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1919—1939年发生的事情塑造了现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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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出版社/创造文化价值

西班牙入侵摩洛哥

1925年1925年9月8日，一支西班牙军队在独裁者米戈尔·普里莫·德里维拉亲自率领下，以西班牙外籍兵团的一支分遣队为先锋，在摩洛哥地中海沿岸的阿尔西马斯海湾登陆，率领外籍兵团分遣队的是一位日前刚刚晋升的年轻军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确是一名独裁者，不过和其他独裁者不同的是， 他会听从别人的意见，偶尔还会允许其他人对他施加影响。通常情况下这会转化成一种力量，有时候有些建议还不如不听的好。以入侵摩洛哥为例，他一开始认为，任何介入北非的行动都将是对时间、金钱和人力的浪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他没有变成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至少也成为一个鼓吹用军事入侵来维护国家利益，洗刷西班牙耻辱的人。

一名西班牙士兵守卫着登陆后的阿尔西马斯海湾的海岸线

尽管西班牙和北非之间的距离很近，但在19世纪以前，摩洛哥并未遭受大举入侵。普里莫·德里维拉并非唯一发现这个国家无利可图的人，除了狭长的海岸地带还算肥沃富庶之外，其余的广大地区都被土壤贫瘠、人烟稀少的里夫山脉所占据。

和居住在非洲其他地区的黑人相比，住在摩洛哥的阿拉伯居民虽然数量少，但更有决心和能力保卫自己的领土。入侵摩洛哥注定是一桩事倍功半的买卖，19世纪欧洲殖民者往往倾向于向更南的地方进军，占据更加富庶、更易得到的领土便不足为奇了。但是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一旦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这些积极干涉北非事务的欧洲国家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一地区，很显然，这个未来征服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样可怕。理论上这个国家处于菲斯的苏丹的统治之下，但苏丹实际控制的区域不到这个国家的四分之一，剩余的广大地区由相对独立且经常混战的各个部落控制。

欧洲殖民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控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或者可以驱逐现在的苏丹，或者将他立为傀儡，让他对自己言听计从。英国和法国都声称自己是摩洛哥实际的统治者，但是对他们来说，更好的办法是利用西班牙来统治该国的北部地区。德国人在这一地区没占到什么便宜，1911年7月，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德国气势汹汹地派遣一艘炮艇赶赴摩洛哥，最后他们不得不承认，将力量集中在他们在刚果南部获得的广大地区上更有利可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放松了对非洲的侵略，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至少西班牙自己认为它已经成为摩洛哥广大地区的实际控制者。当然这只是西班牙一厢情愿的想法，不管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私下里达成了什么交易，他们都不可能与该国的阿拉伯居民进行协商。局势很快变得明朗，阿拉伯居民很可能进行顽强和勇敢的抵抗。

虽然阿拉伯人勇敢而顽强，但他们并不团结。摩洛哥的大部分阿拉伯人都非常痛恨西班牙人，但对阿拉伯同胞的厌恶同样一点也不少，而且非常普遍。让西班牙人感到欣慰的是，任何苏丹，更不用说各个部落的首领，似乎都不可能迸发出严重威胁他们地位的民族情感。1920年，一位曾经做过老师和公务员的名叫阿卜德·埃尔·克里姆的人，早期触犯了西班牙当局，后来还曾因参加反殖民活动而被捕。他对西班牙入侵实际上各自为政的部族地区感到震惊，决心团结分布在里夫山脉的各个部落来抵抗入侵者。领导西班牙驻摩洛哥军队近10年的西尔维斯特将军用轻蔑的态度对待阿拉伯人的反抗— 在那时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认为新出现的这一威胁根本无足轻重。他说，阿卜德·埃尔·克里姆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连一个排都指挥不了，更别说率领军队抵抗西班牙人了。即便一支由250人组成的分遣队在阿巴兰遭到阿拉伯部族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时，他也没有改变这一观点。他认为西班牙军队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当地指挥官粗心大意才自取灭亡。

