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新红：夏竦综论（2020年）

　　【摘 要】夏竦是考察北宋前期文学状况和政治生态的一个关键人物。他诗、词、文、赋，样样精通，特别是四六文成就很高，被王铚称为宋四六创作的集大成者。夏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赈灾、基建、教育、移风易俗等方面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得到了当时后世的肯定。他在任西北统帅时，在军事上主张防御的策略，这在当时是合理正确的决策，却与主战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西北战事不利，主要责任不在夏竦。庆历新政中，以石介《庆历圣德颂》为导火索，夏竦顽固地站在了改革派的对立面，改革的失败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失败的关键还是改革的时机不成熟。夏竦性格复杂，在历史上也是功大于过“，奸邪”二字绝非合适的评语。

　　【关键词】夏竦 奸邪 宋四六 庆历新政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宋诗汇评与考证》（编号19AZW009）。

　　谭新红：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夏竦综论 [期刊论文]谭新红-《国学学刊》2020年3期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契丹国突袭宋朝北部边境，夏竦之父夏承皓率兵迎击，以身殉国。①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秋雨不已，黄河决堤，河阳三城节度使夏竦奉诏监修。他以六十七岁高龄，亲冒淫雨，不幸染疾，回到都城汴京后不久去世。②父子二人同死于国事，然夏竦生前身后，不但未得片言夸赞，反而被目为“奸邪”③，这在中国历史中可谓尠矣，亦可谓怪矣！夏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文学成就如何？政绩又怎样？他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他被目为“奸邪”的过程以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都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一、夏竦的文学成就

　　宋代多通才，夏竦就是其中较早一位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通才。《宋史》卷二八三云夏竦“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云“竦学赅洽，百家及二氏之书，皆能通贯”②，都说他才华横溢，学问渊博。夏竦是欧阳修、宋祁之前北宋颇有影响的历史学家，曾编撰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正史。③他也是着名的古文字学家，着有《古文四声韵》五卷。夏竦更是文学大家，诗词文赋，样样精通。

　　夏竦的词虽然存世不多，然《喜迁莺·霞散绮》却影响很大。姚子敬选《古今乐府》，以夏竦此词为冠，吴师 道《吴礼部词话》誉之为“富艳精工，诚为绝唱”。④王国维《人间词话》甚至将此词与范仲淹《渔家傲》相提并论：“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⑤而夏竦此词创作时间要远早于范仲淹《渔家傲》。⑥在宋初词坛的 黯淡天空中，夏竦是为数不多的几颗星星之一。

　　夏竦七岁开始学习写诗⑦，江休复《江邻几杂志》云其少年作诗即“语意惊人”。⑧他十七岁时侍父监通州（今江苏南通）狼山盐场，曾在狼山渡口题《渡口》诗云：“渡口人稀黯翠烟，登临尤喜夕阳天。残云右倚维扬树，远水南回建业船。山引乱猿啼古寺，电驱甘雨过闲田。季鹰死后无归客，江上鲈鱼不直钱。”时人认为“后之题诗无出其右”。⑨夏竦知洪州时，曾在江州琵琶亭题诗，在众多琵琶亭题诗中也是独占鳌头。⑩夏竦能由武职而入文官，也得力于他诗写得好。据魏泰《东轩笔录》卷二载：

　　夏郑公竦以父殁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读书，工为诗。一日，携所业，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

　　拜于马首而献之。文靖读其句，有‘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之句，深爱之，终卷皆佳句。翌日，袖诗呈真宗，及叙其死事之后，家贫，乞与换一文资，遂改润州金坛主簿。夏竦因父亲死于国事而初授武职三班差使，后投《野步》诗于宰相李沆并得其赏识才得以改换文职。

　　夏竦诗颇有盛世气象，他在参加科举考试后曾写过一首《廷试》诗：“殿上衮衣明日月，研中旌影动龙蛇。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杨徽之一见，大为叹服，赞其有将相器。①夏竦诗歌的另一特色是写景自然贴切、神妙如画，如《天台道中》云：“驱马天台路，悠悠渐向晨。云开忽见寺，山尽偶逢人。细雨疏篁长，微烟古木春。行行遥驿道，落吹起轻尘。”“读者叹其幽静。”②

　　贴子词是一种特殊的诗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按贴子词者，宫中粘贴之词也。古无此体，不知起于何时。第见宋时每遇令节，则命词臣撰词以进，而粘诸阁中之户壁，以迎吉祥。观其词乃五七言绝句诗，而各宫多寡不同，盖视其宫之广狭而为之，抑亦以多寡为等差也。然此乃世俗鄙事，似不足以烦词臣而宋人尚之，岂所谓声容过盛之一端欤？今姑采录，以备一体。”③夏竦今存四十四首贴子词，是宋代较早也是较多创作贴子词的作家。

　　夏竦九岁开始学习写赋，曾师从宋初着名古文家姚铉。④十二岁时，“有试公以《放宫人赋》者，公援笔立成，文不加点”。⑤赋云：“嫦娥偷药，几年而不出蟾宫；辽鹤辞家，一旦而却归华表。”“天上和风，送神仙之二八；人间丽日，迎桃李之三千。”⑥竦之赋言整语丽、宏肆该博，已见于此冲龄之作矣。

　　夏竦四六文的成就甚高。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六云：“本朝名公四六，多称王元之、杨文公、范文正公、晏元献、夏文庄、二宋、王歧公、王荆公、元厚之、王履道。”⑦视夏竦为宋代十一位四六大家之一。王铚《四六话》卷上更称夏竦为四六文的集大成者：“先公言：本朝自杨、刘四六弥盛，然尚有五代衰陋气，至英公表章始尽洗去。”“四六之深厚广大，无古无今，皆可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谓四六集大成者。至王歧公、元厚之四六，皆出于英公。王荆公虽高妙，亦出英公，但化之以义理而已。”⑧夏竦之于宋四六，犹如杜甫之于诗坛、周邦彦之于词坛，地位可谓高矣！

