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怒斥科研合作者权力霸凌！“他们需要的是导游而非合作者”

撰文：吴婷婷
编审：寇建超
排版：李雪薇

如今，越来越多科学研究倾向于国际化合作。
尤其在全球卫生领域，许多研究者热衷于与资源贫乏国家的同行研究者们建立伙伴关系。他们声称，这样的合作有利于研究项目的可持续性，同时能够帮助这些较落后国家进行科研能力建设。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来自发展落后国家的研究者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呢？
近日，来自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 of Ibadan）的微生物学家 Iruka Okeke 就站在欠发达国家研究者的角度，揭示了这些似乎“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国际科研合作背后的权力不平等真相：
高收入国家生物医学研究人员与低收入国家流行疾病领域的同行建立合作关系时，存在压榨（extractive）和剥削利用（exploitive）的权力“霸凌”现象。
这篇题为“Twenty steps to ingrain power asymmetry in global health biomedical research”的讽刺性文章已发表在科学期刊 PLOS Biology 上。

（来源：PLOS Biology）

为什么“越落后越好”？

实际上，自 2004 年以来，全球国际科学研究合作的数量增加了两倍，自 2000-2015年，全球由两个或更多国家的作者合作发表科学出版物的比例也翻了一番（从 10.7% 增加到 21.3%）。
而据 Iruka 所说，当一位来自发达国家的生物医学科研人员想要建立国际合作项目时，第一步往往就是挑选一个发展足够落后的、相关研究经验几乎为零的国家/地区，反而会刻意避开那些享有较好资源或具有丰富研究经验的地方。
Why？
一方面，就生物医疗领域来说，多数课题都基于对某种疾病的研究，而许多疾病只在特定的、发展滞后的国家或地区肆虐。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说，挑选目标疾病根植的国家/地区作为研究选址，的的确确是合理可行的。
然而，另一方面的潜在原因，可能就不那么美好了。
首先，在这些落后国家进行实验，来自发达国家的研究者往往以“技术交流”之名，更能得到当地政府或相关机构的支持与优待。正如论文中描述的滑稽场景：“来到这里，你可能先要与总统会晤，然后与当地的儿童亲密合照。”
同时，对生物实验来说，在这些地区进行实验还可能避开当地的安全监管，甚至允许你将有毒的实验废物随便堆在某些角落。

最令人“大开眼界”的是，人们对欠发达地区存在刻板印象。Iruka 讽刺性地写道：“如果发现该国家/地区的实验室配置不够精良，请快速调整并给每台设备打上标记，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叫做‘我的野外实验室’——即使它其实位于国家/地区市中心的研究所内。”

找科研伙伴？人家只要业余的！

在选定地区后，下一步就是物色当地的科学家了。然而，与前面的思路类似，科研人员似乎倾向于避免与任何有相同或互补专业知识背景的人进行合作。他们需要的大概不是“合作者”，而是“导游”。因此，他们只需要再招募一组短期兼职性研究人员，一个“野外实验室”就组建完成。
那么问题来了，没有专业知识如何推进实验呢？别担心，只需要花几天时间来个“岗前培训”，教授基础知识与实验室操作流程即可。至于高科技手段，当然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啦。

此外，双方的权力不平等还体现在实验数据的归属之上。
Iruka 在论文中写道：“他们会规定将所有数据存入指定电脑，而后自动同步至所在机构的服务器。如果小组成员请求访问数据库，被拒绝的理由会有很多种，可以是无权为该服务器发布登录信息，或者干脆以停电无法安装国内服务器为借口。而且，出于安全原因，这台电脑只能运行他们安装的特定项目程序。”
诸如此类，这样的国际合作关系不仅难以帮助欠发达国家科研人员培养能力，反而还有可能使其领域发展倒退。因为研究人员为了进入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科研小组，可能放弃了自己原本专注的研究内容，但在进入以后也并不能真正接触到高技术水平知识。

全球卫生研究领域的“宏伟蓝图”

众所周知，科研项目价值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就是发表成果。早在 2019 年的一项研究就关注到了这一问题。通过对 1980-2016 年发表的关于非洲流行疾病研究的论文进行分析，研究人员发现，来自美国和西欧的科学家发表的文章占到全球传染病期刊的 80%，而非洲的科学家们仅发表了全球约 1% 的文章和 0.1% 的专利。
由此可见，来自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似乎更容易掌握整个项目的主动权。例如，在项目后期需要参与国际性大会（往往在发达国家召开）并作报告时，由于伙伴国家的科研人员很难获得签证，来自发达国家的科研者就会直接露面宣讲。
而且，该研究还发现，由于错误的期望、不明确的安排和相关人员之间的沟通不畅，跨国家合作还可能会造成作者权纠纷。

更值得关注的是，Iruka 认为这样的权力不平等模式会扩散得越来越快：

每当上一个项目结束，高收入国家的研究人员只需要重新选定一个国家/地区，将同样的模式照搬过去，就又能在其所谓的“全球健康去殖民化”蓝图上增添一笔功绩，最终形成一个网络，并享有国际盛誉。
正如悉尼大学 Seye Abimbola 教授在 BMJ 上发表的社论所言：
“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人民的命运是相互关联的，尽管身处发展程度不同的社会的确会导致科研人员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不同，或是双方的权力和可获取的信息不成正比。但是，至少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们应当进行公开的对话，以从根本上消除‘全球健康殖民化’问题。”
参考资料：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biology/article?id=10.1371/journal.pbio.3001411
https://gh.bmj.com/content/4/5/e002068
https://gh.bmj.com/content/4/5/e001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