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15于云南开幕，21专访“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政策研究项目中方组长、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探讨未来十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关键路径。
10月11日，在云南昆明开幕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COP15），就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新目标开展广泛讨论，推动达成全面平衡、有力度、可执行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行动框架。
此前不久，我国首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发布，对中国多年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理论体系、实践经验和成效成果进行了集中展示。
2020年9月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显示，于2010年制定的20个“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完成情况并不理想。虽然同样未完成所有目标，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成绩。
在“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政策研究项目中方组长、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看来，这与中国多年坚持调查评估、保持较高的重视程度，并不断统筹平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高吉喜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未来10年的生物多样性工作路径中，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是公认的、最核心的要点，而栖息地的保护与修复将成为实现有效保护的关键。
“只靠生物学家去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21世纪》：2010年的COP10大会中提出了“爱知目标”，但去年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显示相应目标并未完全实现。这反映了全球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推进上的哪些问题？
高吉喜：全球爱知目标完成的不理想，我觉得整体上的原因就是没有形成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还没有成为各个国家的主导战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和环境污染一样，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只靠生物学家去保护生物多样性，那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最主要的还是要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化因素，要在政府制定各种规划计划时，充分地考虑生物多样性，这样才能进行有效地进行保护。
从另一方面看，爱知目标在指标的设定上如何更加科学、更可考核，也需要反思和研究。爱知目标下，有些数据确实不太好收集和评估，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未来10年的生物多样性工作路径来讲，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是必然的路径。这与气候变化一样，能够在前期社会发展中得到体现，是最主要的具体举措。
我认为，生物多样性听起来是对物种的保护，其实更主要的是对植物生境（指生态学中环境的概念）和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只要生境保护好了，物种通常就能保护好。比如近几十年来，我国河流湿生态修复取得了巨大成效，相应的鸟类数量很快就实现了大幅增加。因此，栖息地的保护与修复是极为关键的。
《21世纪》：如何看待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治理？该如何描述“双碳”目标与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关系？
高吉喜：从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和认同的理论看，气候变化归根结底是排放量的增加导致的。其中，碳汇的增长也关系到生态的保护。那么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生境的保护，生态系统的保护。所以，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在每一个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在治理过程中应该同时考虑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因素，以便提高效率。
中国生态红线的创新与优势
《21世纪》：目前国际社会非常肯定我国的生态保护红线模式和制度，都把生态保护红线作为一个典范，你也曾在研究论文中充分肯定了这一创新新做法。我国目前的施行情况如何？这一模式与制度有何优势？这一制度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推广的可行性如何？
高吉喜：生态保护红线确实被认为创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与制度。从科学角度讲，它是保护方式与模式的转变；从国家政策讲，它是一种制度创新。所以不论从模式还是制度方面，生态红线都是一种创新。
目前，我国已有15个省区市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总面积约61万平方公里，占15个区省市国土总面积的1/4，涉及291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其他省市也基本都处在优化调整过程中。各个地方对生态保护红线还是非常重视的，在已经完成生态红线划定工作的地方还没发现红线范围内的违规操作报道。
从生物多样性方面来讲，生态保护红线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划定生态红线，将各种珍稀保护动植物都纳入了保护的范围，包括物种的栖息地或者生境。第二，生态红线划定以后，生态系统的联通性、完整性进一步提高，保护面积也显著提升，即“保护范围显著加大”。第三，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将显著提升。因为保护范围扩大，生境栖息地的连通性进一步加强，生态廊道效应增强，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也随之提升。
《21世纪》：除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之外，我国还有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如何讲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故事？
高吉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的执行上，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部委层面、省级层面，我们都开展了大量的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工作，据此对生物多样性的状况掌握得比较清楚。1992年，中国第一部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出版，介绍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方面面，这在全球也不多见。2018年中国又出版了第二版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描述。因此，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成效或大措施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摸清本底。只有对生物多样性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才能找到病因，治得好病。为此，中国开展了大量的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工作，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了全面体检。总体而言，中国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
第二，中国制定了非常具备可操作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同样在1992年，中国提出了第一个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2010年时，又完成了第二次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明确了应该在哪方面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具体的行动计划。
第三，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程度一直很高，目前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面积达到了国土面积的18%，现在划定的生态红线面积不低于25%。
第四，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修复工作。近几年开展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绝大部分都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密切相关。
第五，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融合。我国一直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统筹平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比如我们在各种开发活动的环评中，都会考虑项目对生态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此外，我国在一些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开展了生物多样性扶贫，帮助这些地方的老百姓脱贫致富。凡此种种，都是可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的中国经验。
《21世纪》：区域保护工作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跨区域跨流域工作又该在哪些层面做好协同？
高吉喜：所有的生态保护工作实际上都有所谓的“溢出效应”，也就是生态保护有一个辐射范围。有些生态保护的成效，当地政府或百姓可以直接从中受益，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当地为主，但有很多保护的成效会惠及更大范围和区域，对这类保护往往需要付出很多，却当地受益不大，所以要在相应区域上建立协调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其实，生态保护的成效很多是全球受益。以大熊猫为例，受益的不仅是四川，也不止中国，而是全球。一个物种的灭绝，会影响到全国甚至全球。为此，我们要建立全球生命共同体，共同保护我们生存的家园。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一定要从区域角度、全球角度来协同推进，才能真正做到有效。正如气候变化没有边界，需要各国联合起来共同保护一样，生物多样性也需要全球共同保护。
未来十年重点是优化国土空间
《21世纪》：过去十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获得了可观的成果，未来十年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需要将重点放在哪些方面？
高吉喜：我觉得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首先应该在国土空间格局上进一步优化。对一些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一定要实施严格的管控。只有栖息地得到有效的保护，生活在其中的物种自然而然就能得到保护。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体系，有明确的边界，有相应的管理机构，还有相关条例，因此我个人认为，守护其边界是能够守得住的。 生态保护红线，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其边界也应该是可以守住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以后，还要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
但对整个自然生态边界来讲，比前述两个边界都要大，所以应作为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工作之一，依照十九大报告精神，守护好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简而言之，自然生态空间的面积不应该再缩小。
此外还要让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惠及老百姓，惠及社会发展。为什么要特别谈这一点？因为如果只是加大投入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不能让老百姓看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那么大家就会失去积极性。这三个方面是互成体系，互为一体的。
《21世纪》：目前我国的生态空间格局处于怎样的水平，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建设？国土空间的开发建设和生态空间的构建保护如何协调？
高吉喜：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我国的生态空间格局构建方面在整体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我们基本是通过四种模式来保护生态空间科学的：
一是对部分重要的物种、生态系统等保护对象建立了包括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二是对一些生态功能非常重要的区域，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这是保护区之外的第二圈生态空间格局。三是划定了生态安全屏障、生物多样性优先区等一系列更大的生态空间格局。四是虽然还没有明确但已经提出要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通过在项目开发过程中的环境影响评价等技术手段，避免对此类边界的破坏。
目前从整体上讲，我国的生态空间保护格局已基本形成，保护方式与途径也基本上是明确的，保护手段也相对先进。这一点上我认为目前我国在国际上都处在前列。
未来要对生态空间格局进一步进行优化，就需要进一步明确不同空间格局的保护方式、模式，以及需要采取的手段。还要进一步明确保护责任，也就是国家职责、地方职责，甚至需明确哪些需个人来保护，哪些需企业来保护，形成国家、企业和个人一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大格局。
（作者：王晨 编辑：李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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