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体验馆倒闭：三年七千人体验“被火化”，444元“死”一次

聚光灯发出耀眼又炙热的光，老黄的手止不住地抖。

他扶住身前的木制演讲台，清了清嗓子，开始向台下的评委介绍一个名为“死亡体验馆”的项目。

演讲稿他和朋友丁锐推敲了一晚上，还预想了各种盘问和刁难：打造一个4D空间，通过模拟的焚尸炉让参与者体验死亡的感觉，从而减轻对死亡的恐惧。他说，他们做了一份详尽的PPT，逐一拜访过有可能为这个项目投资的人, 包括政府民政部门、殡葬业的行业大佬、民间资本和企业社会责任部门。

现实残酷。那些“大腿“抱不上，老黄站上了创业类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为“死亡体验馆”寻找落地的资金支持。

“咣咣咣——”不到三分钟，三个亮起的红叉终止了他的激情。

“我觉得人们不需要这种东西。”

“活人的事儿还没弄清楚呢，谈什么死。”

“你应该造个天堂呀。“

台下的投资人缺乏兴趣。“妈的，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老黄想，“天堂？上帝早就造好了呀！”

四处碰壁后，“死亡体验馆”最终在众筹网站上争取到了180人的支持。老黄和丁锐自掏腰包加了18万，项目以 41 万元的初始资金正式启动。2016年4月4日，“醒来”死亡体验馆在上海公益新天地园区正式开馆，花444元就可以“死”一次。中国文化里最不吉利的数字，在这里反复出现。

成立不到一年半，老黄又给这家死亡体验馆定下了一个死亡日期：2019年4月4日，体验馆将永久关闭。“中国普通企业的寿命是2.7年，‘醒来’到2019年就满三年了，也算是寿终正寝。”在《奇葩大会》第二季的录制现场，丁锐将闭馆的消息告诉了更多的人。

240多位体验者、20多场体验活动已经排到了闭馆的前一天。有人特意从外地坐飞机、高铁赶到上海，有人因为买不到周末的票专程向公司请假，他们都想在闭馆之前再体验一次“死”的感觉。

（2016年4月4日，“醒来”死亡体验馆在上海公益新天地园区正式开馆。图片来自网络）

焚尸炉

为了筹备死亡体验馆，老黄和丁锐几乎走遍了全上海与“死”相关的地方。他们去过墓园、躺过棺材、在停尸房跟入殓师聊天喝茶。

死亡是有气息的。

在殡仪馆，四五十具尸体一溜摆着，老黄在一旁跟入殓师喝茶，茶喝得多了，就能感觉到不同年龄死者的气息差别。三十几岁的人，还能感觉到他有一种情绪没有表达完，但老人已经耗干了。

最能传递死亡气息的，是焚尸炉。老黄躺在上海益善火葬场的焚尸炉前，心跳得很快。

火葬场的园长破例允许体验，他将其中一个炉子的喷火口关掉，在原本放置棺材的地方垫了块布，安排老黄和丁锐挨个躺上去。这里，是生命的终点，每年都有50000多具遗体被送过来，进去的是肉体，出来的灰烬。

传送带动了起来，老黄平躺着，慢慢向炉子靠拢。刚被送入铝合金制的大盒子，鼓风机“呼呼”的响声一下子灌进耳朵里。主风口直直地对着老黄的脸，炉内残留的骨灰顺着风扬起，在红色保温砖包围的幽闭空间里上下翻动，“带着口罩都觉得窒息”。

（从左至右依次为醒来“生花”、“初心”、“归零”三个空间。图片来自网络）

被送出焚尸炉时，全程不到一分钟，但在炉子里，时间像是被拉长。“就像有个人掐脖子，快要窒息，脑子里根本想不起什么东西，那个时候的反应就是紧张，甚至不能思考。”

体验结束后，老黄和丁锐在火葬场的院子里坐了很久，身上沾满了细密的白色骨灰。他们想要弄清楚自己在死亡边缘体验到的究竟是什么，“可能是时间停滞的空白”。

这种“空白”被放在死亡体验馆的核心环节——体验馆由“微言”、“念尘”、“生花”、“无常”等十个空间组成，浓缩呈现了从生到死的全过程。每次体验以12人为一组，进行12轮心理游戏，所有人对各自的选择进行辩论交流，并投票选出一名淘汰者。被淘汰的人即是“死者”，他要躺上传送带，进入模拟焚尸炉。

决定生死的辩论题目包括但不限于：

“如果你是一名反恐队长，为了拯救无辜的民众，你必须折磨恐怖分子4岁的女儿才能获得情报，你选择折磨还是放弃？”

“如果你是一名登山队队员，情况危急时你必须割断绳子扔下最末端的队友才能保障团队的安全，你选择割还是不割？”