他，西尔维斯特会尽快恢复原有的秩序，不过他严重低估了阿卜德·克里姆所率军队的数量和战斗力，最后被迫下令撤退。这次撤退很快变成一场溃败，西班牙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西尔维斯特和所有的参谋也在战斗中丧命。西班牙人的这次失败不仅造成近2000名官兵丧生，还失去了对摩洛哥东部绝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更重要的是，至少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看来，这场溃败让西班牙军队的名声扫地，或许比这更重要的是，这场溃败对西班牙岌岌可危的信誉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1923 年9月，西班牙爆发政变，普里莫·德里维拉通过这次政变上台，如果西班牙军队没有在摩洛哥遭遇溃败，这场政变根本就不可能爆发。普里莫·德里维拉虽然明智地意识到在北非进行冒险活动是不值得的，但如今西班牙军队的声誉受到了威胁。这个血海深仇一定要报，而且要马上报：他向西班牙人民做出承诺，一定会“迅速、体面、明智” 地结束摩洛哥的动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将西班牙在摩洛哥内陆的残余势力撤到沿海地区，这让他的支持者中的沙文主义者大为不满。“欲进先退”的确是一项既定的战略原则，但西班牙的军队被一群他们视为乌合之众的人击败，倍感耻辱的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这一原则。

年轻而野心勃勃的步兵统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也没有立即执行这一战略。佛朗哥在一个不幸的家庭中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蛮不讲理的浪荡子，母亲则接受了极端严苛的宗教信仰。他是家中弱小而不受重视的那个孩子，更糟糕的是，还要被他那些强壮的兄弟欺负。他参军的时候只有5英尺3英寸高，声音又尖又细，在恃强凌弱的军队里，他似乎会成为潜在的受害者。在军校的学习成绩（312名学生中他排名250名）也没有表明他会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勇敢无畏、完成艰巨任务的能力以及对军纪的严格遵守使他从年轻军官中脱颖而出，人们都认为他会成为西班牙一个伟大的人物，甚至会成为西班牙最伟大的人物。他认为，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军事存在不仅要维持，还要恢复到全盛时期的兵力。

当普里莫·德里维拉宣布放弃仍由西班牙控制的大片领土时，佛朗哥感到万分失望。正是因为他的坚持（以及普里莫善于听取他人意见），这个政策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修正，并在一定范围内减少撤军的数量。如果阿卜德·埃尔·克里姆没有卷入与另一个殖民大国— 法国的纷争的话，西班牙可能永远都不可能恢复他们在摩洛哥原有的势力。法国认为阿卜德·埃尔·克里姆的崛起对他们造成了威胁：他们认为应该在更多部族首领聚集到他的麾下，以及西班牙仍实际控制这一地区之前彻底摧毁克里姆的势力。阿卜德·埃尔·克里姆接下来的做法正中法国侵略者的下怀：他率先对法国军队发起攻击，他可能认为自己这样做只是先发制人。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他想表现得像一个攻击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防御者。克里姆寄希望于摩洛哥的法裔部族能尽快加入这场解放战争，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大部分部族采取了观望态度，有些部族甚至认为他们所了解的法国殖民势力比里夫的部族强得多，反过来积极支持殖民势力。

1925年底，摩洛哥的法西联军宣布，里夫山区部族的进攻虽未被完全击败，但也基本上得到遏制。反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西班牙在摩洛哥的阿尔西马斯海湾登陆，这个海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东100英里左右。一旦成功登陆，西班牙军队就可以直接进攻阿卜德·埃尔·克里姆在阿加迪尔附近的大本营，或者把他的军队驱逐到深山老林里。这次入侵计划似乎不会遭遇太多沿海防御工事，不过一旦登陆的消息被摩洛哥人得知，他们一定会集结一切能够集结的力量赶赴沿海地区。“西班牙无法维持沿海悬崖峭壁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是巨大的财力消耗。”普里莫·德里维拉一年前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起初登陆时派遣足够的兵力是至关重要的，使侵略者在遭到可能发生的猛烈反击时不仅能保存实力， 还能迅速向内陆推进。一支舰队在考塔和梅里利亚集结，这两个港口分别位于阿卜德·埃尔·克里姆控制地区的西部和东部。

