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邓小平原计划准备一年再恢复高考，因何改变注意：不能再等了

图|邓小平

前言

1977年暑期，中科大助教、化学键理论研究者温元凯在上海收到一份通知。

通知是来自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的。专程邀请他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温元凯有些诧异，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助教，有何能力能得到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的邀请去开会。

当时温元凯在上海，要乘飞机到北京开会，可当时买飞机票需要单位开证明，温元凯来不及到合肥原单位开证明。情急之下，只好找到了上海市政府，最后还是市政府出面开了证明，温元凯这才买到了飞机票。

1977年8月3日，温元凯到北京后，时任教育部教育司司长刘道玉在机场接他，一问才知道，原来是邓小平邀请他们到北京参加科教工作座谈会的。

温元凯后来才知道，他之所以受到邀请，是因为他曾在6月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写了封信，反映“加强基础化学研究”方面的问题，结果方毅看到这封信以后，推荐他去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更令温元凯想不到的是，这次座谈会，后来改变了中国570多万知识分子的命运。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与教育落后整整20年”

1973年2月，邓小平从江西回到了北京。

由于周总理身体每况愈下，已经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于是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邓小平正式恢复了工作，到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以后，周总理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宣布：

“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邓小平工作后，首先就对教育工作提出了很多问题。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面，由于在过去十年时间里面，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的制度被废止，导致了大学教育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由于学员的知识基础参差不齐，导致了教育质量不高，1972年5月，针对北京11所高校学员情况调查来看，相当于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占20%左右，初中文化水平的占60%，而初中以上的又占不到20%。而不同层次的学员坐在大学学堂里接受教育，能够接收的知识也非常有限。

图|邓小平老照片

1972年10月14日，周总理会见从美国回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时曾提出：

“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周总理已经意识到，教育上存在的多种问题，但因一些变故，这一建议未能施行。

1975年，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后，对大学招生方法和教育质量提出严厉批评：

“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

“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1977年5月，邓小平谈到人才匮乏问题时，曾尖锐地指出：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

人才匮乏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之一。而实施教育改革也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图|1972年10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

邓小平正式向党中央提出，想要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

对于即将实施的教育改革，邓小平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想法，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的文化考试制度。

从5月开始，邓小平在会见王震、邓力群、张文峰等国家领导人时，就曾多次谈到高校招生考试的问题。

“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把优秀的人才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

“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

不过教育工作的改革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面临的困难也是方方面面的。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

1977年8月1日，天津市委常委蒋南翔向教育部突出，希望能够允许天津市在1977年大学招生时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挑选一些学生参加考试。

蒋南翔这一提议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认可：

“就是要敢想敢讲，不要吞吞吐吐。要提倡实事求是。”

教育部对蒋南翔提出的这一建议十分重视，尤其是当年1月就接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更是大力支持，他在主持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当众提出了这一建议。

不料，一名参加会议的天津市委负责人直接表态：“蒋南翔同志的意见只是代表他个人意见，不代表天津市委。”

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上，究竟对沿袭过去十年的传统，还是打破常规，始终争论不休，没有形成一个决议。

最终会议还是决定，沿袭过去的传统，蒋南翔的建议并没有被实际重视起来。

图|著名教育家蒋南翔

鉴于改革困难重重，邓小平在会见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时曾指示：

“鉴于1977年招生方案已经议定，教育部要拟定一个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
“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很多种形式，科技大学由科学院包下来，直接招生，军队院校由军队包，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

邓小平的想法是，用1977年一年的时间准备，到1978年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轨。

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有助于减缓阻力，充分地发现问题。

不过，1977年6月29日至7月13日，在山西太原举行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就有关招生工作还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虽然大方向依旧是沿袭了十六字方针，即“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老办法，可还是做了两点改进。

一、明确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二、试招高中毕业生4000到1万人左右直接上大学，着重强调了文化程度，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试。

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图|原教育部部长刘西尧

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1977年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不过也就是在同一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在开这个座谈会之前，邓小平嘱咐方毅、刘西尧：

“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人参加。”

很快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国务院、教育部等拟定了一个33人的名单参加这次座谈会。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几乎和温元凯同时受到邀请，时年52岁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査全性在2007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有机会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

1977年8月3日，査全性受邀到北京饭店以后，几乎被到场参会的人惊得目瞪口呆。在场的人中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

图|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

当时国内很有名望的科学家、教育家都出席了这次座谈会。从与会人员的情况来看，几乎是涵盖了老、中、青三代。

全员名单如下：

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马大猷、郝柏林、钱人元、严东生、张文佑、黄秉维、王守武、高庆狮、许孔时、邹承鲁、张文裕、童第周、叶笃正、汪猷、王大珩；
中国农业科学院金善宝；
北京大学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何东昌、潘际銮，复旦大学苏步青，吉林大学唐敖庆，武汉大学查全性，
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上海交大吴健中，南开大学杨石先，天津大学史绍熙，南京大学苗永宽，西安交大程遒晋，
华北农大沈其益，中山医学院宗永生，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