　　夏竦十一岁开始学习作文，十七岁时已“善属文，为时人所称”。⑨二十一岁他在丹阳做主簿时，曾上书宋真宗乞应制举，所上书得到了真宗的“再三赏激”。⑩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云：“（夏竦）为文章闳衍瑰丽，殆非学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册，屡以属之，其誉满天下。”王珪所言不虚。夏竦三十岁迁知制诰，朝廷重要文件的撰写都离不开夏竦。比如天圣四年，宋代着名医学家王惟一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夏竦奉旨为其撰序。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新编修君臣事迹》修成，真宗赐名《册府元龟》，王钦若等编修官请真宗制序，乞表由夏竦撰制，真宗赐序以后的谢表也由夏竦撰写。大中祥符七年三月，寇准等文武百官表请赴国子监观太宗御书，宋真宗允之，谢表《代寇相公谢诏允百官国学观先皇御书表》由夏竦代作。大中祥符七年五月，宋真宗写了首《奉祀礼成述怀》的五言百韵长诗，赏赐给馆阁官并命令都要有和作，大臣们纷纷乞求免作， 乞免表亦由夏竦代作。①如此之类的事例尚多，在在可见夏竦朝中第一写手的实力。

　　夏竦之文风格富贵典雅，这在他尚未入朝为官时即已显现出来。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云：“本朝夏英公亦尝以文章谒盛文肃，文肃曰：‘子文章有馆阁气，异日必显。’后亦如其言。”②盛度的体认后来得到了欧阳修等人的进一步发挥。佚名《群书通要》己集卷二“儒业门”云：“宋夏竦以文谒盛度，度曰：‘子文章有馆阁气。’欧公云：‘文章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槁；台阁之文，其气温润丰缛。’王安国尝曰：‘文章须是官样。’”③夏竦富贵典雅的文风得到了欧阳修等人的肯定。

　　夏竦作品语言绚丽丰逸，风格雄健高秀，洵为当时一大家。陈造《题夏文庄》即云：“夏文庄公辞藻绚丽，自其始学即含台阁风骨，老尤雄健不衰。”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文庄集提要》亦评夏竦作品“词藻赡逸，风骨高秀，尚有燕许轨范”。⑤

　　二、夏竦任地方官时的政绩

　　夏竦去世后，宋祁有《宣徽太尉郑公挽词》二首：“秘幄留高议，雄边倚茂勋。风流自南国，礼乐得中军。卧疾初无损，遗忠忍遽闻。寝门今日恸，长作死生分。”“谁为云亡恨，曾无可赎身。江山归国路，桃李泣蹊人。追册君恩厚，题功史笔新。所嗟经济事，不及相平津。”⑥对其才学、功绩评价甚高，对其卒深表悲痛，并慨叹夏竦未能充分施展经国济民的才干。枢密使田况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始枢密使田况尝从公幕府，及公薨，以谓公有王佐之蕴而不及施，信矣夫。”⑦ 这绝非门生故旧在他去世后的溢美之辞。仁宗皇祐元年，夏竦六十五岁时，仁宗诏问谁是当世的可用之才，三司使叶清臣即言熟悉当今政务者，莫如夏竦，诏问辅翊之能，方面之才，与夫帅领偏禆，当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为不患无人，患有人而不能用尔。今辅翊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谙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议论之敏者，莫如郑戬；方面之才，严重有纪律者，莫如韩琦；临大事能断者，莫如田况；刚果无顾避者，莫如刘涣；宏远有方略者，莫如孙沔。⑧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所记则略有不同：“臣以为不患无人，患有人而不能用尔。今辅翼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谙方今政事者，莫如夏竦；议论之敏者，莫如郑戬。”⑨无论是“谙古今故事”，还是“谙方今政事”，都是说夏竦善于处理政务，有实干的才能。事实确实如此，夏竦在历任州郡地方长官中，皆能施美政、留美名。具体表现为：

　　1.注重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程在中国建筑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真宗天禧元年（1017），夏竦三十三岁守黄州时，开凿了港口夏澳。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九云：“夏澳，在州之西南二里许，夏英公守是州，凿水入陂以藏舟，名曰夏澳。”①祝穆《方舆胜览》卷五〇②、李贤《明一统志》卷六一③、卢希哲《（弘治）黄州府志》卷一地理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六⑤等均有记载。卢希哲《（弘治）黄州府志》卷五云夏澳“后名洗马池，今名藕池”。⑥夏澳是文献较早记载的港口。

　　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夏竦知青州时主持修建了我国最早的虹桥——青州南阳桥。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云：“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贯洋水，限为二城。先时跨水植柱为桥，每至六七月间，山水暴涨，水与柱斗，率常坏桥，州以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扞之。会得牢城废卒，有智思，疉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至今五十余年，桥不坏。庆历中，陈希亮守宿，以汴桥坏，率尝损官舟害人，乃命法青州所作飞桥。至今沿汴皆飞桥，为往来之利，俗曰虹桥。”⑦《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北宋汴梁虹桥即是依此而建成。夏竦因此而被明人祁承爜《牧津》卷十四列为循吏。⑧

　　夏竦对建筑应该有相当的了解。仁宗天圣七年（1029），中国古代最辉煌的建筑玉清昭应宫毁于雷火，仁宗欲重修，也是任命夏竦为修宫使，后因大臣纷纷谏阻而放弃了重修。⑨

　　1.积极赈灾，拯救大批灾民

　　真宗天禧四年（1020），夏竦三十六岁，在襄州任知州。此年襄州闹饥荒，夏竦发公廪，募富人出粟，救活了四十多万人，受到朝廷嘉奖。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云：“徙襄州。属岁大饥，百姓流亡，盗贼相乘。公既发公廪，又募富人出粟十余万斛以赈救之，其全活者四十六万余口。巡抚使姜遵上其事，赐书褒谕。后民思其惠，以其所赐诏书作金石刻焉。”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五、《宋史》卷二八三等都有记载。夏竦在青州做官时，也曾因赈灾而受到朝廷嘉奖。

　　2.重视地方教育，注意移风易俗

　　仁宗景祐二年（1035）七月，夏竦徙应天府兼南京留守。下车月余，夏竦即募钱二百万，兴修夫子庙。夏竦还为南京府学请学田千亩，当地之学乃成。故石介《移府学诸生》云：“南京学立于故大谏戚公，成于今留守夏公。大谏为建学宫，学之有取无不给，唯养士之具未称；留守从天子请田千亩，以食于学，养士之具又称。则诸生不可以负二公矣！噫！自大谏至留守三十年矣，而学乃成。岂不以学大本也，殖之不深，不可以维万世；道重器也，举之不以难，不可以格后人。殖之深，举之难，诸生识之。”夏竦在亳州时也曾重修儒学堂，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八九即云：“亳州儒学，旧在州治东，唐故址也。宋庆历间，节度使夏竦重修。”可见夏竦对一地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

