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峰｜史前艺术的“情境”与“靶向”思考

《白令海峡地区史前本体论研究》，曲枫著，剑桥学者出版社，2021年版，254页

收到曲枫教授的英文专著《白令海峡地区史前本体论研究》（An Exploration of Prehistoric Ontologies in the Bering Strait Region），先睹为快。该书英文版封面中，两根鲸骨搭成类似中国史前艺术中常见的“介”字形，其背后展现的冰白世界，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令我遥想那片孤独寒冷的“物外”天地。
曲枫是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的人类学博士，他的这项研究将视野瞄向了白令海峡地区的史前艺术和宗教。该书是中国本土学者出版的第一本英文北极考古学著作，是鲜明理论视角与区域史前艺术相结合的思考产物。读这本著作，会有两大体验：其一，领略丰富多彩、极具个性的白令海峡地区的史前艺术。这对于从事中国史前艺术研究，见惯了良渚文化玉器、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学者们来说，是不错的史前域外艺术观赏之旅；其二，曲枫长于人类学理论，尤其对于萨满教理论有精深的研究。该书不仅是区域性史前艺术的专题研究，更是对于史前艺术解读背后的理论思潮的详细回顾。书中总结出从认识论到本体论转变的理论发展趋势，对于史前艺术与认知考古学研究而言，是格外重要并且必要的学术史回顾和思考。
由分到合： 从二元论到本体论
该书的绪论、第一章和第二章首先对若干理论问题做了处理。长久以来，史前艺术是众多理论、新潮视角各领风骚的秀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狩猎巫术理论、唯物主义、图腾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萨满教、神经心理学模式等都在史前洞穴艺术、岩画、可携带艺术品的解释中留下过印迹。要从这些理论丛林（theoretical jungles）中另辟蹊径，谈何容易。但是，立足于前贤之肩，对既有的理论进行反思和更新还是可为的。曲枫显然不满于用一种理论“一网打尽”式地解读考古遗存中的艺术和宗教现象。他希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用情境考古学作靶向的思考。白令海峡地区公元100至1700年的诸多史前文化遗存成为他的炼金石。
曲枫反思的起点是笛卡尔的“二元论”。他对二元论的批评集中在三点：一，“笛卡尔二元论”将文化从自然中人为割裂，并将人类与环境视为对立关系；二，“笛卡尔二元论”视物质、动物、植物为被动客体，而把人看作是凌驾在万物之上的主宰者；三，将世界视为一个分层系统，学者们将土著民族文化和史前文化视为“原始文化”，这一认识忽略了狩猎-采集社会独特的生存智慧。
应当如何看待曲枫对二元论的反思呢？曲枫引用亚马逊民族学研究的资料指出，动物、植物与许多事物与人一样具有意志、意向、意识和能动性。动物是非人之人。澳大利亚地理学家凯·安德森（Kay Anderson）认为，动物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世界并不存在一个驯化与荒野的二元划分，动物与人一道在社会、自然、文化中组成了关系的网络。曲枫认为，人与非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构成一种二元对立。
即便在当今世界的某些地区，依然存在这类动物与人平等、互惠与共享的关系生态。然而二元论有错吗？倘若答案是肯定的，涂尔干、施特劳斯、伊利亚德等许多学者应该都不会同意。须知，世界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自然／文化、人类／动物的关系是不均衡、不均质的。曲枫说英国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对笛卡尔二元论摆脱的似乎最为彻底。英戈尔德认为，生命在整个关系领域中具有动态的、转换的潜能，所有生命都在不间断地、在一种互惠模式中彼此促成对方的存在。因而，在灵性本体论中，生命间的各种关系组成了“一个纠缠域（the domain of entanglement）”。“纠缠域”相当精准地描述出了某些社会人类与动物的关系生态：错综复杂、缠绕互联。例如，曲枫讨论爱斯基摩社会人与动物间的互惠原则。因纽皮亚克猎人捕获猎物时必须厚待动物的英努阿（Inua），如果是海洋动物被猎杀，猎人的妻子必须向猎物奉献淡水以示尊重和友好；如若是陆地动物，猎人必须断开动物的头颅而让其灵魂离开身体。猎人的妻子必须懂得与他人分享肉食，只有当动物意识到猎人妻子的慷慨时，动物才会再次心甘情愿地献身。尤皮克人将人与动物的关系视为合作互惠的关系。动物愿意奉献自己给猎人是因为猎人把它们当作非人之人而予以尊重对待。

