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日记连载171. 金沙度假村“疯人院”，建筑工人有“武功”

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71. 金沙度假村“疯人院”，建筑工人有“武功”

1984年6月22日（星期五）

今天到金沙度假村旅游。在游船上，几乎所有大学生都在打扑克。

到了目的地，举目望去，这里没有什么好的建筑物，到处破破烂烂，地盘很狭窄，不用30分钟，就可以走完整个度假村。

这是名副其实的村庄，树上的水葡萄已经黄了，农民一边摘一边卖，每斤0.80元。尽管我们很想买，卖者也不愿降价，并不因为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大学生而降低一分钱。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可见结了穗的禾苗，闻到牛粪味。除了厕所多之外，几乎无一是处。那些厕所是名副其实的乡村厕所，不到万不得已之际，实在不敢光顾。因为它是度假村，村里有游泳池，有舞厅、餐厅，可以在珠江边上划船，还有康乐棋等等。

与别的村庄不同的是，这里有羽毛球、兵乓球等棋类球类出售，射击场的枪已经生锈了，管理员也拉不及开枪栓，所有这一切，在广州的任何一间公园都可以找到。因此没啥意思。我们刚才一上岸，看到它这个破烂样，便想回广州了，可是游船要到下午四点才返航，我们苦于无法打发时间。开始埋怨学校了，为了省钱，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地方来玩，这是我们在这个学校的最后一次活动呀，院方居然如此孤寒。

百无聊赖之际，看见一个医务人员正在赶一个挥旗的痴呆病人，我们没想到这里也有精神病院，我们跟着那个护士朝小路走去，“游客止步”的牌子也没有阻挡我们的脚步。我们来到精神病院的女病区。只见这里有几个病人正把头靠在铁栅栏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忽然我们听到标准的普通话：“你们来干什么，来看谁……”我们说随便看看，她便告诉我们从哪里进来。天呀，我们哪敢进去？依然隔着铁栅栏和她们说话。那位女病人滔滔不绝地讲她的遭遇：这里多么不好，闷死人，简直想自杀，父母极少来看她。我们了解到，这位女病人只有30岁，是战士歌舞团合唱队的演员，父亲是南海舰队作战处的副处长，她自己名叫严燕苏，是因为个人问题而疯的。她一再说自己没病，是受冤枉的，还要给我们留下地址，让我们帮她去找妈妈，让她妈妈来看她。我们还叫她唱歌，她便唱起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她已经学会了抽烟，手指已被薰黄了，门牙也发黄，在和我们说话时，她把手从连衣裙的领口处伸到胸前，从“火热的胸怀”中掏出一盒丰收牌香烟，拿出一支烟又抽了起来。我们叫她不要抽烟，告诉她抽烟会把她的嗓子搞坏，她就唱不了歌了。她不听，依然抽着烟。

另外一个女病人说她是杨荣国（中大历史系教授）的女儿，父亲1979年就病死了，母亲自杀了，她自己“撒泼”，就被送到了这里。

这些病人的诉说好像都很正常，没有语无伦次的感觉，但是她们的眼睛却是痴呆的，很难看到她们转一转眼珠，一双无神的眼睛总是盯在一个地方。她们明明有病，却说自己没病，恐怕这些就是痴呆病人的临床表现吧？总之她们很可怜，令人同情。如果说到金沙洲有什么收获的话，那么与精神病人的交谈恐怕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中午在餐厅吃饭，没有油的菜，没有味的两块鱼，几只虾，三片瘦肉和一个蛋，外加一些豆角，要价1.5元，真是贵！开水是用发黄的珠江水烧的，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估计也是无人问津的。这里是郊区，水都不经过过滤，实在说不过去。如果有人在这里度假，住上一两天，就会感到不舒服，光是喝那些发黄的开水就够了。

