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重庆六年，沈醉每天都会被周养浩徐远举掐死，他该如何保命？

我们看电视剧《特赦1959》，可能会认为沈醉和周养浩徐远举等人在功德林至少呆了十年，而且是在被捕后很快就转运到了那里。但是看沈醉回忆录和相关史料，我们就会发现，那所谓的“军统三剑客”，是直到1956年才从重庆转运过来，在功德林学习了一年多，就又去北京郊外公安部农场半工半读去了——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伙食也很不错。

在功德林的日子，对沈醉来说是很安全的，因为住在一起的人多了，周养浩和徐远举就没那么多机会掐死他了。

《特赦1959》并没有演错，因为该剧模糊了时间，并没有指明沈醉在功德林学习的时间和被特赦的日子。

沈醉于1960年被第二批特赦，而他的伙伴徐远举和周养浩则因为罪行深重、改造态度也不好，一个于1975年在被最后一批特赦，另一个在1973年就把自己气死了。

1975年被特赦的是绰号“书生杀手”的周养浩，1973年被自己气死的是绰号“猛子”的徐远举。

徐远举和周养浩双手沾满了仁人志士的鲜血，相比之下，长期担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不但没有太多血债，而且还在云南起义的通电上签了字，所以他很早被特赦，一点都不出人意料，但是徐远举和周养浩并不理解，在沈醉被特赦后，他们再次发怒，是沈醉一再解释，这二人才再次表示了谅解。

细心的读者诸君可能注意到了，笔者用了两个“再次”，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有过更激烈的矛盾冲突，那一次差点闹出人命——在白公馆被关在同一间宿舍的时候，周养浩偷袭沈醉，差点一板凳将其打死，是宋希濂用胳膊替沈醉挡了一下。

如果不是偷袭，周养浩是奈何沈醉不得的，如果两人正面较量，审讯员出身的周养浩，很可能被十九岁就开始用竹刀杀汉奸的沈醉活活打死。

戴笠曾经对着他的蒋校长这样夸沈醉：“他十几岁就跟着我，两手都能打枪，还会驾驶汽车、摩托、汽艇，会照相，会游泳，国术也有基础。（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戴笠或许会跟别人说假话，但是在老蒋面前绝对不敢，而且戴笠说这番话，是要把沈醉推荐给老蒋及其宋夫人当临时保镖，这样大的事情，戴笠万万不敢夸张。

会武术的沈醉跟只会用刑的周养浩打架，结局可以说毫无悬念，所以他不是打不过，而是不想打，他或许就是想用这种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挨你两下死不了，咱们的恩怨一笔勾销。

虽然并称“军统三剑客”，但是年纪居中的沈醉却是老大，这是因为沈醉晋升少将处长时间最早，最受戴笠器重，他对周养浩和徐远举都有提携之情。

按照沈醉回忆录的说法，在军统三剑客中，真正有仇的是徐远举和周养浩。

毛人凤掌权后，将沈醉打压并外放到云南站当站长，却把徐远举提拔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把周养浩提拔为副区长兼督察主任，成了沈醉名义上的上级——西南特区下辖贵州云南等站，但这徐远举和周养浩根本就指挥不动这些站长，反倒是他俩整天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毛人凤只好让沈醉充当调停人。

徐远举周养浩掐架，毛人凤请沈醉调停，事情的详细经过，笔者前一段时间曾经写过，这里就不再赘述，因为咱们今天要聊的是沈醉如何与徐远举周养浩结怨并如何化解的。

读者诸君都知道，沈醉是在云南起义的通电上签字，并且亲自起草命令，让云南站下属特务机构全部停止行动，而且在1980年恢复了起义将领的身份，而徐远举和周养浩则是在出逃的途中被擒获——是沈醉的“热情挽留”，让他们失去了出逃的机会。

据沈醉回忆，当初逃出昆明的机票都掌握在他手里，但他却不敢放徐远举和周养浩走，并且还想用自己起义将领的身份，对这二人进行保护：“我把徐远举、周养浩、郭旭、程希超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不交出他们，他们不免要遭到种种不测，因为当时卢汉已完全控制了机场，他们坐飞机逃走是不可能了，若坐汽车逃跑，他们又不熟悉地形，如果被当地群众和保安团抓住，徐远举的脾气又暴躁，可能当时就会遭到杀身之祸，不如我起义后，倒有可能将他们保住。”

同时沈醉还有另外一层考虑：“这两个人罪大恶极，放走了他们，我难以解释。”

不管沈醉是出于什么原因“留下”了周养浩徐远举，这个仇算是结下了。一同被卢汉关进白公馆之后，得知真相的周养浩徐远举全都火冒三丈：“你出卖了我们，怎么也关起来了？没给你一官半职当当？”