　　宋代的洪州，百姓尚巫信鬼。仁宗天圣元年（1023），三十九岁的夏竦知洪州。他毁淫祠，禁鬼巫，勒令巫觋一千九百余家还农。后来还上奏朝廷说汉晋张角、孙恩之乱皆缘于此，国家应该严禁左道妖言。朝廷因此而立重法，下诏书严令禁绝。①

　　后世对夏竦此举评价甚高。《舆地纪胜》卷二六云：“夏竦以户部侍郎知州事。旧俗右鬼尚巫，公索其部中，凡得千九百余家，俾皆就田业，诏从之。竦刻诸石，今碑在孺子堂，竦之为此举，有益于治。”②祁承爜《牧津》卷 二六云：“英公此举甚正，江浙间，今此风亦不减，司土者不可无英公之念。”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亦云：“考之史传，竦在洪州，能断妖巫，毁淫祠。”④自宋廷下诏禁绝此歪风恶俗后，百姓感念夏竦。朝廷也因夏竦在襄州抚俗有方、莅事无滞而嘉奖之。⑤

　　彼时，石介对夏竦评价还非常高。他在《上转运明刑部书》中追述夏竦在青州赈救饥荒、在洪州戒除淫祀的功绩，认为夏竦“宽赋役，遏贪暴，止妖俗，禁浮民，去淫祠，息幻法”的种种作法“皆三王之教也”。⑥

　　1.其他善政

　　夏竦在亳州立保伍法以检制盗贼，卓有成效。⑦他在台州为政亦有美名。一百余年间在此地做官的人指不胜屈，但是只有夏竦、朱正辞、刘有方、章得象被当地百姓怀念，知夏竦治台有美政。⑧仁宗明道二年（1033） 夏竦知颍州，“以不苛为政，革去前弊，人甚徳之”。⑨天圣四年四月，夏竦奏请朝廷于诸路江河险恶处置游艇、募水工以救溺水者，朝廷认为这是善政，听从了他的建议。⑩

　　综上所述，夏竦历任地方官，每到一地皆能施善政，既能抓大事，也不忽略与百姓息息相关的小事，因此颇有美名。

　　三、夏竦的军事主张

　　夏竦之被目为奸邪，起因于他在西北任军事统帅的军事策略，因此有必要了解他的军事主张。

　　仁宗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叛宋建国，国号称大夏(史称西夏)，宋、夏进入战争状态。五十四岁正知永兴军的夏竦被委以重任，兼本路都部署，提举乾、耀等州军马，正式步入军界。与他同时镇守西北的还有范雍。

　　夏竦西行前，宋仁宗曾询问对付西夏的办法，夏竦建议采取防御策略。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云：“始公西行，天子遣使问所以攻讨之策。公乃言：‘太平兴国中，李继迁以穷蹙之兵，屡寇朔方。太宗尝命李继隆等五路并出，旋亦无功而还。真宗不欲罢关中之民，惟戒边吏严斥堠以备之。今元昊略有河外之地，贸易华戎，顾其势相万于继迁也。虽然，其欲僭窃名号者，不过要市朝廷耳。天下久不见兵革，一旦遽议深讨，臣未知其完计也。愿下令诸将，敌即入寇，急入收保，毋得与战，彼既绝中原赐予，又丧其缘边和市，可坐待其毙也。’ 是时议者咸以公言为不然，于是罢分节制，判河中府。”①夏竦主防御进而从经济上拖垮西夏的策略并没有得到认可。

　　宝元二年（1039）六月，朝廷遣陕西安抚使、天章阁待制庞籍来泾州与夏竦议边事，夏竦向仁宗献《陈边事十策》，认为西夏势力强大，不宜进攻。他在《陈边事十策》中云：“臣以为不较主客之利，不计攻守之便，议追讨 者是谓无策。”②《宋史》卷二八三《夏竦本传》概括夏竦所上十事为：“因条上十事。时边臣多议征讨，朝廷乡之，而竦言出师非便。既而诏以泾原、鄜延两路兵进讨，会元昊稍求纳款，范仲淹请留鄜延兵，由是泾原兵亦不 行。中国之师，卒不出塞。竦上十事：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三、诏唃厮啰父子并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砦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二千 人，以代东兵；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八、并边小砦，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人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舒馈运。当时颇采用之。”③吕中《大事记讲义》卷一二云：“谨上十策，后多行之。”④祁承爜《宋西事案》卷二亦云：“夏竦所陈十事，尽自得窽得情，不失御虏机宜，安得以人废言？”⑤均对夏竦十策评价甚高。

　　夏竦的坚守之策，使得宋、夏都不愿轻举妄动，双方处于对峙状态。时间一久，范雍开始按捺不住。康定元年（1040）正月，范雍轻敌冒进，在三川口之战中大败而归，这在田况《儒林公议》中有详细的记载：

　　宝元初，拓跋元昊初叛命，遣人诣阙，表言诸蕃推奉，求朝廷真册。议者杂然，莫知所从。时张士逊、章得象当相柄，陈执中、张观辈管枢极，皆谓小羌不足忧，遂拒绝之。乃命夏竦帅泾原、秦凤，治回中；范雍帅鄜延、环庆，驻高奴，并拥节钺。虽城洫未完，兵力尚寡，然元昊戒其下，未尝小有侵轶，盖不欲曲之在己也。竦谍知其情，坚守不动，元昊亦逾年不敢辄侵其疆。雍守延既久，以谓羌真小而怯也，屡遣裨校率兵纵掠。元昊既忿，且以为辞，遂并集丑类，入寇延安，乘虚直逼城下。人心震摇，惧必不守。雍檄召刘平自他道出华池赴授。平素轻敌，又兼程而趋，士卒不得休息，及与贼遇，率其下大呼力战，贼亦少却。裨将郭遵骁雄绝伦，跃马跞阵，所向披靡。然贼众十余万，平与石元孙兵不满三万，贼又委老弱及牛马以饵之，诸军争功蹂乱，无复行列。贼乃尽锐乘之，平等大败，生为贼絷。自尔贼势雄张，官军慑矣。⑥ 夏竦在宋夏对峙之初的坚守策略是行之有效的，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双方相安无事。宋、夏最终开战，责任完全在范雍，是他对形势的误判将宋朝带入战争，并且在三川口之战中失败。