午饭时是和叶书记同桌的，我也没趁机问问毕业分配的事，因为这不符合我的性格，叶书记也没有主动告诉我们一些消息，口封得很严，但他却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了肿瘤病人的惨状，讲到国内发生的一系列翻船、翻车、坠机等一些列惨状，听得我们直打瞌睡。可他依旧不停口，可能以为我们很喜欢听他说话。

在餐厅听完叶书记的唠叨，我们来到江边买了一个香瓜，五个人分吃了，然后回到船上，等着开船了。已经决定提前一个小时返航，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总结一下，金沙度假村一游，主要活动有三：在船上打“百分”，在精神病院与病人交谈，在餐厅听叶书记训话，除此之外，别无所得。有位同学说，她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打“百分”。大老远到这里旅游也是够可怜的了，还不如去东湖公园，东湖比金沙度假村好百倍。

（模糊老照片）

今天是弟弟12岁的生日，我旅游回来，为他买了几个小蛋糕和一些饼，还有一个香蕉型的水果糖，权当做我给他的生日礼物，他很高兴。

1984年6月23日（星期六）

今日无事可记，呆在家里闷得慌，晚上的电视也不好看，只能以每天看两本小说的速度翻阅侦探小说，倒还有点意思，起码能够被小说的情节所吸引，真难为了作家笔下的那些大侦探，常人看来扑朔迷离的案件，他们轻而易举地破案了，脑袋不知这样长的，如此娴熟地运用逻辑推理，抽丝剥笋，实在令人佩服

1984年6月24日（星期日）

建筑工人自然有建筑工人的武功，且不说他们推起手推车来是何等轻巧，眨眼功夫就把满满一车小石子推到搅拌机旁边，接着又是一溜小跑。再看看他们用电锯锯木头，根本不用在木板上划直线，不论男的还是女的，只需把木板拿到眼前，闭起左眼，用右眼往木板上一瞄，放在电锯上一锯，笔直笔直的，完全合乎要求。再看看他们抛砖头的动作吧，一个人站在离地面三、四米高的水泥柱上，一位姑娘把砖头抛给水泥柱上的工人，只见她稍微往下蹲，右手拿着砖头垂直往上抛，正好抛在上面那位工人的手上，块块砖头都如此，既不会抛到那位工人的脚上，也不会抛到头顶上，总是不高不低正好抛到手上，没有失误的，上面那位工人只要稍稍用手接住就行了，简直绝了。这些都需要有技艺。

建筑工地就在我家门前，当我看到以上情景时，我丝毫不敢小看建筑工人了。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他们的技艺是很多人不具备的，多少高楼都是在他们手中建成的，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房子住。因此我产生了一种愿望，我迫切想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工地以外的生活，了解他们对社会、对事业、对爱情的看法。可是又很难了解到。因为要了解人的思想，必须深入到他们中间去，所以很难。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从他们的简易住房飘来了一阵歌声《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一个男中音，咬字清楚，我便对家里人说：“这人的声音还不错嘛。”至于他为什么会当上建筑工人，为什么宁愿自己一个人唱，我则一无所知。

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1984年6月25日（星期一）

我没想到，晓湘上午来我家了，我热情接待，照例是无拘无束的交谈。多希望有个安静的环境让我们倾心交谈，这里实在太吵了。但并没有破坏我们的兴致，我们谈了很多很多。谁也用不着隐瞒，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们一致认为，要是我们是男孩子该多好，那会减少许多麻烦。如今作为一个姑娘，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们是不自由的，比如，我们晚上不能独自一人去散步，我们去任何地方，都得向家里人说得明明白白，当然家里人往往出于好心，但这好心往往破坏了我们的兴致，我们只能匆匆而去，为了不使父母挂念，再匆匆而归，晚点回来，父母就提心吊胆，生怕遭到什么不幸。这就是我们当姑娘的“不自由”。姑娘长得越美家里越担心。

