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载：从公子哥儿到京剧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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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档案春秋》）

吴江路很早以前是一条小河，后来成了一条弯弯的马路。近些年来商铺林立，尘嚣万丈，一到晚间，比十米开外的南京西路还要热闹。可是从前不是这样，吴江路不是一条美食街，鼻子里闻不到什么油香味、麻辣味，倒是常能听到吹拉弹唱的声音――因为这里有个出名的大弄堂天乐坊，里面有个不是票房胜似票房的人家――40号，半个世纪期间，凡是喜欢言派京剧的，没有不到这儿来“磨蹭”的，实际上成了言派艺术在南方的大本营。“盟主”就是著名言派艺术家李家载先生，他是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的后代。
李鸿章家族的老五房
李鸿章家族有六房，在上海滩留有很多传奇故事，李家载的祖上除了经营房地产，在戏剧界也很出名，是个票友世家。
李家后人在上海的居住地，上世纪初大多都环绕在跑马厅(人民广场)附近，老二房(李鸿章一支)在威海路茂名路；老三房(李鹤章一支)在威海路黄陂北路；老五房(李凤章一支)原先也住在威海路茂名路(三茅宫)，后来由于连遭两次不幸，搬到了静安寺路(南京西路)旁边的吴江路，在天乐坊顶下了房子，两代人住了四栋楼。

李家载是李家老五房李凤章的曾孙，父亲叫李国澄。他祖父李经翊一百多年前就已从安徽移居上海。由于他的伯祖李经祜一房无后(李经祜九岁去世，夫人柯氏抱牌位结婚)，于是柯氏过继了李家载的父亲李国澄为子。因为李家载的祖父李经翊原本也是从老六房(李昭庆一支)过继来的，他们父子两代人先后都过继给了老五房，所以李家载也就算到了老五房的谱系上。
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虽无儿子，却有的是钞票，是李家首富，在芜湖经营房地产，这就为这个票友世家提供了物质条件。李家载的父亲李国澄是有名的票友，喜欢谭派戏，早年有些名角从北方南下上海来唱戏，就住在李国澄家里，他们常常一起躺在大烟铺上，一边抽烟一边聊戏。李国澄原先住在威海路三茅宫(一所道观)附近，是一处二进五楼五底的大宅，原先是李根源的老房子，还有宽敞的庭院。后来发生火灾，还遭遇过强盗上门，为防不测，他们先到苏州避了两年。从苏州再回上海时，正值天乐坊造好，就搬进了天乐坊。

小时候是出名的皮大王

李家老五房两代无子，全靠过继，所以儿子特别吃香。到了李家载一代，他上有姐姐，下有妹妹，就他一个男孩，自然更成了宝贝疙瘩。他从小虎头虎脑，精力充沛(据说他先天营养过剩，生下来就10斤)，皮的本事很大。
李家载有个表弟叫宋湛清(他俩的母亲是亲姐妹，他们的外公沈玉麟曾任轮船招商局经理，在苏州住大石头巷)，他俩同年生，李家载大几个月。两个人一个人高马大，敢冲敢杀，天不怕地不怕；一个从小多病，身材消瘦，人小胆子也小，像个影子，整天跟在表哥后头转悠。
有一年他们过10岁生日，家里办堂会，为适合小孩子胃口，请来一个杂技班子演魔术，还请了很多亲戚朋友带孩子来观看，孩子们自然很兴奋，那还是住在威海路三茅宫的时代。
那天一早杂技班子就来了，在院子里搭一个台，拉上布幔，搬进来很多道具。
李家载脑子一转，有戏了，对表弟说：“我们把那兔子捉出来玩好吧?”