运送入侵者的船只种类繁多，外表破烂不堪，看起来更像是1940年运送从敦刻尔克撤退的英法联军的杂色商船，而不是4年后运送他们返回欧洲的专业舰队。这次行动本身也故意显得不那么正规：军舰上灯火通明，士兵们高声唱着歌驶进了海湾。实际上，西班牙士兵的遭遇非常悲惨：运载佛朗哥和他的军团的登陆艇停在浅水区，最后的进攻需要士兵蹚水登岸后完成，有时候海水会到达他们的脖子，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把武器高举过头顶，甚至这样都无法保证武器的干燥。曾经有一度他们的处境似乎十分危险，不得不下令全体撤退。佛朗哥认为，如果军队撤退，引发的伤亡和继续向前推进差不多，甚至更为严重。而且，取消行动会对军队的士气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此他拒绝撤退。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损失是惨重的，约有100名士兵在登陆过程中丧生。但是自第一批士兵成功登陆的两个小时之内，就有8000多名士兵成功登陆，巩固了他们的阵地。如果局势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佛朗哥的军事生涯也就画上了句号，不过那一天他成为西班牙人民心中的英雄。战斗异常激烈，双方都不想对敌人手下留情。摩洛哥人以被俘为耻，而且以残忍对待战俘而闻名；不管结果好坏，西班牙人都决心放手一搏。佛朗哥在日记中冰冷地写道：“那些负隅顽抗的摩洛哥人全部沦为了刀下鬼。”“死亡万岁！死亡万岁！西班牙士兵这样呐喊着在战场上厮杀。”9月的那一天，他们展示了为什么这是最适合他们的战斗口号。虽然西班牙人巩固了陆地上的阵地，但是战争远没有结束。两天之后，摩洛哥人猛烈的反攻才被击退，半个月之后，普里莫·德里维拉才下达了全面进军的命令。那时，战争虽未结束，但基本上已经胜利了。摩洛哥驻扎着2.5万名法国士兵，西班牙人从阿尔西马斯海湾向前推进，两面夹击之下的阿卜德·埃尔·克里姆注定要失败。他虽然英勇作战，但最后不得不屈膝求和。苏丹被确立为整个摩洛哥的统治者，但实际上他只是殖民者的傀儡罢了。

阿卜德·埃尔·克里姆选择向法军投降—他认为自己如果落入西班牙人的手中，肯定难逃一死，这一想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最终他被流放到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岛。即使在他离开之后，摩洛哥人的反抗仍在继续，不过这只是些零星的游击战争，对于已经掌握大势的西方来说，这充其量是一种滋扰，而不会构成严重威胁。1927年，摩洛哥完全沦为侵略者的保护国，直到1956年，它才逐步实现完全独立。普里莫·德里维拉一时间被誉为英雄，但这种荣耀却未能维持多久。1923年，当他攫取政权时，他由衷地相信，西班牙将来必然会重新崛起为一个完整的、真正民主的国家，而这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插曲罢了。不知何故，这一刻似乎从未到来。

就像独裁国家经常发生的那样，政府以维持法律和秩序为借口，要求被赋予越来越大的权力。即便得不到军队的全力支持，也需要他们对此默不作声。普里莫·德里维拉实施的改革是正确的， 但是对于那些受到影响的军官来说，这些改革便是颠覆性的，因此德里维拉逐渐失去了军官的支持。经济形势逐渐恶化，严重的通货膨胀使中产阶级对他丧失信心。即便如此，与其说德里维拉被赶下了台，不如说他是厌倦了政治斗争而自愿离场。他选择到巴黎定居并在几个月之后离世。德里维拉的亲信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不允许自己重蹈他的覆辙，相反，他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军事实力，取得辉煌的军事成就，1935年，他已经晋升为西班牙的陆军参谋长。