　　三川口之败后，朝廷更加重用夏竦，让他独为统帅，范仲淹、韩琦为副帅，尹洙为判官。韩琦《故崇信军节度副使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尹公墓表》云：“赵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将刘平逆战陷虏，天子乃命文庄夏公都部署陕西之兵，开府永兴军，以经略招讨之，予与范公为之副，公为判官。”⑦康定元年（1040）十二月，夏竦画攻守二策，命副使韩琦、判官尹洙入汴京上奏朝廷，是攻是守让朝廷来决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云：“及刘承宗败，上复以手诏问师期，竦等乃画攻守二策，遣副使韩琦、判官尹洙驰驿至京师，求决于上。”⑧《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一一亦云：“（康定元年十二月）命泾原、鄜延路讨元昊。命以正月上旬出兵。自元昊寇镇戎，官军不利，有诏切责夏竦。于是，竦上攻守策，令副使韩琦、判官尹洙取决于朝廷。宰臣吕夷简欲用攻策，枢密副使杜衍以为侥幸出师，非万全计，争议久之。上命用攻策，故有是诏。于是，衍求罢，不许。”①

　　是攻还是守，朝廷和前线分为两派：在前线，夏竦和范仲淹主守，而韩琦、尹洙则主攻；在朝廷，宰相吕夷简主攻，枢密副使杜衍则主守。《辽史纪事本末》卷二五云：“田况《儒林公议》云：夏竦帅泾原，范雍帅鄜延，元昊未尝侵轶，竦坚守不动。雍谓元昊小而怯，率兵纵掠，遂入寇，致刘平之败。琦经略陕西，判官尹洙诣阙献入攻之策，夏竦、杜衍以为非，夷简谓韩、尹健果，力主之。仲淹守延安，不预此议，洙劝协力，终不从。任福败于好水川，洙亦被谴。”②《宋史》卷三一○《杜衍本传》亦云：“夏竦上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师。衍曰：‘侥幸成功，非万全计。’争议久之，求罢不许，赐手诏敦勉。”③而宋仁宗采纳了攻策。康定二年（1041）二月，宋夏之间爆发好水川之战，宋军大败。事实证明，当时对宋、夏双方实力有正确判断的只有夏竦、范仲淹和杜衍等人而已。

　　主张防御，是夏竦对抗西夏一贯的主张，也与下属田况颇有关系。《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即云：“况曾为夏竦幕僚，好水川之役，况上疏极论之，竦不出师，盖用况之策。”④

　　宋夏好水川战事，使宋军“士气愈怯”⑤,胆气不张，关右震惊。仁宗为之旰食，夏竦、韩琦、范仲淹皆被免职。宋廷下令“陕西诸路总管，司严边，毋辄入贼界，至则御之”。⑥宋军由攻策转为夏竦一直坚持的守策，这一策略使形势慢慢向有利于宋军的方向发展。

　　对于夏竦的军事才能与贡献，三司使叶清臣回答仁宗问话时曾说：

　　至于帅领偏禆，贵能坐运筹策，不必亲当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练军政，庞籍久经边任， 皆其选也。狄青、范全颇能驭众，蒋偕沉毅有术略，张亢倜傥有胆勇，刘贻孙材武刚断，王德基纯悫劲勇， 此可补偏禆者也。至若威御绥宁，则竦、戬尤其所长。⑦

　　所谓“威御绥宁”，意即威御外侮，能够使边疆安宁。叶清臣说这番话时夏竦六十五岁，离开西北前线已有七、八年之久，这说明后来高层在反思西北战事时，夏竦当年在西北的军事策略特别是取得的效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然而后世对其军事方面的评价却以负面居多，如明人何乔新在《椒邱文集》卷五中就说：“以夏竦为泾原秦凤路安抚使知永兴军，范雍为鄜延环庆路安抚使知延州，备赵元昊也。……以倾险之夏竦、畏懦之范雍以御之，是何异于驱鴄雏以当鸷鸟哉。”⑧周南《丁卯召试馆职策》亦云：“本朝自西事起，夏竦在泾原，范雍在环庆，最号晓练疆事，皆不能当。已而韩、范始身任之。”⑨所云与历史真实并不相符。

　　四、夏竦的性格

　　夏竦性格比较复杂，既有坚持真理、坚守正义的一面，也有任奸使诈、打击报复的一面。

　　1.关键时刻夏竦能够仗义执言

　　好水川之败，朝野震惊。追究责任时，都认为韩琦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败军之将任福是他的部下。夏竦则奏言好水川之败，责不在韩琦，而是任福贪功冒进所致。①韩琦虽然还是受到了夺官并被贬知秦州的处罚， 但夏竦此举则颇获赞誉。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二即云：“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②章邦元《读通鉴纲目札记》卷一七亦感叹道：“夏竦才干有余，使其竭心任事，未必无功，即如任福之败，力保韩琦无罪，未尝不能容君子，惜其挟诈任数，不知搜罗英俊以辅朝廷，是以攻之者多，一蹶而不复振耳。当时契丹横于北，元昊炽于西，国势岌岌，几如累卵之危，然而君臣一德，同享太平，则以国之安危在于风俗人心之厚薄，不在势之强弱也。”③都认为夏竦在这件事上心胸颇为宽广，能够仗义执言。

　　2.夏竦有好生之德

　　天圣四年四月甲子，夏竦奏请朝廷禁止江西、闽越之民残害山泽大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云：“（四月）甲子，翰林学士夏竦言：‘江西、闽越之民，多采山泽大龟，倒植埳中，生戕去肉取其甲，谓之龟筒。痛楚之声，所不忍闻，得直至微，而残物尤甚，请严禁止。’”④《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亦云：“（天圣）四年四月十八 日，翰林学士夏竦言福建广南接江南西路百姓于山泽中采取龟，倒埋坎中，生伐去肉，声动数里，人不忍闻， 暴殄天物，最为楚毒。又只取殻上薄皮数片，谓之龟筒，卖与私作玳瑁，器人得直至微，伏乞禁止，从之。”⑤此 事多见于史籍，可见夏竦此举事虽小，然意义重大，亦可见出夏竦其实是一个心地颇为善良仁慈的人。本集卷二一《海雁桥记》还记载了一件事：“顷岁山东旱蝗，予被诏敉宁。下穆陵，并潍水，出莱阳，辙黄腄，野无蔬 茹，市无血膋。有客馈海雁六，弗忍为膳，育于青州之柳亭，亡其一。”⑥仁宗明道二年癸酉（1033），山东旱灾 蝗灾严重，田野几乎颗粒无收，市场一片萧条，有人送给正在青州做官的夏竦六只海雁。虽然生活困难，夏 竦却不忍食之，而是将它们育于青州柳亭。正是因为有好生之德，夏竦在做地方官时，才能够以民为贵而多 施美政。