我们还谈到班里的女同学找男朋友，都找比自己年纪小的，我们感到这是一个奇怪的形象，一致认为这样的朋友最终会吹，除非极个别感情特别深厚的。我们还说到有些姑娘结婚时非要60多条腿，一致认为，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去抹家具上的灰尘，再说房间里摆太多东西，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会削弱了物件本身的美感。如果我们结婚，我们只要书柜、书桌、床、一个立柜等基本东西就行了，至关重要的是别漏掉了书柜和书桌，因为那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将永远学习知识。

时间在交谈中很快过去了，很高兴我俩在许多问题上都获得了一致，这是我们四年友谊的结晶，假如没有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们不会认识，为了纯洁的友谊，我该感谢这四年的时光。说句老实话。读了四年大学，没有多少人能够全面了解我，人们似乎都习惯于认识众人塑造的我，而宁愿不去认识实实在在的我、真实的我。人们往往只看到我外表文静的一面，而没有了解到我的内心——火热的，对生活充满了爱，常常用仁爱之心待人。我相信，晓湘是了解我的人之一。

四年已经过去了，等待我们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呢，彷徨、犹豫将不属于我，创造、奋斗才是我的目标。

看了《中国青年报》，有一则通讯写的事情令人气愤，说的是在拍电影《两个少女》时，正副导演为了一个女演员而争风吃醋，在饭店大打出手，搞艺术的、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的人，品质却如此恶劣，道德竟如此败坏，简直是玷污了艺术，是对艺术的亵渎！像这样乱七八糟的事情，本不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界发生，但既然发生了，有关部门则必须认真对待，从严处理。

同样是这张报纸，说到著名作家叶蔚林在他的一些小说中，明显抄袭了某些外国作家的作品，有些作品的结构、景物描写同外国作家作品中的结构、景物极其相似，相似得惊人。这大大损害了叶蔚林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有些初学写作者去抄袭还情有可原，作为一个大作家还去抄袭，那就大错特错了。作家在我的心目中一直占据着崇高的地位，我是绝不允许别人亵渎艺术的。艺术的价值在于创造，雷同、抄袭是艺术的大敌。我不明白叶蔚林为什么要那样做？是报刊的约稿太多而无从应付，还是已经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不管如何，我以为一个作家的创作态度始终应该是严谨的，否则，他则不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母亲今日出差去北京，父亲出差直到现在（下午4:45分）尚未归来。如果晚上还不回来，晚上睡觉我会很恐怖，请别认为我太胆小，因为我家住的是楼下，最靠边的一间。

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父亲还没回来，恐怖之感油然而生，当我们一吃完晚饭，我就把门窗关得紧紧的，然后我打开收音机壮胆，甚至在睡觉之前还布置了假象：父母那间房没人睡觉了，我也把蚊帐放下来，把被子摊开，在被子里塞两个枕头，装成一个人在里头睡觉的样子，在床边还放上一双男士拖鞋，把窗帘都拉上，只留了一条缝。做完这一切，打量一下这间房子，禁不住笑了，最后我又检查了一遍门窗，这才放心地躺在自己床上。

1984年6月26日（星期二）

早上吃完饭，我便提着个篮子去买菜，提上这个篮子，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很讨厌去买菜，加上又下雨。等我走到菜市场时，看看我的脚，那一点点黑泥粘在我那白白的小腿上和脚上。

我想赶快回家，买了茄子、冬瓜，葱等蔬菜，就像避瘟疫一样逃离市场。

到小贩那里挑了把豆角，每斤0.15元，一把就是1.3斤，自己没算数，随手给了小贩3角钱，等着他找钱。

菜农掏着口袋，问：“你刚刚给了我3毛钱是不是？”