1936年7月，佛朗哥发动军事政变， 西班牙内战旋即爆发，两年的内战令西班牙生灵涂炭。早在内战结束之前，军队为了实现统一调度，早把最高指挥权授予了佛朗哥。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起初佛朗哥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就像西班牙的前任领导人普里莫·德里维拉一样，他一直没能等到合适的时机。直到1975年去世，他一直是西班牙毋庸置疑的统治者。

延伸阅读提示

大卫·伍尔曼的《里夫山区的反叛》（伦敦，1968年版）， 描绘了摩洛哥在这十年动荡中的一幅精彩画卷。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角色，最翔实的资料莫过于阿卜德·埃尔·克里姆的回忆录。该回忆录分两卷出版，分别是《阿卜德·埃尔·克里姆回忆录》和《回忆录2：法国-摩洛哥危机》（巴黎，1927年版和1984年版）。所罗门·本阿米的《法西斯主义：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独裁》（牛津，1983年版）和保罗·普莱斯顿的《弗朗西斯科传》（伦敦，1994年版）都是有关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雷蒙德·凯尔的《西班牙：1808—1975年》（牛津，1982年版）概括叙述了这一时期的总体情况。

大罢工

1926年 “大罢工不只是劳资纠纷，它必然会引发颠覆政府，剥夺民众权利与自由的革命运动。”

事实证明，《每日邮报》的编辑对事实略带党派偏见的描述正是激起他所谴责的现象的催化剂。印刷工人拒绝排印这段令人不适的文字，斯坦利·鲍德温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有意干涉新闻自由， 所谓的自由，当然是报纸所有者决定其报纸政策的自由，而不是记者或印刷工人维护自己观点的自由。尽管工党和保守党一样，不愿意与任何带有革命意味的事件扯上关系，最后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支持那些反抗的印刷工人。除了劳资双方中寥寥无几的极端分子之外，其余人对对抗没有任何兴趣。实际上，一些雇主对工人抱有同情的态度，乔治五世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在评价他们之前，请试着用他们的薪水生活一段时间。”

虽然工会在这一正义的事业面前更加团结，但他们也不再急于对雇主开战。无论从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来看，大罢工都会动摇社会结构，将国家推向内战的边缘。对于普通的英国人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简直不可思议。然而，1926 年5月3日午夜的前一分钟，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英国工会联盟决定进行全国总罢工。

警察和示威者在罢工期间互相推搡，这张照片并不表明双方存在深切的敌意

世界似乎仍在继续，即便不是一如往常，至少也没有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实际上，普通英国人没有必要对这场危机感到大惊小怪。大约不到10 年前，英国就曾爆发过全国大罢工的预演，煤矿工人再次充当了罢工的急先锋。煤炭价格暴跌，再加上政府退出煤炭行业的直接运营，煤矿主自然想延长矿工的工作时长，同时降低他们的工资。

矿工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条件，煤矿主们就关闭煤矿，让矿工们无工可做，企图用这种方法让矿工们屈服。煤炭工人联合他们的传统盟友—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一同罢工， 这次罢工让英国社会陷入瘫痪。不过工人们的联合战线首先破裂了，罢工还未取得任何实际效果便偃旗息鼓了。矿工们只坚持了几个星期便选择与煤炭主和解，接受了煤炭主提出的苛刻条件，有些甚至比煤炭主起初给他们的条件还要糟糕。就这样过了8年，该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仍掌握着近四分之三的财富，最终能上大学的学生不到总数的1%。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尤为显著的就是工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工人也越来越团结。1921年，要求工人对雇主的要求做出训练有素而坚决的回应还是天方夜谭，现在却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煤炭工人再次起到了先锋带头作用，他们的处境很难不引发人们的同情。大部分工人的工作环境极为恶劣，有时还相当危险，但是他们的工资却只能勉强糊口。

