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美国还想决定台湾地区的未来？

大陆不需要用台湾来证明什么

【文/卡里斯·坦普尔曼 译/常宜】

奥莉安娜·斯凯勒·马斯特罗（Oriana Skylar Mastro）警告说，大陆可能很快就会下令攻击台湾。她声称，大陆把政治合法性寄托在统一台湾的进展上，而台湾最近的发展，特别是蔡英文在2020年的连任，以及她的政党对大陆持怀疑态度，“加强了大陆对台湾人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回到祖国的忧虑”。她认为，在大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大陆政府可能很快就会感到不得不对台湾采取强硬态度。

这种说法夸大了台湾舆论对大陆的重要性，也夸大了台湾问题对大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大陆的战略家非常清楚，台湾今天的安全状况仍旧和过去70年一样，依赖于美国对保卫台湾的隐性承诺，而不是台湾人或其领导人的意愿。尽管大多数台湾人在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会抵制中国大陆的进攻，但大多数人觉得，他们能否独自抵制大陆的武力攻打，也得听天由命，而且如果台湾被美国抛弃，他们可能会放弃战斗，直接投降。将最终决定台湾地区未来的是美国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台湾自身。

最近解放军演习有力震慑了岛内“台独”势力

马斯特罗在叙述大陆在短期内实现统一这一承诺的可能性时，也太过夸张。大陆将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与实现中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而这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对台湾的战争则会损害这一环境。虽然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天平一直在向中国倾斜，但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美国仍有意愿、也有能力让大陆付出极高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即使大陆认为能成功——这也绝不是必然的——现在试图攻打台湾岛也是没有意义的，除非美国表明它不会介入此事。

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大陆将台湾视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大多数中国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中美关系的长期趋势对北京有利，对于这一观点，学者拉什·多希（Rush Doshi）和朱利安·格维茨（Julian Gewirtz）都做出过有说服力的论述。随着乔·拜登（Joe Biden）总统的上任，大陆不得不假设，若是在今天进攻台湾，美国会对此做出有力的回应。

但再等20年，情况就会大不相同。那时，美国人民已经选出了一位新总统，他将会从大陆的视角来看待台湾地区和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作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值得以合适的价格讨价还价。有什么能阻止美国人再选一个总统呢？因此，台湾的未来，很可能是由中美两国的意志而非能力的博弈来决定的。而中国共产党有理由相信，它正在这场长期的较量中，缓慢但稳固地占据上风——从而让它更有可能不动用武力就能统一台湾。

中国大陆日益增长的优势不是因为它和美国之间力量平衡的变化——大多数中国人对美国衰落的预测都过于夸张了，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而是来自于对双方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这一看法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胜利，那就是确定了争辩的前提。在过去的70年里，大陆宣称，台湾地区是它实现“国家统一”所需的最后一块“中国领土”，也是它在必要时必须对其使用武力以置于其控制之下的“核心利益”。对于这样一个明显为自己服务的主张，它却具有显而易见的说服力：大多数美国观察家现在都认为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的威胁是可能发生的，统一的目标——如果不是手段的话——是合法的。

相比之下，尽管台湾的朋友们竭力辩解，但台湾地区对美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说法几乎没有说服力。正如前外交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历史学家菲利普·泽利科夫（Philip Zelikow）所指出的，台湾地区是美国的重要利益，只是因为它能保证在这一地区美国的力量投射和美国盟友的安全。未来的美国总统可能会受到诱惑，放弃对该岛的隐性安全保障，以避免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或换取中国大陆的其他让步。因此，关键问题不是大陆是否愿意攻打，而是华盛顿将在多长时间内继续接受与中国发生战争的风险。

许多美国政治分析家已经认为这种风险高得令人无法接受。泰德·盖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查尔斯·格拉瑟（Charles Glaser）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人认为，为了维护与中国的和平，美国应该放弃任何保卫台湾地区的承诺。

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试图为台湾面临的紧迫威胁敲响警钟的同时，马斯特罗却强化了北京选择的口径：中国大陆很快就能对台湾发动一次成功的进攻，而保卫台湾对美国来说只会越来越难，代价越来越大。她的假设是，大陆将不惜一切代价、承受任何负担来征服台湾，这一点既为那些呼吁紧急加强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能力的人所认同，也为那些为避免战争而要放弃台湾的人所认同。

但这种假设是值得怀疑的。大陆有许多其他优先事项，对台湾地区的行动将使其中的大部分受到影响。那些关于中国崛起、需要“洗刷国耻”以及台湾在这一“神圣使命”中居核心地位的说法，美国不应该不加批判地完全接受。在现实中，中国大陆在没有对台湾地区进行政治控制的情况下，已经存在和繁荣了70年，今天大陆没有理由必须控制它。

