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荣《绍兴有意思》摘载之五

戴琥治越重治水。

江西浮梁（今景德镇）人戴琥，以明朝南京监察御史出为绍兴知府，驭下严，性恭俭，恤民疾，尤重水利，后来官至广西布政司右参政。戴公为绍兴做了四件大好事。

一是治理常遭盐渍和易发洪水的钱清江，基本消除了海潮与山洪的影响。

二是制订山会水系的管理规则。针对山会（山阴、会稽）平原上河湖水位和涵闸启闭调控管理混乱的情况，在府城内佑圣观前河中建立了水则——水位尺，还在观内设立了山会水则碑。

三是疏浚清白泉，撰写复泉记。根据范仲淹的《清白堂记》，复其清流，撰成《复清白泉记》，讲述诚者物之始终的道理，倡导以诚治泉，以诚待人。现在的清白泉保护得很好，戴公碑与范公碑立于一起，成了教育人们的好教材。

四是撰成《水利》专著。戴琥在任上始终坚持以治水为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撰成了图文并茂的不朽专著《水利》。今戴琥的水利碑与山会水则碑一起，完好保存于大禹陵内，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戴琥知越九载，功名永垂，后人将其列入名宦祠供奉，祠内曾有柱联相赞——“千载蒸尝刘母庙，三春杨柳戴公堤”。有朝一日恢复“戴公堤”之名，似杭州西湖之苏堤、白堤，将是对戴公的极好纪念，亦是对后来人的极好教育。

图1 戴琥《绍兴府境全图记》水系图

南大吉治越“三政”。

南大吉是陕西渭南人，进士，以户部郎中出知明代绍兴府3年。南公性情豪宕，尚友讲学，雄于文事，师从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王阳明，治越期间，颇多建树。

南公治越的“三政”之首，是治河道。他疏浚运河、府河、若耶溪，复原富豪所占埠头、踏道等，为百姓称道。

“三政”之二，是兴教化。他创蕺山书院，推王阳明为会试举主，择所辖八邑才俊弟子入书院，月给廪饩，盛况空前。组织重修禹王庙；亲书“大禹陵”三字，建亭立碑，这就是至今矗立的大禹陵石碑、石亭；兴建大禹陵园，形成了大禹陵陵园的风貌。

“三政”之三，是征豪强。对豪强所占河岸、河道及私搭乱建，悉拆除复原；对官府素未治之窝盗致富者，悉抓捕下狱；对被诬之属吏，悉为之洗雪。合郡由是大治。

图2 “大禹陵”碑

俞卿治水知越。

有清一代的绍兴知府中，俞卿称得上是颇有为的一位。他性格刚烈果敢，为政清廉俭朴，执法公正严峻，知越12年，治水修城，重文兴教，惩强扶弱，八邑震肃，百姓称誉。其所作所为，尤其表现在治水与兴学上。

一是筑海塘。他带头捐俸，主持筑成山阴、会稽、上虞三县沿海石塘，终“成百世之大利”，使“边海数十万户有更生之庆”，“民共为之祠”，并将海塘“名之曰‘俞公塘’”。

二是治府河。到任后的当年冬天，俞卿即下令清淤，规定深必得三尺，广必及两岸，以各城门为起点，以一里为程，分段包干，干水作业，居民挑掘，官府清运，城乡共役。同时，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尽行拆除各类乱搭乱建，还立禁造城河水阁碑，就长效问题做了明确规定。

三是兴教育。他捐俸修理扩建明末刘宗周讲学之蕺里书院，置田延师讲学，题名“蕺山书院”；大修学宫，使之成为“浙中诸庠第一”；还与会稽知县张我观一起，修葺刘宗周讲学的证人书院，并题额“会稽县义学”，置田二十亩为馆谷。他对教育的关心，称得上无微不至。

四是修府城。他下令街衢以石碑坊为界，对乱搭建、乱设摊、乱占道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与此同时，他还补颓废，易朽坏，固筑城墙，修筑陆门与水门。

俞卿曾经说过:“事有当为而不为者，因循废弛，贻数万人之害，丧数十倍之利，至数十年而不可救，山阴之海塘是也；有不可为而不得不为者，勉强拮据，尽心力为之，不避怒，不畏难，若有天焉，默相其成，俾民去其害，而更收其利，则山阴易石之海塘是也。”

当为不为，几多危害；难为而为，利益自来。俞公的这段话，语重心长，既是他呕心沥血理政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奋发有为利民的经验之谈，更是留给后来者的宝贵遗产。

图3 20世纪30年代的绍兴水城门

太守清，河水清。

俞卿离任66年后，即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绍兴又来了位叫李亨特的好知府。

李公治越，弘扬先贤遗风，也是从治水开始的，并且首先从治理环城河开始。他发布《禁造城河水阁示》，并予刻石立碑；采取自拆与强拆相结合的办法，在短时间内拆除了非法搭建的74座水阁、4座石桥与8座木桥。

与此同时，他还组织开展清淤疏浚工作，治理污水源头，整顿街面路口，城河为之一新，河水为之一清。

李亨特知越3年，百姓“以为俞太守再见于今”，给了他“太守清，河水清”的极高赞誉。

正是在戴琥、南大吉、俞卿、李亨特等贤牧良守的领导下，越地百姓顺应自然，爱水护水，治水利水，建成了自己的鱼米之乡。

图4 绍兴镜湖湿地风光

编辑：茹静文

（总期：5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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