公平起见，我们必须承认，煤矿主并没有因为煤矿工人的苦难而大发横财。煤炭的确曾是煤炭主巨额财富的来源，但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几乎每一年，英国煤炭的开采成本都要高于市场价格，煤炭工业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依靠政府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斯坦利·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越来越不愿意参与煤矿工业的运营。在这种情况下，煤矿主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进行内部整顿。效果最显著的方法是要么缩减劳动力的规模，要么降低工人的薪酬标准，最好二者同时进行。

鲍德温急于让政府尽可能远离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争论，但是矿工和煤矿主想要达成某种协议，争吵和讨价还价是不可避免的。相比于内阁大多数成员，尤其是争强斗胜、桀骜难驯的温斯顿·丘吉尔，他更多地看到了这次争论的两面性，并做好了随时敦促双方达成协议的准备。虽然想恰当地处理，但他也尽可能地避免冲突，因此保守党政府不可能进行果断的干预。如果说有人能凭借个人之力扭转谈判的进程，这个人非运输和杂务工工会的缔造者欧内斯特·贝文莫属。令人敬畏的欧内斯特·贝文虽然没有煽动罢工，但他坚信必须与雇主进行斗争，即便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工会工人必然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即使没有贝文，到1926年初春，全国总罢工也或多或少地形成了难以阻挡之势。工会已经做好了应对薪酬降低的准备，但是相应地，他们认为煤矿主也应该接受收入减少的事实。这一状况在理论上是暂时的，但实际上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工会认为他们做出了太多让步，“我们努力过，我们恳求过，我们祈祷和平，我们对和平仍抱有期望，我们的国家需要和平。”工会中最具影响力，或许也是温和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J·H·托马斯劝诫道。工人们反驳道，我们的确也像工会一样渴望和平，尽管我们在经济上做了最大限度的让步，甚至有时会超过这个限度，但雇主们还是傲慢地拒绝了他们提出的条件。许多左派和右派人士都认为，大罢工很容易就演变成内战的先兆。鲍德温却认为这是杞人忧天，“我所期望的一切在这一刻都化为泡影，”他断言，“但是我的信仰丝毫没有动摇，我也没有丧失勇气，过不了多久，和平天使会带着弥合分歧的良方再次回到我们中间。”

不过，和平天使创造奇迹也需要一段时间，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实际上就是宣布国家进入战时状态，这一点在伦敦市中心表现得尤为明显。海德公园暂停向公众开放，俨然变成一座军营，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暴力冲突。除此之外，各地运送的粮食也堆放在这里，以便向首都及周边地区派发。火车站几乎全部关停，建筑工地上空无一人，公交车也全部停运，全国约有250万工人参与了这次总罢工。

当然了，更多的工人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小店主、出租车司机、电影院引座员、餐厅服务生，不管如何看待这次大罢工，他们都认为这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但同时这也引发了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些人想要继续工作就必须前往工作地点， 但他们所依赖的公共交通工具几乎全部停止运营。许多有车的工人都选择开车上班，并尽可能多地搭载有意愿上班的工人：结果是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交通堵塞，当火车或公共汽车由不熟练的志愿者驾驶时，大大小小交通事故的数量急剧增多。

这次罢工最显著的受害者就是全国的新闻界，印刷工人全部罢工， 不管持何种政治立场，几乎所有的报纸一夜之间都从市面上消失了。温斯顿·丘吉尔主动接管了《新闻晨报》，并创立了一份反对罢工的单张报纸， 取名为《英国公报》。英国广播公司竭尽全力在罢工者和拒绝罢工者之间保持中立，但那些一直以来对其内容不满的人，不可避免地将其视为政府的喉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大罢工最显著的特点是，在轻而易举就会转化成灾难性对抗的局势面前，双方都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克制和理性。