　　3.夏竦能够不趋炎附势，而是有自己的坚守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夏竦三十岁时，参知政事丁谓、三司使林特、江淮发运使李溥上疏请大兴土木以迎合真宗，群臣争相附和，只有夏竦抗疏排谏止符瑞工役。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云：“是时，参知政事丁谓请大治城西炮场，酾金水作后土祠，以儗汾阴脽上。三司使林特欲于上林中为复道，坏玄武门以属玉清。江淮发运使李溥又欲致海上巨石于会灵池中，为三神山，跨阁道以几遇神仙之属。方群臣争言符瑞，公独抗疏， 以谓其事阔远，非所以承天意，遂皆寝。”⑦此事在曾巩《隆平集》卷一一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三⑨、《东都事略》卷五四①、黄震《古今纪要》卷一八②、陆心源《宋史翼》卷四○③等等史书中均有记载，亦可见历朝历代史家均认识到夏竦此番谏言的重要象征意义。正是因为夏竦敢谏，真宗愿意纳谏，才使得北宋王朝慢慢走向巅峰。对比一下宋徽宗时花石纲等腐败工程而致亡国，两朝君臣之间的高下立判。

　　以上是历朝文献关于夏竦性格品德方面比较正面的记载。文献中也有一些不利于夏竦的负面记载，现简括如下：

　　1.夏竦打击报复之心颇强

　　因与陈绛有宿憾，夏竦奏请将本为状元的陈绛之子陈说之降为第六名。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五三云：“天圣八年庚午，王拱辰榜陈说之，莆田人，绛之子。本第一人，夏竦与绛有宿憾，奏滥臣之子不可居人上，降第六人，终秘书丞。”④夏竦因与石介的矛盾，在石介死后还迁怨于其师孙复。董天锡《（嘉靖）赣州府志》卷八云：“孙复，石介之师。仁宗庆历八年五月，夏竦怨介讥已，欲报之。介卒，即锢介之子，孙累及，复贬斥，监虔税。”⑤好打击报复，给夏竦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2.夏竦不能容人之过

　　夏竦在并州，曾杖杀有偷盗行为的家仆，侍御史吴鼎臣因此而弹劾夏竦贪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七云：“竦在并州，尝以私仆侵盗产财，杖杀之。侍御史吴鼎臣言竦为天子大臣，而贪暴不法如此，愿下有司正其罪，不报。”⑥《宋史》卷三〇二列传第六一也记载了这件事：“鼎臣，棣州人。既逐京，会昌朝罢。夏竦自北京召为相。鼎臣先论竦在并州杖杀私仆，复与谏官、御史言竦论议与陈执中异，不可共事。”⑦夏竦在南京留守任上，杖人好潜加其数，提点刑狱马洵美劾奏之，诏取戒励。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云：“夏英公为南京留守，杖人好潜加其数。提点刑狱马洵美，武人也，劾奏之曰：‘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轻。罪有难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欺罔小人，潜加杖数乎？’诏取戒励，当时文臣，皆为英公耻之。”⑧

　　3.夏竦私生活有亏，授人以柄

　　夏竦与妻杨氏不睦，双方闹得不可开交，还打起了官司，惊动了朝廷。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曰：“天禧初，坐闺门之故，左迁职方员外郎，知黄州。”⑨《东都事略》卷五四列传三七《夏竦本传》亦云：“初，竦与妻杨氏不睦，杨氏讼其过，左迁知黄州。”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记载得更详细：“庚寅，玉清昭应宫判官、礼部郎中、知制诰夏竦责授职方员外郎、知黄州。竦娶杨氏，颇工笔札，有钩距。竦浸显，多内宠，与杨不睦。杨与弟倡疏竦阴事，窃出讼之。又竦母与杨氏母相诟骂，皆诣开封府，府以闻，下御史台置劾而责之，仍令与杨离异。”朝廷最后令二人离异，并将夏竦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可见在宋代，家庭矛盾闹得太大的话也会影响到仕途。祁承爜《宋西事案》卷二还记载夏竦在行军过程中携侍姬：“若其行边，乃携侍姬军中，几至酿变，英公功名，人也恐不宜作此劣状。”这些材料都说明了夏竦在私生活方面不是很严谨，这在注重个人道德品性的宋代，是会让人侧目而视的。

　　五、夏竦与石介结怨始末

　　仁宗景祐二年（1035），夏竦五十一岁徙应天府兼南京留守时，开始了与石介的交往，其时石介三十一岁，为南京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乃夏竦属官。①二人交往比较密切，特别是石介，此期间的一系列文章如

　　《南京夫子庙上梁文》《移府学诸生》《上南京夏尚书启》《南京知府祈晴文》等都是写给夏竦的，从中可看出他对夏竦推崇备至，如《上南京夏尚书启》云：“中书堂执政者五，而三出南京之尹。伏惟留守尚书，始以贤良方正能 直言极谏举，次以大禹、益、稷、皋陶之谟，出纳诰命，次以伊尹、伊陟、甘盘、巫咸之美，弼谐机衡，名书太常，勋 在王府。今既承三公而来，亦当蹑三公之去。自兹京邑，地望益高，不独为宋之荣观，可以使天下之耸动也。介顷由学官，登于幕府，天与其幸，会公之来，喜拚交并，精爽飞越。官守有限，不能奔走麾下，与公挽辔推毂， 一日而至，慰邦人徯望之心。瞻望旌旄，不胜踊跃之至。”②其时中书堂五位执政吕夷简、王曾、宋绶、蔡齐、盛 度，除吕、盛外，均做过南京尹。石介以执政期许夏竦，可见二人交谊不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云：“《徂徕集》二十卷。国子监直讲鲁国石介守道撰。集中有《南京夏尚书启》及《夫子庙上梁文》，皆为夏竦作。此介所谓‘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者也。岂当是时，竦之奸犹未着耶？”③推测石介此时之所以与夏竦交好，是因为 夏竦“奸邪”的一面尚未暴露出来。

