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丨从混血画探「弄蛇人」与东方主义艺术

NO.230

October

06.10.2021

让·莱昂·杰罗姆《弄蛇人》

（Snake Charmer）

油彩画布，约1879年，82.2cm x 121cm

赤裸少年身缠巨蟒，高举手上美丽爬虫，优雅地展示。右侧坐着吹笛老人。一老一少，一搭一唱，弄得观众目不转睛全神贯注。画作场景的设置相当巧妙，事实上这是幅典型混血（hybrid）之作，融合多样文化元素。例如：画中细腻堂皇的磁砖墙，灵感取自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托普卡匹皇宫（The Topkapı Palace）；而石板地则取自埃及开罗的阿慕尔清真寺（Mosque of Amr ibn Al Aas）等。紧靠墙脚的人群与他们手中战备武器，同样来自不同民族物件。此作再现欧洲画家对伊斯兰文化世界的想像。

画家在1879年完成这件作品，百年后它成为学术讨论的经典例证。这幅画无论在艺术史或文化理论研究上，定位举足轻重。它之所以被许多东方主义理论学者奉为准则，是因为国际著名文学理论家Edward Said（1935-2003）于1978年出版经典著作《东方主义》（Edward Said的学说开启了后来学界对「东方主义」的探讨。此后，画上的混血线索被许多西方艺评家借以阐述艺术史中的东方主义议题。

此画出自法国学院派画家让·莱昂·杰罗姆（Jean-Léon Gérôme，1824-1904）之手。让·莱昂·杰罗姆年轻时曾在君士坦丁堡、埃及与其它近东等地旅行，旅途中进行速写、搜罗当地物件或服饰，同时也邀请其他画家、摄影师一同旅游，摄影师所记录下的当地景象也都成为他的创作素材。

让·莱昂·杰罗姆画中的少年，脱去全身衣物是为了消除观众对弄蛇技能诈骗的疑虑。不过，诡谲之处在于，此种杂技余兴不可能发生在清真寺这般神圣殿堂，弄蛇人亦非鄂图曼传统，但他们盛行于北非、埃及、印度等地。对基督教文化而言，蛇在亚当和夏娃的创世神话中象征邪恶与诱惑；然而对其他文明而言，蛇却是神圣的。

蛇的崇拜，遍行世界文明与习俗。弄蛇人题材的版画或绘画经常普遍得见。如德国艺术家Gustav Mützel（1839-1893）的《印度弄蛇人与眼镜蛇》，描绘了一位吹奏「喷吉」（pūngī，吹蛇人的乐器）的印度弄蛇人正在驯蛇，一旁还有两位乐师伴奏。不过此类图像与摄影更多具备的是民族志内涵，表现特定习俗特色。

Gustav Mützel《印度弄蛇人与眼镜蛇》

（Indian Serpent-Charmers and Cobras）

版画，1893年，18cm × 21 cm

19世纪后半叶起，东方主义画家们经常采用「弄蛇人」题材。西班牙画家Mariano Fortuny（1838-1874）早年在巴黎从事历史画创作，受法国古典主义画家让·路易·欧内斯特（Jean-Louis-Ernest Meissonier,1815-1891）影响，后来他到阿尔及尔（Algiers，阿尔及利亚首都）和罗马，自此转而追求那种具有熠熠光彩特色的风俗题材、东方场景和人物风情等。

Mariano Fortuny《印度弄蛇人》

（Hindu Snake Charmers）

油彩画布，1869年，58.74cm × 124.46 cm

其他如意大利画家比奥·法比（Fabio Fabbi，1861-1946）、美国艺术家、设计师路易斯·康福特·蒂芙尼（Louis Comfort Tiffany，1848-1933）、奥地利画家保罗·约安诺维奇（Paul Joanovitch，1859-1913）、查尔斯·威尔达（Charles Wilda，1854-1907）、美国画家埃德温·罗德·威克斯（Edwin Lord Weeks，1849-1903）等，也都有相关题材之作。甚至到20世纪法国画家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1844-1910）的《弄蛇人》（不过，关于亨利·卢梭作品的内涵则是另外的故事了。）

查尔斯·威尔达《弄蛇人》

（The Snake Charmer）

油彩画布，1883年，40.5 cm × 27 cm

想像、组构，是东方主义绘画两大特点，作品并不尽然来自写生，许多是经由旅行中收购的近东物件（服饰、工艺品）、纸媒刊物、摄影、文字纪录等所获之灵感。加上19世纪中末期，具东方品味的绘画表现在艺术市场上仍有稳定需求，取材东方形式与内容是画家的商业策略。