自愿在罢工的公交车上担任售票员的牛津大学毕业生发现，他的努力会引来一些人的嘲笑，有时还会面对或多或少的敌意，但没有人遭受私刑；同样地，罢工者总是破坏那些试图维持正常公共秩序的人的努力，虽然他们总是遭到阻挠，但很少被逮捕或起诉。《泰晤士报》的办公楼被放火焚烧， 但这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且同时遭到罢工领导者和雇主的强烈谴责。更为有趣的是，罢工者和警察还在普利茅斯的球场上进行了一场公开赛。大约1万名观众观看了这场比赛，比赛由郡警察局长的妻子开球，警察一方还故意以1∶2输掉了比赛。这些事件似乎表明，公事需要公办，但即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仍有许多更重要的因素需要考量。我们都是英国人，相比于罢工带来的一切苦难，人民的宽容和正直才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种宽容能持续多久是另一回事，随着罢工的持续，人们的脾气无疑会变得越来越暴躁，怨气也会越来越重。罢工持续到四五天时，发生的暴力事件显然比最初两天要多得多，不过总体上人们还是保持了克制。政府和雇主当然希望这种克制情绪继续下去，好像胜利的天平在向他们倾斜。罢工伊始，政府就迅速将煤矿工人和工会中的其他工人区分开来。如果能分化一部分工会，或者让他们怀疑，为了满足公会中一部分人的不合理要求，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利益，即使没有取得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至少也胜利了一半。

不幸的是，至少那些将工人的团结放在第一位的人看来，工会的领导人的确在考虑，是否有必要为了煤矿工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且这种顾虑越来越深。工会的资金捉襟见肘，越来越多的工人宣布停止罢工，回到工作岗位，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5天之后，之前一直主张保持低姿态的斯坦利·鲍德温认为是时候进行干预了。他用出乎意料的温和口吻发表了全国讲话：将煤矿工人的行为—虽然不明智，但是是对工会权利的合法使用—和违反宪法原则的全国总罢工—一个未经选举的团体对“社会的直接攻击”，这个机构在扰乱国家的工业和金融业之前，甚至都没有和自己的成员商量—区分开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低调、专注、节制、准备（或许是真诚的）承认工人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并承诺在罢工结束之后，平息工人的这些不满。首先，鲍德温强调，虽然罢工必须结束，但雇主们不能被迫进行谈判。

幸运的是，参与罢工的工人已经被分化，团结阵线已经瓦解。到第一周结束时，越来越多的火车和公交车已经恢复运营：部分是由于车技不甚熟练的破坏罢工者的努力，虽然他们有时会造成交通事故，但也随时准备填补空缺。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罢工者回归工作岗位，从一开始，他们就质疑这次罢工能否取得胜利，随着罢工的进行，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们对罢工也就失去了兴趣。他们发现，回归工作岗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雇主心怀怨恨，对于那些积极参与罢工，或者鼓动其他工人一起参与罢工的工人，在重新雇用时百般刁难。

煤矿工人的决心，或者说是固执，使得罢工还在继续。实际上，和绝大多数一同战斗的工友相比，他们的损失是最小的，而且准备忍受其他工友无法忍受的贫困。他们的这种决心让同在工会中的工友近乎绝望。工会理事会主席阿瑟·皮尤以沮丧的心情和清醒的头脑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如果煤矿工人在重返工作岗位后仍然不同意谈判，工会作为一个整体不得不支持他们：不管愿意与否，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工会在这场巨大的消耗战中败下阵来”。工会改变主意的确切时间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在5月11日星期二深夜，那一天，煤矿工人最终拒绝了工会作为一个整体认为可以接受的，甚至算得上慷慨的妥协方案。“我想知道，我们还需要向煤矿工人匍匐跪拜多久？”皮尤问道。没过多久他就得到了答案。