海象牙套接件（库库里克遗址出土，史密森学会北冰洋研究中心授权）

在诸如此类的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到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纠缠”关系。人类猎杀动物以获取生存资源，又向动物展现出尊重，同时还会从动物的立场进行思考（其实还是人类自己的想法）。这种“纠缠域”的存在或者说纠结的程度，我想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人群那里肯定是不一样的。爱斯基摩人社会中这种观念之所以突出，应当与其生存环境的恶劣、生存资源获取的不易有关。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在此完全适用。反观农业社会，这种“关系生态学（an ecology of relationships）”“纠缠域”就值得审思。自农业起源以来，在农业经济发达的社会，水稻、小麦在人类的生存资源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水稻从种植到收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农人需要不断照料管理，还要阻止野生动物（如野猪）的破坏。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势必不可能像爱斯基摩人社会那样。文化／自然的关系处在盈亏的变化状态中，当文化势态转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状态便更加明显。这是人类社会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
尽管这里我对曲枫的反思进行了再反思，但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二元论只是一种观察的视角，并非世界存在的全部。曲枫也正是这个意思。他认为用二元论来观察爱斯基摩人的史前艺术是值得怀疑的,用灵性本体论来解读爱斯基摩人的史前艺术则更为符合实际。曲枫在第六章中结合北极民族志，对爱斯基摩人的人工制品所体现的人与非人之间的灵性与象征关系进行了讨论。他通过对北极民族志数据的分析，揭示了人与动物关系的本质是平等、互惠、互动的主体间关系而非主体凌驾于客体的分层关系。爱斯基摩的艺术反映了物的纠缠关系，所有的人工制品都是处于运动、变化和转化过程中的人形存在物。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因努皮亚克社会生活的“主要结构轴”，表明万物有灵论、本体论受到高度重视。
曲枫最为具体的反思二元是第六章批评麦吉（McGhee）的海洋/陆地和象牙/鹿角二分法。他的结论是：在白令海群岛的早期史前爱斯基摩文化中，陆地/海洋二元结构可能不存在。
近乎“古老”的质疑：史前艺术与萨满教
该书的第二个反思是一些史前艺术作品究竟是否为萨满教信仰的产物，或者说如果答案为“是”的话，其与萨满教的关联占多大份额。用萨满教理论来释读史前艺术是最富有吸引力也最有争议的研究之一。安德烈·兹纳姆斯基（Andrei A. Znamenski）的研究详细揭示了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萨满教概念是如何进入考古学，并成为一些学者解释古代遗存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工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非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大卫·刘易斯·威廉姆斯（David Lewis Williams）将萨满教解释发展成一个富有体系的理论。威廉姆斯和托马斯·道森（Thomas Dowson）倾向于用萨满教来解释岩画，并发展了“神经心理学假说（neuropsychological hypothesis）”用于解释岩画等史前艺术，这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可以这么说，对利用萨满教理论来解读史前艺术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但又确实无法回避。如何应对？我同意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就是情境考古。
爱斯基摩民族的传统信仰是萨满教，艺术史学与人类学一直将民族志中的艺术品视为对宗教观念的再现。为了搞清土著艺术是否为宗教观念的再现，曲枫结合爱斯基摩民族志资料对若干人工制品做了考察。第四章中，他讨论了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包括艺术象征与日常生活、艺术象征与仪式，鉴别出一类造型艺术是对氏族或村落中发生事件和日常生活的记录，具有一种历史性意识。另一种则与其传统的萨满教仪式和宗教观念有关。萨满的实践行为在物质文化中留下了印迹，常见的是面具。萨满教仪式上的面具，由萨满本人或在其指导下由工匠制作。