“好呀!”宋湛清兴致也很高，他一贯是表哥的搭档。
两个人趁大人不备，悄悄溜进去，把兔子从甏里抓出来。又担心被人发觉，因为那甏一下子轻了许多，于是就拿块砖头放进去，然后抱着兔子上楼玩去了。魔术表演开始后，当表演到应当把兔子变出来的时候，那兔子总也蹦不出来，演员急出一头汗，伸手一抓，竟是块砖头，惹得台下哄堂大笑。
那时的杂技班子都是些草根班子，常年走街串巷，靠手艺吃饭的。这下出了大洋相，而且是在李鸿章家族的堂会上，传出去不得了，丢不起这个脸，只好拱手作揖，对台下讨饶：“各位大爷，我们是靠手艺吃饭的，从来没有得罪过你们李家，请不要开玩笑了，把兔子还给我们……”大人们一听，就知道是两个皮大王干的，别人不会干这种事。等到人们迁怒于他俩，他们早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到了读书的时候仍是皮。家里为他们请了私塾先生，他们不喜欢这个老师，就在老师房间里捉迷藏，甚至晚上爬到老师的床顶上(旧式的红木大床四角有柱，上有顶棚)舞大刀，吓得老师赶紧辞了教席，人家伺候不起。

到了读中学的时候“皮筋”仍旧没有收敛，还差一点闯祸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为避战火，他们一家又搬到苏州南园一带暂住。他父亲安排他到东吴大学附中读书，谁知却撞上了蒋纬国。有一天学校开运动会，他早早来到了球场。他口袋里是不能离开零食的(这是他终生的嗜好)，在看台上坐了一会儿就起身买零食去了。蒋纬国与一帮小兄弟来到时，李家载并不在场，阴差阳错地一屁股坐在李家载的位子上。李家载不认识蒋家公子，一看自己的位子被侵占了，伸手就把蒋纬国拎了起来。蒋公子的小兄弟上来解围，被李家载一拳撂倒一个。他身高马大，谁都不在话下，何况他也有他的“跟班”，于是混战一场。等学校的老师赶来，他见事不好，拔腿溜了。事后他知道惹了乱子，心惊胆战了一段时间，还好，蒋家并没有与他为难，事情不久就过去了。一年后回到上海，竟又狭路相逢。有一天他跟女友在一家跳舞厅跳舞，正旋转着，从舞厅门口涌进一帮人，他眼尖，认出中间那个就是蒋纬国。这回识相了，赶紧从后门溜了。

进大学之后继续闯祸。他入读上海光华大学，学习成绩并不怎么好，但英语和书法很好，唱歌和跳舞的本事更是与日俱进。这时，他开始注意女孩子，对于美女十分倾慕，但是倾慕的方法还是很原始的，他还不明白应当怎样向女孩子示好。他的课桌前排，坐着一个外国女孩儿，长得很诱人，李家载总熬不住要盯着她看。一次上课，他居然把头伸到前面去了，几乎要碰到那女孩儿的肩膀；正出神之际，冷不防头上挨了一棒，原来被任课的外国老师发现了，用教鞭干涉他。他这种小脾气哪里肯买账，一拳向老师脸上砸去，把老师的金丝眼镜都打掉了。

毫无疑问，这下真的闯祸了。老师告到工部局巡捕房，巡捕房发出传票要拘留他。他慌了，家里也慌了，连忙四处托人疏通，请客吃饭、送礼是最起码的了。疏通的结果是，可以免除拘留，但必须当面向老师赔礼道歉，还要罚款300大洋。
这回他母亲决心惩罚他一下――被罚的300块大洋要他从自己的零花钱中拿出来，让他扎扎实实地心疼一下。那是他过年时，不知磕了多少响头才挣来的呀!人家养家糊口的职员月入也不过才30元。几十年后聊起此事他还在心疼――那一拳打掉了我300元零花钱啊!那是磕了多少头才挣来的呀!
言菊朋亲自为小哥俩说戏
李家载的父亲李国澄是京戏天才，嗓子极好，吊嗓子时，琴师的胡琴都拉不上去了，他的嗓门还可以拔高。
大人爱唱戏，小孩子必然受影响。李家载和宋湛清从小生活在戏迷堆里，耳濡目染，渐渐对京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爱看京剧连台本戏。先是在家里跟着唱片学唱，后随为其父亲操琴的票友周梓章先生吊嗓子，逐渐懂得了京剧的板眼。可是他们的表舅任凤苞(李家载和宋湛清称其五舅。他们的三姨夫叫任援字，是任援道的弟弟)听了还是摇头，觉得这样瞎唱下去不行，得有个正式的高手来教才行。
任凤苞是宜兴人，盐业银行的董事长，宜兴官宦人家任道�(李鸿章的幕僚)的后代。他自己嗓子虽然不行，但嗜戏，对戏也很内行。官宦人家从观念上觉得戏子不上台面，是侍候人的下等人。言菊朋原本在财政部任职，就因为公开唱了一次戏就被开除了，后来他索性正式下海。但是在李家还是行不通，在那个时代不要说正式下海，就连正式拜师都不行。