图|原中科大助教、化学键研究者温元凯

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年轻的就是中科大助教、化学键研究学者温元凯，当时年仅33岁。

由于这次会议通知得很突然，与会者几乎是没有任何准备，他们对会议的内容，参加会议的人员、会议时长毫不知情。

到人民大会堂落座以后，与会的众人很快就又接到一个消息：邓小平也要参会。

一开始大家以为，像邓小平这样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肯定是开会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出席一次，却没有想到，邓小平跟着大家一起，连续开了几天的会。

不过一开始大家都摸不准套路，所以发言还有些拘谨，会议一开始，大家决定让年龄较大、一些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发言。

温元凯记得，当时开会第一个发言的是南开大学的杨石先教授，杨老教授一开始没敢多谈，只说自己什么什么问题，什么什么还没有改造好。

当然会议一开始，大家谁也都比较谨慎，说的都是一些小问题。在邓小平的鼓励下，大家这才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图|1977年8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

会议开到第三天，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任忧心忡忡地提出了问题：“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邓小平的话令在场很多人思绪起伏。台下査全性教授已经很多年没有从事教育工作，而是钻在实验室里，对邓小平的话十分心动，时隔多年后，他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曾无不感慨的说：

“由于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我基本没有发言。后来我看到小平同志这么认真，认为这个机会很难得，也很有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我就在6日下午开始发言。”

査全性在本子上仔细地列了一个提纲，等到合适的机会，他站起来慷慨激昂地陈词：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査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病并建议：

“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査全性一席话，令在场很多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也产生了很多的想法，与会人员中，最年轻的温元凯也做了补充发言，还拟定了新的十六字方针：

“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图|査全性教授

没想到邓小平一听这话，当场说了一句：“温元凯，你这话我只能采取四分之三？”

在场的人愣了一下，什么叫四分之三？邓小平提出，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温元凯后来回忆这件事情，还说自己当时还是胆子比较小，因此不敢拿掉“领导批准”，但不管如何说，随着他们的发言，在场很多教授都打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具有可行性的意见。

专家们的意见也影响了邓小平，原本他是准备一年的时间恢复高考，等会开得差不多了，他问旁边教育部的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来得及吗？”

“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刘西尧很有把握地回答道。

邓小平一听，立即拍板决定：

“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

8月8日座谈会结束前，邓小平作总结性发言：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赤壁一战乾坤转，东风送我第一船”

这次座谈会结束后，教育部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

“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八月开始招生，十一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一九七七年新生于明年二月底前入学。”

邓小平批示了同意。

图|邓小平

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召开了两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新中国成立历史上，可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不过，即便是有了邓小平的支持，有关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仍然是困难重重，会议前后开了40多天，始终不能拿出一个方案，有许多人的思想观念里，还是不敢放开，会上许多人就关键性的问题有巨大的分歧和争论，以至于迟迟拿不出一个主意。

在这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勇做先锋，明确指示教育部，要“放手去做，大胆的抓”，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方案要尽快拿出来。

在邓小平的坚持下，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197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当然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考试过程，这当中涉及到百万人的前程命运，并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够解决了的问题。

邓小平为尽快培养人才考虑，不仅是改变了录取比例，还更改了年龄限制，婚姻限制，对于政审条件限制，也实施了放宽政策。

图|1977年高考考试现场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大量的青年学生，白天面临紧张的工作和劳动，晚上挑灯夜读，只是为了那改变命运的一考。

1977年冬，阔别近10年的高考重新举行，570万考生涌进了考场，最终录取了27.8万人。

1978年夏，610万人涌进考场，最终录取了40.2万人。

首批恢复高考，高等院校录取率之低，也是创下了一个记录，如果说就从录取率来看，高考确实未能改变大多数人的命运，可无疑是给更多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更为关键的是，高考也为国家选拔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后来进入到了社会各个岗位中，成为了国家发展的中流砥柱。

1977年11月3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数学逻辑家王浩时，曾提到过一个人：

“音乐学院院长告诉我，发现了一个7岁的娃娃会拉小提琴，能拉很难的交响乐曲子，而且拉得不错。这在外国就叫神童了。音乐学院规定11岁才可入学，像这样的娃娃，应该把他吸收到音乐学院来，提前录取，以便深造。还得找个阿姨帮助他。”

图|恢复高考后，清华大学首届大学生——77级大学生上课时的场景

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了这名天才儿童，这个儿童就是后来有东方“帕格尼尼”之称的吕思清。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也是1977年参加高考，最初一度因众所周知原因无法参加考试，是邓小平找到了北京市长吴德后，批准刘源参加考试，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学院，2009年7月 刘源晋升上将军衔。

他们都因为邓小平的一个决定，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