让·莱昂·杰罗姆的混血画作揉杂多样文化元素，提炼出独具东方表征性的人物和题材。但他并非纯粹进行拼装，而是立基细致的观察与巧思，形塑剧幕般的景象，即使虚构了空间，但场域本身所再现的文化隐喻才是画意关键。随着东、西方接触日益频繁，东方主义艺术在19世纪以来达到鼎盛，影响欧洲视觉艺术发展。让·莱昂·杰罗姆不是唯一借此潮流上位的画家，但他的精彩画作绝对独树一格，值得细品。

关于东方主义绘画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摄影影响，画家们借助影像进行创作。

让·莱昂·杰罗姆在《弄蛇人》画中对虚构场景与装饰纹样细腻的刻画，亦来自摄影辅助。当时摄影仍为黑白影像，因此若将画作对照实景后，会发现画中设色的配置与实物仍有所差距。

19世纪后半叶，摄影与绘画相辅相成之势已渐盛行。近东地域伴随观光产业发展，外籍摄影师入驻，旅游纪念影像市场一时蓬勃，观光纪念相册、旅游手册、杂志、游记等出版品中，皆可见摄影图像的运用。画家们开始借助摄影，倚重照片对风景与物像的如实纪录。近东或远东影像流入欧洲，带起慕东风潮，也同步影响东方主义艺术表现。摄影师为迎合市场，选取在地特色元素，呈现最具「东方性」内涵的事物，「弄蛇人」是其中饶富特征的题材。如Adelphoi Zangaki（Zangaki兄弟）的《弄蛇人》。

Adelphoi Zangaki《弄蛇人》

（Charmeur des）

摄影，1860-1929年，24cm × 16.5 cm

Adelphoi Zangaki《弄蛇人》

（Charmeur des serpents）

摄影，1860-1929年，25cm × 21.5 cm

Bourne & Shepherd这家摄影工作室位于印度，由著名的英国摄影大师Samuel Bourne（1834-1912）和Charles Shepherd（活跃于1850-1870年代）共同创立于1860年代，除了是世界上营运最长、历史最悠久的摄影工作室之一，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最成功的商业摄影行号。Bourne & Shepherd出品的《印度弄蛇人》，被印制于某刊物上，配有一段文字叙述：

Bourne & Shepherd《印度弄蛇人》

（Snake-charmers in India）

摄影，1897年

Tancrède Dumas《摩洛哥丹吉尔的弄蛇人》

（Snake charmers, Morocco, Tangiers）

摄影，1860－1900年

意大利摄影师Tancrède Dumas（1830-1905）的《摩洛哥丹吉尔的弄蛇人》，是室内摆拍之作。长者手上举了条蛇，他闭起眼睛，似乎对着蛇喃喃自语，围绕在身旁的三位乐师击鼓、高歌、吹笛。画面中透露浓郁的神秘感，宛如展示一场对蛇催眠的魔法剧幕。《神秘的摩洛哥，以及如何欣赏它》（弄蛇人用芦苇管把玩着蛇，表演全程有两位助手弹奏「金伯利」（gimbri），并击鼓应和。旅人说：「

多数关于弄蛇人的图像都有个不约而同的元素──音乐。这种伎俩增加了驯蛇表演的趣味和神秘感。

人们对于爬虫的恐惧自古流淌在血液中。细长躯体、爬行姿态、致命毒液，以及反覆蜕皮等特性，使文明未开化之民族感到畏惧，从恐蛇症（Ophidiophobia）到神格化（如蛇神庙、印度湿婆崇拜等）的发展，彰显人类将未知事物上升到信仰层次的内化过程。

关于蛇的一切，至今仍有许多想像空间。近东与印度次大陆等地，由于气候炎热，蛇类富饶，屡屡发生被蛇咬伤或死亡案例，不怕蛇吻却有一身驯蛇本领的弄蛇人，在这类地区卖艺维生，炫技如魔术，更加深西方旅客或冒险家的深刻印象。摄影师们把握这些特质，用影像再现东方人文风景。犹如蝴蝶效应，弄蛇人开始在西方艺术舞台中登场，进入了艺术史探究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