“如果你的父亲身患癌症治愈的希望非常渺茫，他告诉你想结束自己生命，你会选择尊重父亲的意愿还是坚持治疗？”

投票结束，“无常”之门伴随着阴冷的风和恐龙的嘶吼声打开，淘汰者要穿过一条全黑的通道，躺进“焚尸炉”。

刚一进去，180度的拱形液晶屏幕上瞬间燃起熊熊的火焰，耳边充斥着“噼里啪啦”烧柴火的声音，鼓风机吹出来的热风让体验更为逼真。五分钟后，炉门打开，“死者”被传送带送到一个形如子宫的纯白通道，脚踩满地的白色塑料球，匍匐着爬出通道，迎来“新生”。

（模拟焚尸炉。图片来自网络）

“死亡”成了人生命题

焚尸炉里的的“空白”状态，老黄和丁锐都曾体会过。一个是在失去财富、爱情、亲情之后，一个是在获得一切、物欲全满之时。

老黄本名叫黄卫平，1969年出生在宁波一个条件优渥的家庭，日子过得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大院子弟一样。20世纪90年代，他丢掉石化厂的“铁饭碗”，开始下海经商。迎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浪潮，黄卫平迅速地完成了资本积累。刚闯荡上海时，他的月薪只有1500元，后来，他的年收入迅速蹿到十万、一百万，到1998年，做外贸生意每年的利润能有好几百万。

“物质极大丰富后，人就容易迷失”，黄卫平的性格一下子变了，跟他合伙做生意的姐夫都常常骂他，“你就是个暴发户！”

外商来时，老黄挎包里每天都揣着五万块现金，高尔夫、马球、游艇等贵族运动成了接待的基本配置，上万块钱一顿的饭吃了也就吃了。很快，老黄的财富在无节制的“吃喝嫖赌吸”中消耗殆尽，家庭也因此破裂。2007年，妻子提出离婚，他和父母的关系也逐渐疏远。社会关系一层层剥落、死亡，很长一段时间，他一个人窝在家里整日整夜地吸毒，像是个“活死人”。

那时候，丁锐也陷入了类似的精神危机。2008年，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不到十年，丁锐完全实现了财富自由。他决定不再工作，却逐渐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

2008年5月，黄卫平买了一辆越野车打算开去边境再也不回来，结果牌照还没办下来，汶川发生了地震。5月12日，他呆呆地看了一天一夜的新闻，决定去灾难现场。

“人是不甘心莫名其妙地死去的”，黄卫平一直都在为自己找结束生命的理由。一开始是事业和财富的消散，接着是家庭的分崩离析，后来他想等陪伴自己15年的拉布拉多犬去世就去死。

去汶川，原因之一，也是想赴死。

黄卫平以为灾区现场必定是满目疮痍，死亡的气息四处弥漫。但那几个月，他看到更多的是死亡激发出的生机：地震没过几天灾区的人就忙着在废墟里捡钢筋换钱；孩子们好奇他的紫色头发，围坐着要听他讲城市里的生活。

那一刻，黄卫平觉得自己根本不了解死亡，灾难里这种更“务实”的态度打碎了他关于死的臆想。这激起了“生”的意志，他要活下去，要继续探索生死的意义。从2008年成立临终关怀机构“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到2011年和丁锐一起筹备死亡体验馆，老黄一直在和“死”打交道。“死亡”成了他的人生命题。

“干了件特别牛逼的事儿”

一开始，老黄和丁锐赋予了这个体验馆教育意义，“体验死是为了更好地活”。

做临终关怀的11年里，老黄感受过太多次面对死亡的仓促和无力。有一天，他跟着一位医生去病房做临终告知。医生交代完病情后指着他，“这位是心理咨询师，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跟他交流。”那一刻，老黄恨不得找条地缝钻下去，“在那种境地下，我能帮他做什么？又能怎么劝慰他？”

老黄总是在想，如果当初有个人拉他一把，或者有这样一个体验馆带他思考生死的意义，或许人生就完全不同了。他希望死亡体验馆让更多人从迷茫中“醒来”。

老黄和丁锐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筹备。

募资尝试过很多条路线，包括政府民政部门、殡葬业的行业大佬、民间资本、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但都没有成功，很多人聊了几句就直接或委婉拒绝了，“都不太想和死亡扯上关系”。

体验完焚尸炉那天，老黄和丁锐带着一身骨灰去朋友家吃饭，朋友的老婆觉得很忌讳，从那之后朋友再也没帮他们介绍过投资人，也不再来往。

也有愿意聊的，有个广告公司的人听完老黄的介绍深受感触，还哭着聊起自己奶奶去世的故事，但第二天就再也不接电话，“还是觉得不吉利”。殡葬行业的人倒是没什么忌讳，但他们对死亡教育不感兴趣，只在意这个新奇的想法能带来多少收益。