任凤苞与言菊朋非常熟，经济上对言有过帮助。1931年言菊朋与荀慧生同来上海演出，这是言菊朋第三次到上海演出，任凤苞带了李家载、宋湛清两个小兄弟前去听他的《法堂换子》。两个人一下子听呆了，觉得耳目一新，过去他们只知道谭鑫培和余叔岩的戏好，还不曾听过言菊朋的戏。任凤苞问他们怎么样?“那还用说，是好听呀!”这年他们十六岁。
戏演完后他们就跑到后台去，由表舅引见，拜见言菊朋。以后言每次来沪他们都跑去听，同时到后台或到言的住处请教问题。他俩渐渐迷上了言派。言菊朋见他们肯用功，也用心指点。据宋湛清先生后来回忆说，言菊朋先生教戏非常地道，毫无名角架子，他喜欢你提问，不怕你提问，无论你提什么问题，总是耐心解说，并亲自示范，给小哥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这样，他们渐渐走上了言派艺术之路。李家载朋友多，社交活动多，有时候时间兜不转了就由宋湛清一个人去昕，回来再慢慢转告。他非常聪明，一点就通。他们跟言菊朋学了几出戏，如《桑园寄子》、《空城计》、《托兆碰碑》，其中“举鼎观画”和“法场换子”只教过他们两个。言派的其他戏他们多半都是听唱片自学的，有的是跟琴师学的。他们虽然没有正式拜师，但的确是得到了言氏的亲授，这使他们终身受益。
有了名师指点，加上自身嗓子好，进步自然就快。李家载的嗓音圆润，音色近似言菊朋，唱起来婉约、流畅、悦耳。他在戏迷圈里很快出了名。
新婚之夜逃出洞房
李家载不仅善唱戏，还擅长唱英文歌，他最喜欢美国的宾?克劳斯贝，还喜欢跳交际舞。他读中学时唱英文歌已经出了名，同学间的派对如果缺了他，就觉得是很大遗憾。他读东吴大学附中和光华大学，都是海派文化盛行的学校，好嗓子很能派用场。他业余还常常到外国青年聚会的歌舞厅和夜总会去“别苗头”，参加唱歌或比赛，诸如仙乐斯、爱亚林等舞厅都是他喜欢去的地方。他尤其喜欢比赛，常能把外国人比下去，有时看看台上的人唱得不好，他心里别扭，上去就抢人家的麦克风，典型一个霸道小开。
这个会唱戏又会唱外国歌的白净靓哥，自然很讨大家喜欢。虽说李家政治上早已失势，但经济上尚属殷实。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依照豪门联姻的惯例，大人们决定把杨家的七小姐(后来在香港影坛大红大紫的明星夏梦，是她的亲侄女)说给他。
杨家祖上也是清廷的大官，其中一个老太爷就是晚清著名的清流干将杨云史(即著有《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的杨圻)。李家从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开始就跟他家攀亲，把大女儿李国秀嫁给他；李鸿章的嫡亲长孙李国杰的继室夫人也是杨家小姐(就是张爱玲笔下的那位大奶奶)。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也跟杨家攀亲，把一个女儿嫁给杨家的杨同�。而且，杨家那五楼五底的大宅就在静安寺路凤阳路，离吴江路天乐坊很近，也是个票友大家庭，全家人都嗜戏，据说言菊朋还去过他家。杨家兄弟姐妹十来个，与李家走动得很勤，李家载的母亲与杨家兄妹的母亲(人称杨五太太)很要好，杨家的小姐与李家载的姐妹也很要好，还结为金兰姐妹。这些年青人经常通宵达旦地自拉自唱，自演自娱，李家载和宋湛清有时玩到下半夜索性就住在杨家。
李家载风流倜傥，多才多艺，杨七小姐漂亮文静，心地善良，在大家眼里，他们郎才女貌，天生一对，无人不说好。但是李家载不愿意，因为他已经有自己的女朋友了――在舞场上跳舞认识了沈文萃小姐。沈文萃的父亲沈长赓原是与黄金荣同辈的大亨人物，在旧上海娱乐场所很有势力，但是不知遭到什么人忌恨，在沈文萃16岁的时候，夫妻双双被人陷害。沈文萃是独养女儿，一下子成了孤女。在这种情况下，李家载觉得自己更不能离开她了。
李家载想抗婚，但是家里不依，死活要他娶杨家小姐为妻。李家是官宦家族，面子比天大，无论如何总要门当户对吧。那时李家载的父亲在家里还是有绝对权威的，经济大权在他手里。顾及李家的面子及与杨家几代人的亲情，婚约是不可以随便毁弃的。
李家载23岁的时候，好歹总算答应结婚了。李家为之备置了漂亮的婚房和丰厚的彩礼，按照老规矩，遇有喜庆仍是在院子里办堂会――唱京戏。那天宾客的确来了不少，李家杨家都喜气洋洋，一时似乎烟消云散。其实这是假象，李家载是做给外人看的，他只是给父母一个台阶下。到了夜间，新郎倌突然不见了，从后窗逃跑了!
