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木刻运动中的延安学派

诞生于1931年的中国现代木刻，在延安形成了一个以鲁艺为中心的艺术流派。力群作为这个艺术流派成员之一，在文章里把这个思想倾向一致、艺术风格接近的木刻流派称为“延安学派”。来到延安的艺术家们同情大众，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切的体察。他们肩负使命，满怀激情奔赴延安。他们在延安深入群众，直接参与农业劳动，了解群众真实的思想和生活，从情感深处进入到大众中间，并将自己的作品拿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体验群众的真情实感。

抗战时期，由于日寇对边区的封锁，延安的物资非常匮乏，也缺少必要的美术材料用品，很多情况下，美术家必须自力更生，因地制宜，自己动手制作美术用具。陕北的枣树多，易于制作木刻底板，铁钉经过锤打就可以制作成简易刻刀，油印材料也可因陋就简地自己制作，故而木刻版画成了延安最普及的美术品类，鲁艺美术系一度成为木刻系，木刻也成为学员的必修课之一。

1938年秋末，延安成立了“鲁艺木刻工作团”，主要成员有胡一川、彦涵、罗工柳、华山等。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版画创作，以流动的方式进行展出，成为一支短小精悍的“轻骑队”。在创作过程中，木刻家们深入生活、深入农村，熟悉农民、战士的生活与思想感情，探索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内容和形式。在创作手法上，他们将素描与传统中国年画的单线结合，以简洁、明朗的线条和刀法为主，将单幅的、群众称之为没头没尾的木刻漫画作品改为有故事情节的、连贯的连环画和组画，故事的情节性和叙事性通过人物形象、表情、动作以及相关道具展现出人民看得见、读得懂的时代信息。在创作形式上，采用我国民间套色木版年画的创作手法。因为要快速宣传并需要尽可能多地复制作品，所以木刻版画较少仔细描摹，大多是一挥而就，黑色木刻底版上加套几种鲜艳的色彩，更具有了表现主义的风格。由于作品反映边区生活，通俗易懂，颇受农民的欢迎。这一时期创作出一批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如古元的《哥哥的假期》《结婚登记》《减租斗争》、沃渣的《夺回我们的牛羊》《威武不屈》、马达的《莫待天早误农时》、力群的《丰衣足食图》、夏风的《自卫军打靶子》等，把内容和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与时代气息，艺术形式日益显出民族化特色。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把题材上表现工农兵、形式上做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审美趣味确定为解放区的文艺发展方向。艺术家开始自觉地将自己的喜好、视野投入到工农群众中。在如何使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更加大众化、民族化问题上，当时的鲁艺木刻研究班负责人胡一川提出，要把狭小的圈子打破，使木刻变为大众的所有物，大批地吸收工农士兵加入木刻的队伍中，使他们不但可以欣赏木刻，同时使他们有学习和创作木刻的机会。美术工作者还克服种种困难，将延安的木刻发展至更偏远的边区，在《抗敌报·抗敌副刊》《海燕文艺副刊》《战地文艺》等当地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抗敌宣传木刻作品，用来宣扬民族气节，在群众中起到鼓舞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宣传作用。当时的边区美术工作者一边进行抗敌宣传创作，一边对基层人员进行普及培训，成立“西北战地服务团”，辅导地方群众的美术工作，引导他们认识什么是“新”文艺，包括哪些样式等。在1944年11月边区文教会通过的《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中号召：“应该一面在群众中发展新文学（工农通讯、墙报、黑板报、新的唱本、故事、新的春联等）、新美术（新的年画、木刻、剪纸、新的连环画、画报和画册、新的洋片等）、新音乐（新的歌咏、新的鼓书等）、新舞蹈和新的艺术组织（俱乐部、文化室、文化台、文化棚、展览会、晚会等），一面要团结和教育群众中旧有的说书人、故事家、画匠、剪纸的妇女、小调家、练子嘴家、吹鼓手等，使之为人民的新生活服务。”在这一方针下，群众艺术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艺术与人民生活和斗争相结合，艺术内容与形式也实现了协调。

表现民族解放战争中人民的劳动生产、新型的民主生活成为延安木刻作品创作的重要主题。在强调延安木刻的民族化过程中，木刻家们也有选择地借鉴着曾对中国新兴木刻革命化有过影响的外来技法。如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彦涵的《审问》等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便是得力于作者深厚的写实造型功夫与对德国版画、苏联版画创作技法的借鉴，将其长处适当地融合到中国传统阳线木刻技法创作中，开创性地形成具有鲜明中国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木刻艺术。

古元和夏风等人还根据我国西北地区春节时贴在窗格子上的剪纸窗花形式，创作了一批反映生产、识字、劳军等题材的窗花，颇受群众好评，成为探索木刻民族化过程中富有成效的范例。尤其是古元的作品，采用西欧木刻黑白对比的造型手法，深谙黑白交错的形式规律，在大体准确地表现画面人物造型组织基础上，又保持中国木版年画原有的传统形式，表现的人物既层次分明又主体突出，有效地渲染了主题效果，不仅显示了木刻艺术的“力之美”，而且还加强了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的表现，朴素而又写实，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他创作的《牛群》《人民子弟兵》《家园》等作品生动传神、生活气息浓郁，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有着强烈的感召力，对解放区的新兴版画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区政府办公室》《离婚诉》《向吴满有看齐》等一批版画作品都是在过去表现基层生活中所鲜见的，包含了鲜明的时代气息。

1939年，延安木刻在苏联展览，引起了国外记者的关注，英、美多家报纸杂志刊载文章介绍延安木刻。1942年，延安木刻在大后方重庆举办展览，轰动了重庆文化界，茅盾、徐悲鸿均著文介绍。徐悲鸿称赞古元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其作品为世界艺术竞争的选手”。到延安的外国记者拍摄了不少艺术活动的照片，有些还索取木刻原作带到海外收藏。木刻版画作品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宣传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后期资助项目“20世纪中国美术思潮演进”（17FYS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

编辑：宗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