钱最后是靠网站众筹，老黄和丁锐又自掏腰包加了18万，项目以 41 万元的初始资金正式启动。

但是把设计理念转化为实体的困难又接踵而至。“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探索成本非常高”。

2014年，丁锐把“彼岸”空间的设计交给了一个美院的团队，也描绘了自己的构想：应该造一条幽暗静谧的小道，让人平和地走向死亡。对方一副“完全理解”的表情，倒腾几个月后交给他们一个“山洞”：通道外壁是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缠绕在墙上的蜘蛛网还时不时掉下来几缕，通道整体被设计成一个以麻绳做扶手以木板作桥面的“奈何桥”。“完全是把它当鬼屋来建了”，老黄不满意，眼看着临近开馆，他还是狠下心把它拆掉重建。

体验馆中，代表重生的通道被设计成子宫的样子，老黄希望它有一个柔软的外壁，再配上“咚咚”的心跳音效，最好还能轻轻晃动让体验更逼真。他通过朋友联系到宁波最大的硅胶制品工厂，接通电话后哭笑不得，“他们是性用品制造厂，从没做过那么大的东西”。

后来，有个自称艺术家的人跟老黄说可以“土法炼钢”，他们做好一个圆柱体模型，把老黄买来的医用硅胶固定在外壁。老黄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失败的，等他去现场的时候只看到“鼻涕一样”的白色硅胶甩了一地，十几万块钱打了水漂。

在造馆过程中，老黄和丁锐妥协过很多次。老黄形容丁锐“原来是拿着大刀到处砍人”，动不动就跟人辩论，挑战别人的价值观。但四年的建馆过程把脾气都磨没了，“有段时间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到后来剑也没了”。

在资金、技术、想象力等多方面的限制下，他们不断推翻重来又不断妥协，“醒来”成了一个缓慢生长的“怪胎”。2016年4月4日，筹备四年，耗资近400万的“醒来”死亡体验馆正式开馆。老黄没力气折腾了，“完整比完美重要”。

开馆前几个月，“醒来”团队每个人都处于亢奋状态。公众号积攒的粉丝慕名前来体验，每周的体验场都满员；BBC、CNN、路透社等全球几十家媒体纷纷前来采访；还有来自韩国和俄罗斯的人想要加盟死亡体验馆，为此他们还特意开过一次会讨论知识版权的问题。

老黄和丁锐都觉得，“自己好像干了件特别牛逼的事儿”，那时根本没心思想别的，只想着怎么卖更多的票，怎么让更多人来。丁锐还开玩笑说，要把死亡体验馆做成“百年老店”。

（创始人丁锐在奇葩大会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只是提供了一个棋盘”

老黄和丁锐将死亡体验馆定义为一个心理学产品、一个哲学产品，“借这个工具对生命进行一些探索”。

但在开馆之后，预期慢慢落空。

热度去得很快，半年左右，死亡体验馆就遭遇了断崖式流量低谷，一周只有一两个人买票。有时候，他们干脆关门，去附近的麻将馆打麻将。

在琐碎的日常运营和现实的流量困境下，团队的热情被消耗殆尽。

落差让“醒来”开始自我反思，团队常常开会讨论死亡体验馆的受众、营销手段、商业模式的问题。他们甚至对体验馆的存在产生了质疑，“体验死亡或许是种伪需求？”

2016年6月，秀梅从志愿者变成了团队CEO，着力于体验馆的营销推广。秀梅按照商业公司的运作模式，帮“醒来”开拓了很多渠道，包括豆瓣、携程、大众点评等，人流量逐渐恢复了一些。

但大众点评是把双刃剑。开通这个渠道后，死亡体验馆的体验人数增加了不少，但主持人三七的狂躁程度也直线上升，她觉得“他们不属于‘醒来’的受众”。体验者很多是抱着猎奇的心态来的，把它当作鬼屋来玩。当实际体验和预期不一样时，他们会给出差评——“游戏三观不正”，“价格太贵，花了冤枉钱”，“谈不上死亡教育，顶多算个新奇体验馆”。

直接对死亡体验馆提出质疑的人也很多。2017年3月27日的一场体验活动中，一位来自佛学小团体的秦老师几次拒绝投票，“为什么被投出去的人就要死？”几轮下来，秦老师就开始质疑“醒来”的游戏规则，“这是在鼓励斗争，社会上的恶意就是这么来的！”

体验结束，其他体验者也纷纷附议秦老师的意见，“我也是服务业，顾客的建议都是我们能进行下去的原因”“我做了15年的教练，介绍各位师兄来这儿，你应该感恩，这样你们才能继续开下去，发挥你们的作用”……