逃走的新郎八头牛也拉不回来，李家载的母亲一气之下病倒了。杨家当然也不依，不能白白被你们“忽悠”，这桩婚姻总得有个说法。后来，李母把杨七小姐收为干女儿，把结婚时所有的财物都送给了她。可怜杨七小姐伤透了心，从此再也没嫁人。这场徒有虚名的婚姻直到若干年后才正式解除。
贺龙元帅发现了李家载
1948年，李家载的父亲李国澄病逝，李家的金山银山也吃得差不多了，虽说在芜湖还有些房地产，但是抗战八年兵荒马乱，房租地租常常收不上来，李家人必须面对衰落的现实。到全国解放初，李家载、沈文萃夫妇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五十年代初，一个有家室的男人不能总是一天到晚地票戏了，何况他是这个大家庭唯一的成年男子，他必须走向社会，挣钱养家。
他曾跟几个朋友一起尝试做小生意。那时上海西药很缺乏，他们就去香港买药，运回上海供应市场。但是他们太缺乏经验，无法斗过香港的地头蛇。他还去静安寺的一家大酒店工作过，但是一向在家里自由自在惯了的小开，无法忍受被人家管的日子，没多久又回来了。后来还是他的姐夫帮了他大忙――他的二姐夫马芳粹(宁波富商之后，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毕业，李家宝的丈夫)与表弟宋湛清(东吴大学物理系毕业，工程师)研究出了钢丝录音机的制造方法，在解放初国外录音机无法进口的情况下，研制出了新中国第一台录音机，创办了一家钟声录音机 厂。他们把李家载叫去搞销售。果然，这个家族企业非常成功，尽管最初只有十来个人，但却填补了国内录音机行业的空白，适逢国家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宣传工作首当其冲，各地宣传部门及民间文艺团体对录音机的需求大增，厂子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李家载越干越有劲，成为厂里不可缺少的骨干之一。
李家载在将近40岁的时候才有了第一个正式职业，他非常珍惜，工作不敢马虎的，业余时间还是本性难移，仍旧泡在票友中间。他还常被广播电台邀去演唱并录制唱段，被誉为言派戏的传人。
1959年12月，上海戏剧界为纪念言菊朋先生诞辰70周年，在长江剧场举行言派名剧汇演。李家载与言少朋、言慧珠、张少楼等一起演出，主演了《上天台》和《殊痕记》。
他没想到，这次演出贺龙元帅也前来观看了。贺龙元帅听了他的唱后就向身边的人打听，这个人唱得很不错，是什么地方人呀?当人家告诉说此人叫李家载，是票友，在一家工厂里做工时，贺龙同志当即指示说：
“这样的人才怎么可以流落在社会上，应当收到剧团里来嘛!”
五十年代的工作是讲究雷厉风行的，很快，上海市文化局一纸商调函发到了徐汇区委工业部和上海录音器材厂，要求把李家载调入上海京剧院。
仅仅十来天，李家载就到上海京剧院报到了，时间是1960年1月。领导交给他两项任务：一是担任“招待演出”；二是带徒弟，培养新生力量。所谓“招待演出”是为来沪公干的中央首长内部小范围演出；带徒弟，第一个带的是邱正坚，是京剧院领导交给的任务。
广纳百川　杂糅东西“招待演出”
早在言菊朋先生去世后的40年代，言派戏曾一度冷落了不少，这或许与言派戏难唱有些关系，而李家载始终坚持言派的艺术传统，甚至还适当地发展了言派艺术。因此受到票友和观众们的拥戴，曾被誉为言菊朋之后的言派领军人物。
他唱言派戏不仅声似，而且神似。有一次，广播电台里播放他的唱段，言慧珠、言小朋与他们的母亲也在收听，全当成是言菊朋的唱段了，结果电台里报出是李家载的唱段，起初他们还以为电台弄错了，可见李家载功夫了得。
从1960年1月到1966年6月，是李家载艺术生涯最辉煌的年代。当时报纸的演出广告上常常出现他的名字。与之配戏的有李玉茹、童芷苓等，《卧龙吊孝》、《让徐州》是他最拿手的剧目。在这之前他还整理了许多京剧曲谱，如《京剧曲谱?上天台》、《京剧曲谱?让徐州》(1958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他的演唱还引起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兴趣，毛泽东、邓小平、贺龙等均喜欢听他的清唱。这就是当时的“招待演出”。每到这时，市委有关部门就会通知他，晚上到文化俱乐部(茂名路58号，过去是法国总会，解放初称58号俱乐部)为首长演出，要精心准备，不能出错。晚饭后上海市委就派一辆小轿车停在他家门口，接他前去，有时直接从单位就接走了。