阿拉斯加爱斯基摩村庄（曲枫 摄）

他在第五章中更有针对性地探讨了萨满教神经心理学模式在爱斯基摩人的艺术中有没有适用性。曲枫发现，诸如平行线、圆点、螺旋纹这些“内视（entoptic）”类型图案在旧白令海文化中的几何形式中都有发现。然而，民族志资料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可证明这些图案是因为萨满的入迷仪式而被制作的。结合民族志资料，圆点象征了神灵之眼、身体的关节标志与多层宇宙。这些图像源于萨满教的传统知识而非意识幻象。曲枫说这一个案研究，表明了神经心理学方法在解释史前象征主义基本上是无效的。第七章讨论了身体的变形。身体变形指的是萨满仪式中的身体观念，能够通过身体变形来达到和其他物种的沟通，亦能通过转变来获得动物的智慧。当萨满们用服饰、面具或者其它道具来装扮自己时，人的身体实际上就动物化了。这一章是进一步从灵性本体论的视角来讨论爱斯基摩人的象征主义。基于关系本体论，曲枫的结论是人-动物的关系是处在变动和可渗透的关系框架下的。
情境考古学与靶向性释读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将所有的物质文化视为有意义的建构，这一态度被认为重创了新考古学的通则化目标。伊恩·霍德（Ian Hodder）曾言：“如果表明文化是有意义地建构的，就势必最终宣称文化的各个侧面是‘不可化约的’。”这就意味着，阐释遗存的含义，情境是必须考虑的，知晓了情境，并独立的理解每种文化情境方可能进行靶向的解读，情境为意义的解读提供了线索。当然，这并不是在否认通则性含义的存在，而是尽可能基于情境组合和异同建构意义，展现文化的多元多样。这正是后过程主义考古主张的考虑变化、创新和能动性。
在西方学习考古学、人类学多年的曲枫深谙此理。一方面，曲枫借鉴前人的理论实践来从事个案研究；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曲枫绝对不想成为任何一种既有理论，尤其是普遍论的俘虏。要理解他的这项研究，情境是一个关键词。以曲枫对萨满教的思考为例。他看到了爱斯基摩民族的传统信仰是萨满教，但是，不满于凭借普遍萨满教理论模式一味追求文化的共性而忽略文化的历史性和地域上的特殊性，曲枫想搞清土著艺术是否为宗教观念的再现，通过研究，他认为许多艺术品的创作的确与其传统的萨满教仪式和宗教观念有关。但，还有一类造型艺术是对氏族或村落中发生事件和日常生活的记录，具有一种历史性意识，而与萨满教信仰无关。他认为，北美土著造型艺术源自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动因。这类情境考古和靶向的思考也延续在他对红山文化的研究中，他的研究结论是目前没有把握认定红山文化的陶器纹饰和玉器表现的兽形图案是否与幻象有关以及是否与萨满仪式和信仰有关。
伊恩·霍德将来自过去的考古学资料视为可以被阅读的文本，但前提是要有情境，脱离情境的客体是不可读的。通览曲枫先生的这部著作，我想它很好地实践了情境考古，并且还有点须特别指出的是，在民族志类比研究中，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关联度、契合度、情境的相似和差异进行评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曲枫强调了这一点，处理得也很妥帖。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曲枫曾经遁入阿拉斯加的冰雪世界，陌生、寒冷，也新鲜。在那里，他身临其境，复具一个外来者的视野，尝试着理解和阐释白令海峡地区的往昔，完成了属于他的独到的北极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