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传承连飞雪：新儒家的家国天下观

文/都大伟

近读余英时先生的回忆录，颇有感慨。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余英时于今年8月1日在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年91岁。

余英时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尽管他本人曾撰文否认这一点。他用一生的时间阐释颇具当时时代特色的新儒家思想，对华语世界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以余英时个人为起点，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新儒家的三代薪火相传，也让传统文化的火种在海内外保留下来。

20世纪上半叶新儒家的兴起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西方文明的引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意识形态，这样就使得个人无法通过原有的意识形态对自身人生困惑的解释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安定，从而出现了一种“意义危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时人做了不同的努力，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海外寻求救国良方，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复兴儒家传统，从民族自身文化中重新寻找和汲取养分，再加上人们在文化转型时代所产生的对“文化认同”的渴望，新儒家这一学派最终得以形成。可以说，新儒家基本是通过在中国近代以来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脉络中思考本国的民族和文化的出路中产生的。

虽然说新儒家实际上经历了几代的传承，各方面总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不能一概而论，但每一代所倡导的学术路向是有一定共性的——从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到以徐复观、唐君毅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再到杜维明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实际上都把文化上的启蒙反思和现代批判作为自身的主要任务，即都将儒学主要定位为一种“内圣之学”或心性儒学，而非“外王之学”或入世于家国天下的儒学。

但是，三代新儒家学人的思想中其实有许多“外王”的成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张君劢、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代表第一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分别代表港台和大陆的第二代新儒家——他们都极其强调文化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性，这被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或“文化的国家主义”。

实际上，文化民族主义长期伴随着新儒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其最早的出现背景则是西方文明冲击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这两股潮流所带来的民族传统文化危机。新儒家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到，“中国人对于西方化的输入，态度逐渐变迁，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节节崭伐，到了最后的问题是己将枝叶去掉，要向咽喉处著刀，而将中国化根本打倒。”也就是说，新儒家是在民族文化遭受可能被西方文化吞噬的风险下产生的，其主要目的就是破除精神危机、复兴民族文化。新儒学第一代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张君劢，则大力强调科学并不能完完全全地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借此间接批判了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主义。

而在传统文化中，新儒家又将以“仁”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思想放在首位，这必然促使新儒家坚守“仁”的理想。这种“仁”的理想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新儒家超越国家去展望“天下一家”的普遍性远景——实际上就是把家国天下作为一个连续的共同体，在这个连续体中，国是相对的，由于其在不同时间段的形态都有所不同，因此其性质比较模糊，导致古代中国人无法想象有“国”这样一个除了天下和王朝以外的抽象的共同体，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

三代新儒家的“家国天下”观念确实也是基于这种理念逐渐形成。这种“天下”的基本框架就是由伦理性的礼仪制度所构成，深深刻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从而让承继了这种“天下”观的新儒家人物也保留了牟宗三所说的“道德的理想主义”，即使到了近代，家国天下连续体出现断裂，国家成为使得家国天下断裂的中心一环，脱离了家国天下连续体而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新儒家也始终坚持通过文化来建构国家，将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视为民族的生命。

当然，新儒家并非是完全固守传统不变，而是吸收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但通过文化的路径来拯救民族于危机之中的本质是不变的。文脉传承，漫天飞雪，接续扬扬，这大抵便是余英时先生和新儒家的三代学人不变的学术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