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发烧”的锅，中国不背！

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铝土矿储量的国家，几内亚突然“变天”，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市场对铝土矿供应的恐慌心理。但实际上，稍微拉长时间线可以发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根源不在几内亚与中国的供需关系。

从2020年开始，国际资本就盯紧所谓“中国需求”，从全球顶级对冲基金Point72到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投资名人，都认为“中国需求”将引领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国际资本开始大量进入大宗商品市场炒作，铝价期货也持续高烧不退。2021年以来，LME（伦敦金属交易所）铝价格已经攀升了约四成。

大宗商品价格“高烧”的首要原因是由美联储带头的全球货币放水。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来，美联储就开启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全球进入到“美联储交易时间”。

从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美国先后通过了3轮财政刺激计划，向市场投放了5万亿美元用于刺激经济恢复，近期拜登还在极力推动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以及另一项3.5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在美联储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的推动下，美元将进入一个弱势周期，而从历史上看，美元与大宗商品价格间存在“跷跷板”效应，大量热钱涌入商品交易所，进行价格炒作，不断推高铝等大宗商品价格。

经济复苏及不随之节制的政策进一步推高价格。大宗商品是典型的周期性资产，与全球经济同步涨跌。目前世界经济正从疫情中逐步复苏，必然带来大宗商品需求的增加。面对已经高企的通胀率，美国政府却更在意自身政治利益，仍我行我素继续推进刺激计划，使得大宗商品价格被进一步抬高。

全球抗疫的不协调致使供应链失调，进一步推高市场恐慌心理。受燃料价格上涨、船只供应紧张和港口装卸时间延长等因素影响，全球海运价格成本上涨，亚洲铝库存难以运达至欧美等市场。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抗疫中不愿与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友善协调，在中国抗疫防疫较为成功的情况下又横加指责和抹黑，导致全球市场的协同性被破坏，供应链错配、断裂愈加严重，成本高升。

在国际资本抓住“中国需求”进行的这一轮炒作中，作为真正购买方的中国，只能接受国际炒家最后的定价并附加一定的升贴水来购进大宗商品，无法改变价格接受者的地位，陷入“越买越贵，越贱越卖”的怪圈之中。

大宗商品价格高烧不退，对经济复苏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其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无限量的货币宽松政策和市场对“中国需求”的过度炒作。从长远看，对国际大宗商品治理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推动大宗商品定价权朝着更为公平合理方向发展，是未来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万喆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来源：环球时报）

大宗商品涨价已进入“尾部阶段”？

国信证券策略分析师燕翔9月11日发布观点：本轮全球复苏的高点大约在2021年5月份左右已经出现，根据历史经验一般商品价格的高点会滞后宏观经济的高点大约5到6个月左右，商品价格的高点可能出现在11月左右，当前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已经进入到尾声，越往后看，“抓尾巴”的收益和风险越不成正比。

2021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

2021年以来，国内主要大宗商品多数出现了明显的大幅上涨，以Wind统计的国内期货商品价格指数来计算，截止9月9日，年内涨幅较大的商品主要包括焦煤、纯碱、锡等，年内涨幅均超过了50%。如果从2020年疫情以后起算，大宗商品价格的涨幅更加惊人。

特别是在今年7月份以后，在全球包括原油、铜等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基本走平趋稳之后，部分国内定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依然在持续走高，南华工业品价格指数在9月份再创历史新高，截止9月9日，指数全年累计涨幅已经超30%。

也正因如此，宏观数据上PPI同比和CPI同比今年以来形成了巨大的缺口。2021年8月的国内PPI同比增速已经到了9.5%创2010年以来的历史新高，而与之对比的是CPI同比增速则始终维持低位，最近几个月还有所下滑，8月份最新的CPI同比仅0.8%。

商品价格上涨的供需两方面原因

需求方面，去年新冠疫情暴发以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货币大放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需求驱动力，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1）战后一直到60年代，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主要由美国单极需求驱动的，商品价格走势与美国一国的工业同比增速高度相关；

（2）70年代开始到2000年前，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崛起，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主要由发达国家的需求驱动，商品价格走势与G7国家的工业同比增速高度相关；

（3）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进入到重工业投资时代，中国经济的需求成为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主要力量，商品价格走势与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高度相关；

（4）2015年以后，中国的资本深化阶段（即人均资源品消费量攀升阶段）基本告一段落，中国单位GDP增长消费大宗商品的数量开始见顶，全球商品价格的主要驱动力量从中国的单极演变成中国与主要经济体多极。

2015年以后商品价格走势与“中国+G7”国家工业同比增速高度相关。两者基本互为充分必要条件，每一轮大宗商品价格大涨的背后都有全球工业增速回升的周期，而每一次全球工业增速上行周期都对应了一次商品价格大涨。

在需求回升的同时，国内部分大宗商品供给的收缩，也成为了相关商品价格上涨的催化剂。国内的原煤和粗钢产量同比增速，从今年3月份以后开始都是逐月递减的，6月和7月都是明显的负增长，同时叠加今年煤炭进口数量是负增长的，由此导致了商品价格进一步攀升。

形势开始变化，商品价格上涨进入尾声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此前决定商品价格上涨的供需两方面因素都已经开始出现变化，国信证券认为商品价格上涨已经进入尾声。

一方面，从供给角度看，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已经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国家发改委一方面出手提升煤炭储备能力，另一方面也在加强市场监管。

更重要的是，在需求层面，本轮全球经济复苏的高点已经出现，后面将进入到一个经济下行周期阶段。

最近几个月，美国、欧洲、日本的M2同比增速均已明显回落，作为领先指标的金融指标已经率先开始下行。

相比金融指标，另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度量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中国+G7”同比增速，也已经明显见顶开始回落。

从历史经验来看，商品价格的高点往往会滞后于宏观经济的高点出现，滞后时间大约在5-6个月。比如，2007年那次经济的高点大约在2007年10月，商品价格的高点在2008年3月；2010年那次经济的高点在2010年年中，商品价格的高点出现在2011年一季度；2017年那次经济基本面高点在2017年年底，商品价格高点在2018年5月左右。

从“中国+G7”同比增速来看，本轮全球复苏的高点大约在今年的5月份左右，参考以往历史经验，商品价格的高点可能出现在11月左右。这个具体的滞后时长每次可能都会不一样，但无论如何，在目前政策已经开始重视供给持续收缩可能性降低、需求侧本轮全球复苏高点已过进入下行周期，这样的背景下，商品价格的上涨已经进入尾声，越往后看，“抓尾巴”的收益和风险越不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