　　夏竦与石介首次交恶始于仁宗宝元二年（1039），是时夏竦知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兼泾原秦凤路缘边经略安抚使、泾原路都部署。闺十二月壬子，夏竦作《募土兵奏》，奏请增置土兵，易戍兵东归：

　　陕西防秋之弊，无甚东兵，一则不惯登陟，二则不耐寒署，三则饮食难充，骄懦相习，四则廪给至厚，倍费钱帛。今募土兵，一则劲悍便习，各护乡土，人自为战。二则识山川道路，堪耐饥寒。三则代东兵归卫京师。四则岁省刍粮钜万。五则今岁霜早，收聚小民，免至春饥，起而为盗。六则增数十指挥精兵，詟伏贼气，乃国家万世之利。④

　　在夏竦看来，招募土兵有百利而无一弊，然而却遭到知河中府、龙图阁直学士杨偕的强烈反对。⑤杨偕反对的理由是这会增加财政负担，用土兵代东兵也是虚妄之语，建议“训习士卒，使之精锐，选任将帅，求之 方略，自然以寡击众，以一当百”。⑥夏竦攻击杨偕乃不忠小人，是背后有人指使。杨偕反击夏竦居心不良， “非独欲中伤臣，亦欲倾朝廷大臣也”。说夏竦在泾原“守其城垒，据其险阻，来则御之，去则释之，不闻出师讨伐，何用兵众？盖竦意战或败衂，欲以兵少为辞耳”⑦，对夏竦的防御策略深致不满，认为他是在为今后的 失败找借口。

　　关于是否增置土兵，石介着文严厉谴责夏竦。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六云：“夏竦为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又移泾州，经略边事。竦上言乞加兵，台谏官言竦怯于战，若万一失利，则以少为解。竦上言乞解都招讨。石介着文一篇名《责臣》，竦观介文，大恨之。”①夏竦为什么要“大恨之”？我们读一读《责臣》就知道了：

　　今国家有西北边之忧，圣君夙夜勤劳，日旰不食，重择大臣，付以专任，大官以宠之，富禄以厚之，节旄以荣之。宜竭智力以斡乃任，尽谋策以济厥事。智力竭矣，谋策尽矣，然后以死继之，可也。乃偃蹇君命，优游私家，谓闻金鼓之震天下，不若闻丝竹之淫耳；谓见羽旄之翳目，不若见赵、魏之侍前；谓若被甲胄，不若服轻纨；谓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尽谋策，乃称才不称任。饮食加多，筋力完壮，乃谓病不任事。上以罔于君，下以欺于人，以图其身之安。噫！国家平安无事，乃将乃相，尔公尔侯，贪荣取宠，不知休止；聚财积货，不知纪极。饱而嬉，醉而眠，间则陈功劳，叙阀阅，矜材能，荐智略。恨爵位之不髙，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称任，病不任事。国家一日有边鄙之忧，圣君倚之以安，而曰“臣病，臣不才”。至于两铨三班院，除人往西北边去，多不肯行。呜呼！食人之禄，死人之事，况圣君英威睿武，仁行如春，义行如秋，敢兹不肃，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岂可行乎？《传》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忧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禄以厚其家。四郊多垒，则曰：“非我之辱也。”主忧，则曰：“非我之事也。”有官责而不勤其官，矧在于无位之地乎！吾是以责斯人而贤上六也。呜呼！赖圣君洪覆如天，不以置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则当以春秋乱臣同诛矣。②

　　处处影射夏竦道德不修、品行有亏、食君厚禄却不竭心尽力地为国效力，攻击可谓不遗余力。此时石介正居丧徂徕，面对宋兵在西北战场的被动局面，他甚感不安，有《偶作》诗为证：“王师讨有罪，不闻逾十旬。元昊诚蝼蚁，有地长一畛。讵足污斧钺？寻当投荆榛。是何逾岁月，务行含贷仁。岂兹将师间，迥无晋公伦。”③对西北战事的久而无功和将帅无能深表不满。加之石介“笃学尚志，乐善嫉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④，性格偏执且做事不计后果，使其攻击夏竦时不留情面，这在夏竦心中种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为北宋政坛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庆历三年（1043）三月二十一日，吕夷简罢相，章得象、晏殊拜相，夏竦授户部尚书，拜枢密使。三月二十六日，仁宗欲更天下弊事，以欧阳修、王素、蔡襄、余靖为谏官，时谓之“四谏”。四月八日，谏官欧阳修、蔡襄、余靖、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史沈邈交章弹劾夏竦，前后共十一疏，反对用夏竦为枢密使，仁宗不得已而罢夏竦， 以枢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任枢密使，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石介仿效韩愈《元和圣德颂》而作《庆历圣德颂》，称范仲淹、富弼等为“不世出之贤”，斥夏竦等人为“妖魃”、“奸邪”，对夏竦发动了第二次火势更猛的攻击。这在很多文献中均有记载，如欧阳修《徂徕先生石介墓志铭》云：

　　是时兵讨元昊久无功，海内重困，天子奋然思欲振起威徳，而进退二三大臣，增置谏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锐。先生跃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颂吾职，其可已乎！”乃作《庆历圣徳诗》，以褒贬大臣，分别邪正，累数百言。诗出，泰山孙明复曰：“子祸始于此矣。”明复，先生之师友也。其后所谓奸人作奇祸者，乃诗之所斥也。⑤

　　《东都事略》卷一一三儒学传九六云：是时，兵讨元昊久无功，海内重困。仁宗奋然思欲振起威徳，宰相吕夷简以疾罢归第，夏竦罢枢密使，章得象、晏殊为相，贾昌朝参知政事，用杜衍为枢密使，范仲淹、韩琦、富弼枢密副使，王素、欧阳修、余靖、蔡襄同时为谏官，所以求治之意甚锐。介跃然喜曰：“此盛徳事也，雅颂吾职，其可已乎？”乃作《庆历圣徳诗》。①