对批评意见，团队成员的接受程度并不相同。

秀梅觉得这些是必须承受的东西，“毕竟是服务业”。但丁锐知道这件事后，却把她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在丁锐看来，这是被“欺负”了， “我们又不赚钱，如果还要让自己受气，那不如不做了。”

（游戏过程中，主持人三七在后台工作。王丹妮 摄）

“醒来”旁边，是一家专注于青少年心理辅导的公益组织。小林在这家公益机构待了三年，几乎和邻居“醒来”没有任何交集。作为心理学同行，小林所在的机构更关注人当下的困境，“有些人一辈子都不去想生死这种大命题，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老黄也开始反思，或许只是他自己觉得死亡教育很重要。“自己觉得有意义，就觉得所有人都要认同这种意义”，老黄笑着说，如果放到现在他们肯定不会再干这事儿了。

在《奇葩大会》上，心理学同行李松蔚和微博大V“种太阳”认为死亡体验馆这种形式降低了谈论死亡的门槛，更多地理解死亡，让生命多了一些选择。掌声过后，丁锐推回了这份夸赞。

三年下来，模拟焚尸炉里“烧”过7024名体验者，他们或许在这里解决了什么问题，或安放了某种情绪，又或者什么都没有，老黄和丁锐并不确定。他们不再抱着“为了更好地活”这一教育目的，“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棋盘，有人在上面下围棋，有人下五子棋。”

同时，他也公开宣布了死亡体验馆的“死亡”日期：2019年4月4日，“醒来”死亡体验馆将永久关闭。

回顾这六年的探索，另一位股东莫里斯把它总结为“一次失败的创业”，“但他们肯定既不承认这是创业，也不觉得自己失败了”。在老黄的话语体系里，这是死亡体验馆以自身的经历完成了一次对死亡的诠释。

“从根上讲，他们都是艺术家，在互相做梦，没有人落地，大家把梦在手里抛来抛去。”团队成员三七说。

（死亡体验馆门口的“before I die”留言墙。图片来自网络）

“连最小众的咖啡馆都活了，我们却要倒闭了！”

3月8日，老黄召集了一次内部会议。 “接下来，怎么弄呀？”简单寒暄几句后，他抛出了这次开会的主题，“你们还想用这个空间做点什么？”

这是“醒来”开会的一贯风格：先把根本问题摆出来，再谈谈每个人的诉求，最后在这些想法里寻找可行方案来维系馆的运作。如果都没有，那就再想想。

循着这个路径，“醒来”死亡体验馆走到了第三个年头。现在，他们不用再完成第三步，只需要把自己还没实现的想法、还没完成的遗憾统统揉进“死亡”前的空档里。

按照目前的规划，4月4日闭馆当天，将会有12位癌症患者来参与最后一场死亡体验；5月份，三七会在死亡体验馆被拆除的废墟上策划一场“遗物展”；在此基础上，还会再做一次“死亡艺术节”……

“我们的主题不如叫‘死去活来’？”

“或者叫‘死给你看’！”

讨论会从中午12点开到下午4点多，他们时不时拿闭馆的事情自嘲，“连餐饮行业里最小众的咖啡馆都活了，我们却要倒闭了！”

闭馆的决定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解脱，没有人追问原因，他们都意识到了死亡体验馆的局限性。

在三七看来，馆有强大的惯性和门槛，在体验过程中要投注很大的心力，所以参与的人必然是被拣选过的。但如果是展览，表达或诠释可以由个人完成，“它腾出了更多的灰色空间，或者是让双方都舒适的空间。”

开馆三年，老黄能明显得感觉到公众对死亡的探讨渐渐多了起来，“肯定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在中国，死亡教育几乎处于空白的阶段，“不识死亡，回避死亡”是社会对于死的普遍态度。白岩松曾评价，“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是小学生”。

2016年10月，老黄计划在死亡体验馆门口举办一次死亡艺术节，但跟政府部分报备了很久都不成功，最后他只能把名字改为“生命艺术节”，才如期举办。活动当天，老黄坚持把写有“死亡艺术节”的海报张贴出来，但领导来视察前还是被用纸盖住，留下“艺术节”三个字和一大块突兀的补丁。

到了今年全国两会，人大代表顾晋建议，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加快死亡教育立法，积极营造尊重生命的科学死亡文化。老黄再次跟政府报备2019年“死亡艺术节”时，限制就少了很多。

筹备闭馆期间，三七的脑海中曾浮现起电影《敦刻尔克》的最后一幕：夕阳下，飞机油已耗尽，螺旋桨停止转动，它缓慢地滑翔下来最终落到海滩上。

她觉得死亡体验馆的关闭和那架飞机很像，“撤退是为了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