马斯特罗可能是出于好意，但她的论点最终支持了那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人，将台湾拱手让给中国大陆。

卡里斯·坦普勒曼（KHARIS TEMPLEMAN）是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胡佛研究所印度太平洋地区台湾项目的专家。

马斯特罗的回应

【文/奥莉安娜·斯凯勒·马斯特罗 译/常宜】

雷切尔·埃斯普林·奥德尔（Rachel Esplin Odell）和埃里克·赫金博特姆（Eric Heginbotham），林碧莹（Bonny Lin）和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以及卡里斯·坦普勒曼都认为，中国大陆不太可能尝试对台湾进行武装统一。

虽然我很欣赏他们的观点，但他们并没有就此观点提出任何新的证据，能够使我重新考虑我的判断。我还是相信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武统的可能性是真实的，而且这一可能性在不断增加。相反，他们重复了对这一日益加重的危险的误解，而许多内容是我在最初的文章中所试图消除的——即中国大陆没有军事能力来完成海陆出击，武统的经济成本足以阻止大陆，以及中国大陆可以无限期地推延实现这一最重要的国家统一目标。

我的批评者认为，虽然存在武统风险，但这是可以通过对美国政策和军事态势进行相对有限的调整来应对的——我仍然强烈反对这种立场。

让我们逐一来看这些论点。我的批评者说，我夸大了中国大陆的军事能力，低估了武统的困难。但他们的判断依赖于过时的或基本不相关的比较。

例如，奥德尔和赫金博特姆指出，1945年美国从日本手中夺取冲绳所需的海军吨位比当今中国大陆所有的海军吨位要多。但这个例子是不恰当的。1945年，日本的军队有600多万人，而且已经战斗了十多年；今日台湾的军队由8.8万人和200万预备役人员组成，其中只有30万人需要完成哪怕仅是五周的复训课程。

此外，吨位也不是一个有用的衡量标准。现代海军已经转向了更轻、更灵活的舰队。奥德尔和赫金博特姆指出，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民用船只的作用有限，但英国在那次战役中只使用了62艘民用船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上民兵拥有成千的船只，比起民用船只更接近于海军部队。如果中国动员其所有的海军舰艇，包括其新的大型两栖运输舰和民用船只，假设它们可以在短时间内携带数十万军队穿越80英里宽的台湾海峡，即使美国有足够的预警来协调优化其潜艇的位置，它也没有足够的弹药来对付这样一支庞大的部队。

林和萨克斯则认为，相信中国大陆可以用武力夺取台湾是上了大陆错误信息宣传的当。他们警告说，“分析家们不应该从表面上接受中国大陆的说法，即大陆可以很容易地赢得对台湾的战斗”。但所有人，甚至是连最大胆地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都不会认为对台湾的全面攻击会是很容易的事情，只是，这些人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用自身可接受的代价取得胜利。

此外，我对中国军事能力的判断并非仅仅基于中国的言论或战争推演的结果。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关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年度报告、国会研究局关于中国海军现代化的报告、智库（如兰德公司）的数百份研究报告，大量不含偏见的严谨分析表明，解放军在过去20年里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进步，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与美国一决高下。事实上，赫金博特姆本人在2017年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可能正在接近一系列的临界点，首先是在中国海岸附近的突发事件中（如台湾）。”

经济成本或经济利益虽然是中国政府计算的一部分，但不可能是决定性因素。大陆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按照中国政府的定义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军事化以及对澳大利亚或韩国等冒犯中国的国家进行制裁，这些都表明了大陆领导人愿意将经济因素置于对权力和国际威信的考虑之下。在7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讲话中，中国领导人警告说，不要试图欺负或压迫中国，“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这些话应该被认真对待。

最近解放军的演习是对美台勾连的有力震慑

最后，我的批评者们认为，中国大陆没有必要试图强行与台湾地区武力统一。林和萨克斯认为和平统一策略正在起作用；坦普尔曼认为中国大陆可以无限期地推延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同意，因为我认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台湾也不会贸然放弃其自治权。

中国大陆的武力统一绝非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但大陆现在正认真考虑挑起冲突以获得对台湾的政治控制。而在过去，它唯一会使用武力的情况是阻止台湾宣布独立。

我同意坦普尔曼的观点，即大陆不太可能在未来四年内进行武力统一（尽管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可以从更多的准备时间中获益，而不是因为它恐惧美国总统拜登的决心），但他关于大陆可以无限期推迟统一台湾的论点在逻辑上和经验上都是有缺陷的。

正如我在原来的文章中所论证的，中国高层已经发表了许多声明，表明期望实现统一。将这些言论视为空谈是不明智的，因为中国高层曾多次预先表态，然后再真的落实——在南中国海建设军事基础设施并进行海军演习，在香港则于去年实施了严厉的国家安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