　　《玉海艺文校证》卷六○艺文：三年四月，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颂》，凡九百六十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曰明与断。②

　　王铚《默记》：石介作《庆历圣徳诗》以斥夏英公、髙文庄公曰：“惟竦、若讷，一妖一孽。”后闻夏英公作相，夜走台谏官之家，一夕所乘马为之毙。所以弹章交上，英公竟贴麻，改除枢密使，缘此与介为深仇。其后介死，英公每对官吏或公厅时，失声发叹曰：“有人于界河逢见石介来。”后卒有投蕃将发棺之事，有旨下兖州验实。杜祁公罢相守兖州，力为保眀乃免。③

　　《宋史》卷四三二列传第一九一“儒林二”：杜衍、韩琦荐擢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会吕夷简罢相，夏竦既除枢密使，复夺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庆历圣德诗》曰……”诗所称多一时名臣，其言大奸盖斥竦也。诗且出，孙复曰：“子祸始于此矣。”④

　　此外如《新雕皇朝类苑》卷七一⑤、《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一二⑥、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九⑦等均有类似记载。

　　从这些文献记载可知，在这次“倒夏”运动中，石介发挥了关键作用：首先，据王铚《默记》可知，是他“夜走台谏官之家”以致于“所乘马为之毙”，这些谏官们“弹章交上”，夏竦被罢枢密使。也就是说，夏竦此次被罢官，石介是最积极的游说者串联者；其次，石介不仅要让夏竦丢官，而且要从名声上彻底搞臭夏竦，于是写了《庆历圣德诗》和《庆历圣德赋》，称夏竦为妖孽、大奸，对其进行大肆的人身攻击。与欧阳修等谏官上奏章弹劾不同，石介用诗赋攻击夏竦，传播范围更广，影响也更大。至此，夏竦名声算是受到了最为沉重地败坏，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二即云“：夏英公既失时誉，且以《庆历圣德颂》之故，不正之名愈彰。”⑧

　　石介《庆历圣德诗》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就断言“子祸始于此矣”。范仲淹、韩琦也都指责石介不应该写这样的作品，并认为石介此举要坏大事，范仲淹因此而恼怒地称石介为“怪鬼坏事”，韩琦也认为“天下事不可如此”。⑨

　　石介《庆历圣德诗》在后世也少有善评，朱熹、叶适、罗大经等就都持批评意见，而他们的批评更加理性，分析得也更加深入透彻。朱熹云：

　　党论之始，蔡襄《贤不肖》之诗激之也；党论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诗激之也；其后诸贤相续斥逐，又欧阳公“邪正”之论激之也。何者？负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不堪，造物亦不吾堪尔。吾而以贤自处，孰肯以不肖自名？吾而以“夔、契”自许，孰肯以大奸自辱？吾而以“公正”自褒，孰肯以“邪曲”自毁哉？如必过为别白，私自尊尚，则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安得不重为君子之祸！孙复谓“祸始于此”,仲淹谓“怪鬼坏事”,韩琦亦谓“天下事不可如此”,其亦有先见云耳。①《(附录)徂徕石先生文集》

　　朱熹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北宋前中期由正面人士发起的几波攻击，不仅伤人，也是自伤。更加严重的是，他们激发了北宋的党争。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九则云：

　　《庆历圣德颂》，后世莫能定其是非。按《烝民》《韩奕》《崧高》《江汉》，皆指一人为一诗，其词优游，无

　　克厉迫切之意，故曰：“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抑扬予夺，至此极矣。仲淹方有盛名，举世和附，一旦骤用，出人主意，比仲山甫宜若无愧，颂之可也。而介所讲未详，乃以二十年间否泰消长之形，与当时用舍进退之迹，尽于一颂，明发机键以示小人， 而导之报复，《易》所谓“翩翩不富”“，城复于隍”，若合契符，宜其不足以助治，而徒以自祸也。②

　　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亦云：自庆历以前，无君子小人之名，所谓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受祸。自庆历以后，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则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祸，一节深于一节。③

　　罗大经认为自蔡襄、石介、欧阳修将政治人物分成“君子”与“小人”这样截然对立的两极后，北宋政坛由统一和谐走向分裂对立，这让北宋政治人物——无论是所谓的“君子”还是所谓的“小人”陷入互相攻击的恶性循环中，对君子有时甚至是更大的伤害，进而影响整个政治生态。

　　到了明、清，仍有学者不断反思石介此举的无穷后患，其中四库馆臣的批评最为严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云：

　　介时为国子直讲，因作《庆历圣德诗》，以褒贬忠佞。其诗今载集中，盖仿韩愈《元和圣德诗》体。然唐宪宗削平淮、蔡，功在社稷，愈仿《雅颂》以纪功，是其职也。至于贤奸黜陟，权在朝廷，非儒官所应议。

　　且其人见在，非盖棺论定之时。迹涉嫌疑，尤不当播诸简牍，以分恩怨。厥后欧阳修、司马光朋党之祸屡兴，苏轼、黄庭坚文字之狱迭起，实介有以先导其波。又若太学诸生挟持朝局，北宋之末，或至于脔割中使；南宋之末，或至于驱逐宰执。由来者渐，亦介有以倡之。史称孙复见诗，有“子祸始此”之语，是犹为一人言之，未及虑其大且远者也。虽当时以此诗得名，而其事实不可以训。故仍旧本存之，而附论其失如右。④

　　馆臣首先认为对贤奸的评判、官员的升降，权在朝廷，不应由石介这样的官员来左右；其次，人还在世，不宜盖棺论定，特别是当一个人的是非曲直尚不确定的时候不应遽下断语。馆臣最后将两宋党争、文字狱及宰臣弄权等皆归咎于石介。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错在石介，甚至蔡襄、欧阳修等人对夏竦的人身攻击也会受到后世的非议，北宋的政坛也可能不会像后来那么热闹，可惜的是夏竦走了另外一条路，他竭尽所能地开始打击报复。

　　首先，夏竦造为党论，目杜衍、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为朋党，欲将石介所谓的“贤人”——此时正在朝中当政的改革派一网打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八云：

　　初，吕夷简罢相，夏竦授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上之……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擿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雠，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上终不之信也。①

