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武丁中兴及傅说辅政-一起学习历史知识（18）

很多人都读过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其中开篇中提到的几个人物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文章中提到的傅说就是商代时候辅佐商王武丁，实现商朝的国力增强，达到武丁中兴盛世的一代圣人。我们今天就简单聊一聊武丁中兴和傅说辅政。

武丁是盘庚的侄子。盘庚死后把王位让给自己的弟弟小辛，小辛死后王位让给弟弟小乙，小乙死后王位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武丁。

武丁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帝王，在接替帝位的时候，就清楚的知道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就一定要找到能人来辅佐自己。而这时他听说自己国境内有一个人叫傅说，就去拜访傅说，而傅说跟武丁纵论古今，让武丁心服口服，就想要让武丁当丞相来辅佐自己。

但武丁的出身不好，传说傅说的族人承担着治水修路的重任，当时由于还没有砖瓦等烧制技术，用土来堵水修路的效果都不大好。傅说很聪明的想到了版筑的技术，就是用两个木板和木椽夹在一起，中间填土，石灰和草泥，用杵将土捣实，这就是版筑技术。通过版筑使得墙体的强度大大提升，甚至可以抵挡洪水的侵蚀。傅说因此而闻名，所以孟子提到傅说举于版筑之间。

但傅说的身份比较低微，有传说说他是奴隶身份。所以要想破格提拔傅说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 历史记载武丁为了提拔傅说，不让贵族阻挠，就三年不言，然后又通过假造先王托梦，让下属寻找傅说，说是先王的意思。商朝是信奉鬼神和祖先的朝代，既然是先王的托梦，那么贵族和大臣也就无话可说。

而傅说也没有让武丁失望，他建议武丁采取了：治乱罚恶，畏天保民，选贤取士，辅治开化的手段，缓和了王室和宗亲，国家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在武丁时代，朝堂内部有傅说，甘盘，祖己等有名的贤人，对外对不断侵袭自己的工方，土方，荆楚等部落和国家展开讨伐，使得自己的势力范围拓展到了江汉等领域，从而让商的统治达到了鼎峰。

在《尚书说命中》中记载下来武丁和傅说之间关于国家治理的一些对话，这些对话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

惟说命总百官，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兹，允兹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黩予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

　　王曰：“旨哉！说。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闻于行。”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忱不艰，允协于先王成德，惟说不言有厥咎。”

这段文章中讲到：

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

意思就是国家治和乱重要的在于官员。所以官员不能任人唯亲，要举贤荐能。

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

意思是做事情一定要做好准备，有准备了才没有后患。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意思就是这些道理都很简单，但难度在于施行。

关于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后人在《贞观政要·慎终》中也有所提及：“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只去了解它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去做；去做也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善始善终。

在后世的儒家中，把傅说立为了圣人，而傅说的知行说也影响后世的儒家学说，比如朱熹就提到：“论先后，知在先，论轻重，行为重”实际上就是对知和行的进一步阐述。而到了明代的王阳明，更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这不得不说都是来源于《尚书》中傅说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道理。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一方面在说认知有的时候不难，但真正做起来会有难度。我们身边有些人就是说起理论知识一套一套，但真正让他担任实际工作，却很难展开，原因就是很多人都属于眼高手低，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些人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手段和能力，所以才造成了眼高手低的现状。而另外一方面也证明很多人实际上是在书房待得太久，对于现实世界是缺乏认知和了解的，所以为什么选拔干部要看重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很多家长总是希望孩子不要吃苦，能做办公室就不要下一线，但从客观上就造成了孩子是知上的巨人，行上的侏儒，而当在政府和企业里面得不到提拔的时候，这些人不会检讨自己没有一线的经历，而是牢骚满腹，满满负能量，这样的人在政府和企业里面的前途是堪忧的。

而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从学校的象牙塔到出国留学，到高校任教，对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缺乏认知，学习了一些所谓的西方的经验和理论，就拿过来往中国的现实社会来套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果政府不采纳就牢骚满腹，形成了社会的负能量。其实历史上这类人就被称为书呆子。行之难，一方面是执行能力的不足，而另外一方面就是知的偏差，所以学习知识不难，但在行中不断对认知进行修正更难。

如果让这些书呆子真正到了基层去处理实际问题，他们会发现国情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百姓的认知不同，矛盾的复杂程度也不相同，很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了基层却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在治理社会中，没有什么知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定是要跟本国文化，老百姓的认知和习惯以及风俗传统等做结合，其实这也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离开实践检验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问题，也是后来教员提出的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来源。这次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征程，其中最宝贵的经验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同阶段领导人的带领下，不断的修正和完善，才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我们走出的路是前人从未走过也没有经验可循的，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行的探索结果，这才是中国经验的神髓，这本身就体现了作为中国人，知行合一使我们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现代人提出知行合一，实际上是希望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执行力，言出即行，不要做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而同时也提出不要有刻板的认知，如果行动中遇到问题，要思考对知的改进，只有在实践中获得认可的知识才能被称为真理。

所以我们看到，三千多年前的古人就已经有对知行合一的思考，而这种哲学的思辨影响了中华文明上千年，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现代人更应该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