有多高。他离开我们二十八年后，就像站在远处看昆仑山——沈湘太高大了，而且丰厚。“读”沈湘，我要读一辈子。
　　（作者单位：中央音乐学院）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