政府嗅到了胜利的气息， 感受到了民心所向，公然甚至带有炫耀意味地对工人宣战，军队在惠灵顿兵营集结，装甲车浩浩荡荡地开进牛津街。鲍德温似乎从未想过要诉诸武力—当然，工会领导层的态度也从未让他认为有必要这样做—但是， 如果政府认为有必要诉诸武力，那么果断而明显地表露出自己的决心，不仅是对雇主的承诺，也是对工会的一种威慑。5月12日上午晚些时候，当由J·H·托马斯率领的工会代表团进入唐宁街10号时，工会实际上就已经屈服了。“只有停止罢工，首相才会接见你们。”贺拉斯·威尔逊先生告诉他们。我们就是来停止罢工的，托马斯回答道。工会竭尽全力掩饰他们的彻底失败，罢工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煤矿工人获得公平，至少是更好的待遇，他们声称对现在已经实现这一目标感到满意。

对于他们营造的这种令人欣慰的幻觉，鲍德温乐见其成。他努力展望未来，而不是得意扬扬地回顾过去。“我们应该本着精诚合作的精神继续前进，”他宣称，“把所有的敌意和怨恨都抛在脑后吧！”乔治五世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罢工者的顽固态度和雇主的存心刁难曾一度让他近乎绝望。“让我们把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以及所造成的一切痛苦忘掉吧，”他恳求他的臣民，“只需要记住我们的国家依旧稳定有序。虽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实现永久的和平。忘掉过去，只有团结的民族才能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这篇日记显示了他的如释重负，尽管这个国家陷入分裂的危险境地， 参加罢工的工人多达400万，但没有发生一起枪击事件，暴力冲突也寥寥无几。乔治五世评论道：“这显示了我们是一个多么优秀的民族！

”他的结论或许有些武断—“优秀”一词太过夸张—但是，所有的英国人，不管是雇主还是被雇用的工人都表现出了极度的克制和冷静。他们似乎也接受了这样一个理念：在权衡利弊的时候，国家利益至少应该和个人利益同等重要。大罢工当然不是英国人民值得引以为傲的事情，但也绝不是应该感到耻辱的事情。

延伸阅读提示

在撰写这一章节时，安妮·铂金斯清晰易懂而又充满智慧的作品《英式大罢工》（伦敦，2006年版）让我受益良多。关于这一主题，早期的著作还包括基思·莱伯恩的《1926年大罢工》（伦敦，1993年版）和玛格丽特·莫里斯与杰弗里·斯凯利合著的《1926年大罢工》（伦敦，1976年版）。

|文章节选自《战争之间》

|图片来源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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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 菲利普·齐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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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从1919到1939，“二十年停战”期间，衰败的欧洲正走向毁灭之路；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政治、军事、文化、科学、经济、社会运动的变化发展仿佛无数曲折的支流，彼此交叉、汇合、分离，最终汇入同一片海洋。本书选取的历史片段，既有“希特勒上台”的主题，又有“查科战争”这样“并不起眼”的素材，前者已经过于熟悉，后者似乎只是不断重复的历史又一次翻版。而作者正是在变动与永恒之间定位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尽管笼罩在两次大战的阴影中，也很难说这段日子是平静幸福的，但众多普通民众的生活不能说是难以忍受的。不管个人的感观如何，时代的巨轮仍不可逆转地向前转动。1919—1939年发生的事情塑造了现在的世界，了解这一段历史，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世界目前的问题和困境。

尽管十分困难，但作者并不满足于单纯地重述历史事件，而是希望用优雅的评述表明自己的立场，特别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欧洲的坠落与世界的改变。本书同时还列出了相关领域的重要著作，为希望进一步阅读的读者提供方便。

作者简介：

菲利普·齐格勒，英国传记作家、历史学家，曾在英国外交部任职，蒙巴顿伯爵和爱德华八世的官方传记皆出自他手，另外还著有《黑死病》等作品。

译者简介：

周旭，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史专业，主攻美国史方向。出版《华侨抗日故事》，翻译《英国史》（卷三）、《自然物语》、《骗局之王》《他乡暖阳》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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