我说是的，他就给我算账：每斤0.15元，这里是1.3斤，2毛钱就够了，说完便给回我1毛钱。这个小贩很老实。

昨晚和今早，已初步尝到父母不在家的苦恼。昨天我还洗了弟弟的衣服。今天5:35分起床，发现煤炉灭了，赶忙生火，火还未上来，又赶忙把昨晚的剩饭加些水，放进锅里，用煤气炉煮稀饭，边扇着煤炉边看着稀饭，煤炉终于着火了，我才开始梳头、洗脸。待稀饭煮好，把弟弟叫醒，交待他把稀饭盛好，放凉，自己便拿着碗去饭堂买包子。回来后把昨晚剩下的兔肉汤热了热，给弟弟喝。吃完饭便洗碗，为弟弟准备好课间餐用的碗勺，然后是弟弟上学，我去买菜。一切都是那样琐碎，再这样多干两天，不烦才怪呢。就我一个人干活的日子，要做的家务太多了！

但愿父亲今天能回来，否则，我明天早上又要去买菜了，看到菜市场那么多人，我就烦，我喜欢清静。

夜晚，父亲终于回来了，会议尚未结束，他是提前赶回来的。

与母亲同一个处室的阿姨来了，说是怕我爸爸没回来，过来看看我们有没什么事，我和父亲真诚地谢谢了她。真的，有这么多好人，我还怕什么呢？我这人虽然平时话不多，但我很容易被感动，一旦我被感动了，我会发自内心地感谢对方。

1984年6月27日（星期三）

上午回校还几本书，看见墙上贴着一张决心书，红纸黑字，很显眼，便停步欣赏。

决心书的大意是：人民给我们上大学的机会，四年已经过去了，作为应届大学毕业生，应该报效祖国，由此提出“到农村去，到基层去”的口号。大概有十来个人在决心书后面签了名，其中包括我们班的钟某某，陈某某。别人的情况我不知，但这两个同学的情况我却很清楚。当初，他们分别是从龙门、番禺降分招收进来的，按理应该回到那里去。可是他们现在却走了好运，已被推荐到市委组织部学习，虽说到时也要回龙门番禺，但却不用当老师，而是在县、公社一级的单位当干部。真没想到他们竟然也在决心书上签名。明明是要回到那里去的，却高喊“到农村去，到基层去！”还挺会做人的嘛！我说，他们应该另外写一份决心书，要求下到他们那个县最偏僻的地方去当老师，那才真正算是有决心呢。像他们现在这样的做法，简直是在欺骗大众，我可不会上当。现在的人，个个都贼精贼精的，我们班这两位就够精的了，既响应了党的号召，又达到了个人的目的，还在一部分人当中得到了一个好名声，可谓一箭三雕，令我瞠目结舌。

学校给家长发了一封信，内容都是铅印材料，有要求家长支持子女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的，有全国“志在四方”报告团给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公开信，还有杜绝在毕业分配中搞不正之风的指示，总之应有尽有，对这些文章，我只是瞥了一眼标题，没心思看完全文的，我看父亲也没看，他才没时间看这些呢！

我钦佩那些主动申请到新疆、青海、西藏、甘肃等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但这并不是长远之计，主动要求去那里的人毕竟是少数，我倒建议搞一个运动，就像六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类似（但绝不是发配），大学毕业生分批奔赴大西北，每一批工作四五年后可回到内地，另一批接着去，这样可能会好些，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也许我的想法过于幼稚，另外，如果我是孤儿，我会毫不犹豫奔赴大西北，可我不是，我总觉得父母把我养大，自己翅膀一硬就飞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无法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这样我于心不忍。加上还有个弟弟，我更需尽到一个做姐姐的责任。所以我想，我能做到不走后门，不给管分配的老师添麻烦，服从分配就很不错了。

弟弟拿回两张奖状，一张是他“在1984年六一儿童节美术优秀作业评比中荣获三等奖”，另一张是“参加1984年六一儿童节绘画竞赛荣获一等奖”的，他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当我笑着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哈哈大笑，等他干完活后，就进我的房间看弟弟这两张奖状，然后向弟弟打听他画的是什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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