沈醉被两个过去的小弟整天连讽刺带打击，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五六年（从1949年底到1956年初，他们三个一直关押在重庆的不同地点，大多数时间都住在一个宿舍），沈醉要是不采取点措施，每天都有可能被徐远举和周养浩掐死。

毕竟曾经当过总务处处长，沈醉的为人处世之道能甩徐远举周养浩十八条街，他很快就找到了化解矛盾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对军统特务都是比较管用的。

沈醉在回忆录中不无得意地写道：“为了消除徐远举等人对我的愤怒，我常常把别人送给我的衣物和钱转送给他们，想求得谅解。”

这时候读者诸君可能就会感到纳闷了：同为阶下囚，为什么徐远举和周养浩穷而沈醉富？

这件事说穿了一点都不神秘：徐远举和周养浩是来“视察工作”的，他们到昆明的衣食住行都有人免费提供，口袋比脸都干净——事先掏空了口袋，走的时候会有人替他们装满。

徐远举和周养浩做梦也没想到，秋风没打着，自己却成了阶下囚，虽然没有冻饿之忧，但要想锦衣玉食，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了。

与徐远举周养浩相比，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算是昆明地头蛇：“这里从上到下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我，我曾到此陪审过案件，典狱长和总务主任等人都待我为上宾。现在我被关在这里，看守们出于职责而不敢放我出狱，但给予我最大限度自由，在这些人心目中，我还是过去那个可畏可敬的‘云南区专员兼保密局云南站站长’。”

据沈醉分析，这些留用的典狱长和看守们，主要是看到了《云南日报》上发表的起义通电和沈醉的亲笔手令，认为沈醉只是关押一时，将来出去以后，还会像过去一样威风八面。现在给沈醉一些关照，日后有求于沈醉，沈醉也自然会给予方便。所以无论是监狱长官还是看守，替沈醉办事都很殷勤。

无论是在云南陆军监狱还是白公馆，沈醉不仅可以随意走动，而且可以任意吩咐看守买东西、送信、打听情况。沈醉的母亲和妻子过生日的时候，沈醉只要说一声，马上就有人替他打电报祝寿、问候，沈醉除了不能走出大门，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受委屈。

最让沈醉得意和感动的，是看守人员们刻意送钱给自己：“我过去从不打牌，更不会打牌，他们为了让我开心，每当白天没事干的时候，就来拉我去打牌，而且每次都让我赢。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缺钱花，昆明的几个大资本家，如西南银楼专做金银首饰生意的孙子顺等，因为解放前王婆帮过他们不少的忙，他们在我被关押时，常常给我送钱送物。”

有了这些老朋友的帮助，沈醉的日子过得十分滋润，他送衣物和钱给徐远举和周养浩，既是主动示好，也是潜在威胁：别看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囚徒，但这里还是我的地盘，你们跟我较劲，不会有好果子吃！

也不知道是沈醉的“真情”打动了徐远举周养浩，还是他们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这两个恨沈醉入骨的人，渐渐地改变了态度，甚至还开始“设身处地”地为沈醉着想了。

每年到了3中旬，沈醉总是向军统的老同事提醒一声：“3月17日马上就到了。”一开始徐远举只是长叹一声，吃拿沈醉东西多了，徐远举的态度也变了，他开始劝沈醉：“以后不要再提了，你怀念戴老板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得慎重一点，心里怀念一下就算了，不必再去提醒别人，何必让别人举报你表功呢！”

从不共戴天到互相关照，经过几次转运（他们先是在云南陆军监狱，然后又先后住过重庆白公馆、石板坡监狱、松林坡管理所）之后，他们已经开始重叙旧情了：“我们三个《红岩》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徐鹏飞、沈养斋、严醉又相聚在一起了，开始是相对无言，一会儿便破涕为笑，互相祝贺：‘大难不死，终于团圆’。”

看了沈醉的回忆录，我们就能发现把这个人扔到火星上也未必会饿死——这个人实在是太会做人做事了，不管到哪里，他总能如鱼得水，同为军统三剑客，只有他能在1960年被特赦并当了文史专员，其后专注于回忆录写作，著作等身的另一层意思，就是稿费无比丰厚——他回忆录的发行量，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九的畅销书作家。

但是有一点笔者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周养浩和徐远举心里都清楚：要是沈醉早一点给他们机票，或者事先向他们通风报信，也就没有后来的“重逢”了，这两个睚眦必报的少将级特务，真的会因为沈醉赠送的衣物和钞票，就放下心中的仇恨吗？他们跟沈醉化解仇怨，真正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