　　夏竦没有亲自出面，先是让手下制造舆论，说杜衍、范仲淹、欧阳修结党，继而指使内臣蓝元震上疏云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蔡襄结党营私，若不制止，两三年后其党羽就会布满朝廷要路。仁宗闻蓝元震朋党之奏，虽未能遽信，然亦不能无疑。四月戊戌，仁宗与辅臣讨论朋党利害，范仲淹、欧阳修奏云君子之党，于国有利。②

　　见朋党之说不能立即奏效，六月，夏竦伪造书信，诬陷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诏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云：“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③《东都事略》卷六八列传五一亦云：“初，鲁人石介作《庆历圣徳诗》，历颂群臣，以弼、仲淹比之?、契，而诋夏竦，竦怨之。会介奏记于弼，说以行伊周之事，竦因倾弼等，乃改伊周曰伊霍，使女奴阴习介书，为废立诏草。飞语上闻，仁宗虽不信，弼惧，因保州贼平， 求为河北宣抚使以避之。使还，道除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而衍、仲淹皆罢政。”④

　　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其意大变。伊尹、周公乃尽心辅佐天子之贤臣，霍光则为废立皇帝的东汉权臣，无怪乎范、富大惧。六月壬子，范仲淹宣抚陕西、河东。八月甲午，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以避夏竦之谤，庆历新政失败。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一二云：（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抚陕西、河东。始，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 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上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有是命……（庆历四年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弼力求出，以避夏竦之谤也。①

　　吕中《大事记讲义》卷九云：四年六月，仲淹出，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出，宣抚河北，避夏竦之谤而出。时按察使多所举劾， 人心不安，荫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不得而朋党之论滋起矣。②

　　范仲淹、富弼此时在朝中是改革派的主将，夏竦一箭双雕，将攻击的目标既对准石介，更是直指范、富二人。范仲淹、富弼恐惧，请行边，庆历四年六月，诏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出知边郡。七月，余靖为回谢契丹使，再次出使契丹。八月，欧阳修罢知谏院，出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蔡襄上章挽留，不许。十一月，“诏戒朋党相讦，及按察恣为苛刻、文人肆言行怪者”。③此时范仲淹虽已还都，但命为提举三馆秘阁缮校书籍，是闲职，故“表乞罢政事，知邠州，诏不许”。④至此“，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夏竦的第一波报复大获全胜。

　　当然，庆历新政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夏竦，改革集团本身可能要负更大的责任。田况《儒林公议》卷上即云：“范仲淹、富弼初被进用，锐于建谋作事，不顾时之可否。时山东人石介方为国子监直讲，撰《庆历圣徳诗》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气类不同者恶之若仇。未几，谤訾群兴，范、富皆罢为郡，介诗颇为累焉。”⑤认为改革的时机不成熟。《宋史》卷三一四在评价范仲淹的改革时也说：“（仁宗）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⑥改革本身招致了很多人的疑惑与反对，但夏竦的从中作梗也是重要原因，溯其根源，石介又是始作俑者。明人黄汝亨后来在《廉吏传》中感叹说：“介有气能，文人也。顾作《庆历圣德诗》，累韩、范诸公，几不自保骸骨。喜声名为患如此，戒之戒之！”⑦

　　夏竦并没有就此止步。仁宗庆历五年（1045）七月，石介卒。十一月，孔直温谋叛，在他家里搜到石介的信，夏竦对仁宗说石介是诈死，已经投奔了辽国，仁宗命令调查这件事。《隆平集》卷一五云：

　　徐州孔直温有逆谋，搜其家得介书。而或谓介诈死，投契丹矣。夏竦请发其棺验视，又有请羁管其子弟，久之始释。欧阳修作诗以悼之。⑧

　　《东轩笔录》卷九亦云：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或言直温尝从介学，于是英公言于仁宗曰：“介实不死，北走胡矣。”寻有旨编管介之子于江、淮，又出中使与京东部刺史发介棺以验虚实。是时，吕居简为京东转运使，谓中使曰：“若发棺空而介果北走，则虽孥戮，不足以为酷。万一介尸在，未尝叛去，即是朝廷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耶？”中使曰：“诚如金部言，然则若之何以应中旨？”居简曰：“介之死，必有棺敛之人，又内外亲族及 会葬门生无虑数百，至于举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问之，苟无异说，即皆令具军令状， 以保任之，亦足以应诏也。”中使大以为然，遂自介亲属及门人姜潜已下并凶肆棺敛舁柩之人合数百状， 皆结罪保证。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谮，寻有旨放介妻子还乡，而世以居简为长者。⑨石介险遭开棺验尸，幸好杜衍等人担保才得以幸免，然其家人仍受到牵连而被羁管池州。①欧阳修后来在

　　《徂徕石先生墓志铭》中指责夏竦此举乃奸人而作奇祸：“既卒，而奸人有欲以奇祸中伤大臣者，犹指先生以起事，谓其诈死而北走契丹矣，请发棺以验。赖天子仁圣，察其诬，得不发棺，而保全其妻子。”②

　　其实，夏竦真正打击的对象是富弼。《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七即云：

　　辛卯，诏提点京东路刑狱司，体量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石介存亡以闻。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归其家待次。是岁七月病卒。夏竦衔介甚，且欲倾富弼，会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叛，搜其家得介书，竦因言介实不死，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执政入其言，故有是命，仍羁管介妻子于它州。③

　　《东都事略》卷一一三儒学传九六亦云：“介既卒，夏竦欲以奇祸中伤富弼，指介以起事，谓其诈死而北走契丹矣，请发棺。仁宗察其诬，得不发。”④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的记载，庆历五年十一月，富弼因此而被罢京东安抚使。⑤夏竦一系列的报复手段表明，夏竦与石介的斗争，既有个人恩怨，更多的可能还是党同伐异在作祟。

　　夏竦在军事上主张防御，在政治上偏于保守，这让他成为主战派和改革家的眼中钉，并被目为“奸邪”。

　　由于主战派和改革家在当时握有话语权，在后世又被视为道德的化身，夏竦“奸邪”之说遂影响深远，几成定论。其实，夏竦文学成就颇高，吏治才干出众，能够爱民生、为善政。“奸邪”二字是政敌对他的攻击，决非公正的评语。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宋诗汇评与考证》（编号19AZW009）。

注：版面有限注释删除，注释原文查看《国学学刊》2020年3期；部分格式和字错误，以刊发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