第一次去的时候，李家载不知是为哪位首长演出，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加上他家老保姆见了轿车就朝楼上大喊：“大少爷，车子来喽!”这在外人看来，你们李家还是旧社会大家族的一套，简直太落后了，弄得李家载就更紧张了。那天深夜演完回来，他没有了往常的谈兴，而是神秘地径直走进内屋，关上门，与妻子沈文萃窃窃私语多时。后来大家才知道，他是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演唱去了，唱完后，毛泽东还从沙发上站起来跟他握手。显然他的演唱得到了充分肯定，先后六次担任这样的任务。
据他后来对人讲(当时是绝对保密的)，中央首长中，邓小平、陈毅、贺龙等人都很懂戏，唱到高潮的时候他们带头鼓掌。有一次唱《上天台》中汉光武帝对开国大将姚期的一大段唱，当唱到：“我怎舍得你这开国的元勋，你我是布衣君臣啊……”的时候，贺龙元帅带头大喝彩。这是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李太成事后对他讲的。
1976年上半年，上海有关部门接到紧急任务，要拍摄一组“内部片”送往北京。这些“内部片”都是彩色京剧艺术片，言派戏中有《卧龙吊孝》和《让徐州》。先拍《卧龙吊孝》，由李家载担纲，据说要为病中的毛泽东同志放映的。尽管那时李家载已经被调出上海京剧院，于1973年调至上海图书馆从事抄家物资(图书和唱片)的清理工作，一旦要上派重头戏了，人们仍要请他出马。拍摄的地点在上海市政协(原先的丽都花园)，拍摄前先招待一顿好饭，拍好后立马专机送北京审查，如果审查通过了就没事，不行的话还要修改、重拍。
接下来拍《让徐州》，这时李家载提出，言菊朋的儿子言少朋也擅长言派戏，是否请他出演。后来经当时的主管部门商量后决定，请言少朋上场表演身段，而唱还是由李家载配音，这样，两个人共同完成了这出戏。
演戏间隙，有的领导同志也会跟他聊聊天。“文革”前陈丕显同志曾问起他家里几口人，住在什么地方，每月工资多少。他如实汇报后，陈丕显同志略微沉吟了一下，觉得他经济上还是紧张了些。估计事后市委有关部门跟上海京剧院提过建议，他的工资才往上提了一级。不过尽管提了一级，还是与京剧院科班出身的名角相差很大。在定级别的问题上，可能有些人对票友出身的角儿心存歧视，但嘴上又说不出理由，于是推推脱脱，别别扭扭，总是不给解决，直到李家载去世，他的工资才“长”到150元。
粉碎“四人帮”以后，各地京剧票房逐渐恢复了活动，他即刻又活跃起来，常向南北各地的演员和票友传授言派艺术，并热心帮助和辅导各业余京剧组织开展活动。只要有人来叫，他总是OK。1979年上海电视台组织的一场春节联欢晚会，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场上海春晚。他跟程之、陈述三人合演了一出《空城计》，大家大开眼界，大饱眼福，非常轰动。演完后大家意犹未尽，接下来又开舞会，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的第一场公开舞会。
邓小平同志“文革”后复出，到各地视察时还点过一次李家载的戏。当邓小平、万里、江渭清等领导同志即将离开合肥时，有关部门从合肥打电话到上海，说是接下来就要到上海了，请安排领导同志看场戏，并且点名要看李家载的《卧龙吊孝》。这边电话一落就赶紧通知李家载，做好准备。这是他最后一次登台演出，地点是上海展览馆的友谊电影院。

1986年李家载因病去世。追悼会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李玉茹主持，毕天来代表弟子们发言。龙华大厅从里到外挂满了各地朋友送来的挽联，对他一生的为人和艺术成就作出了最好的概括：
“桃李芬芳宇内言艺赖以流传”
――宋日昌
“哀哀黄鹤去，悠悠见白云
谁云斯人逝，神韵千古存”
――沙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