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摇滚的“地下十年”是怎么回事？

来源：摇滚天堂

在《乐队的夏天》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慨刺猬这样乐队的生存状况：坚持了快20年，就是挣不着多少钱。

而其实如果你了解了最近20年中国摇滚的发展状况的话，你会知道，刺猬已经算是这场大逃杀里的幸存者，在中国摇滚的“地下十年”里，黯然离场的乐队太多了，刺猬好歹算是挺到了音乐节满地开花的2010以后。

那么中国摇滚的所谓“地下十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摇滚为什么会经历地下十年？这段时期又是怎么结束的？

《乐队的夏天》中，刺猬乐队透露他们已经濒临解散

时间回到20年前的世纪之交，被誉为中国摇滚巅峰的“魔岩三杰”随着何勇在北京演唱会上一次玩脱的表演而彻底偃旗息鼓——当时他冲着台下大喊“李SL你漂亮吗”。李是当时官方软点的全国劳模，何勇这一番举动，让他就此彻底消失于大众视野。

而魔岩三杰的其他两个人，引用何勇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

摇滚圈并不是没有给出更多的答案，世纪末的北京，“北京新声”一代给了人们一些新的希望：麦田守望者（朋克偏英伦）、地下婴儿（朋克）、子曰（相声摇滚）、新裤子等等一大堆风格多样的新生乐队应接不暇。而花儿乐队则顶着“未成年乐队”的头衔几乎一夜之间炙手可热。

怎么看，都是一个新生的时代即将到来。

何勇

但是，技术的革新给了整个音乐圈兜头一盆冷水。简单来说就是随着MP3的普及以及网络提速，没有人愿意再花钱买专辑了。

最后一根稻草来自百度的“音乐搜索”，试想一下，在这之前如果你需要听到某首歌，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钱买碟买磁带（即使是盗版碟或者盗版磁带也一样是要花钱的），但是MP3下载让一切都免费了。

当一个产业失去了收入来源以后，随即而来的就是人才的大量流失。MP3搜索也可以说是百度当年把谷歌赶出中国的一个重要武器，但直到2005年，百度才第一次从法庭上输掉了音乐版权官司。

原载《互联网法律通讯》，2005年9月

这时候中国的音乐人想要赚钱糊口有两条路，如果你是已经成名的歌手，可以靠大量走穴来维持生计。

如果是没有代表作的音乐人，那就只有靠卖彩铃赚钱了。年轻一点的乐迷可能会有点懵，彩铃是什么？彩铃就是你打对方的电话，等待的时候播放的那段音乐。而音乐圈的所有同行，都只能指望着移动联通从牙齿缝里抠下来的这点东西填肚子。

这时期最大的赢家是《老鼠爱大米》（2004年发行）这样的第一代“神曲”，至于摇滚？新裤子做完《龙虎人丹》那张专辑以后甚至被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大骂一顿，因为那里面“没有一首歌能做成彩铃的”。

对了，写了《老鼠爱大米》的那个杨臣刚，其实他本人最喜欢的是摇滚（金属），他甚至上过一次草莓音乐节，在重型舞台。

杨臣刚在草莓音乐节演出

而在整个娱乐领域，韩流来袭才是娱乐圈的主旋律。年轻人看的电影是《我的野蛮女友》，电视剧是《大长今》，音乐则是神话和东方神起——韩流把娱乐的每一个层次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于是对于中国的摇滚乐队的来说，只能被迫转入了“地下”状态。

如今你可以通过当年的一些纪录片来一窥究竟，例如在电影《后革命时代》里，镜头记录了秋天的虫子乐队当时的窘状。

乐队没地方演出，一场演完一人平均分十块钱——还不够路费的。而秋天的虫子一度以为是因为自己不够知名，于是拼尽全力地发了自己的专辑，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状况并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好转。

因为，根本没人买专辑了啊……

《后革命时代》

可以说，音乐产业被MP3冲击，加上韩流来袭，是造成中国摇滚“地下十年”的外部原因。而中国当时的摇滚乐也有内在的原因。

首先就是那时候国内摇滚圈内流行的风格，都不太适合于大众传播。

世纪之交的北京朋克风潮自不必说，其中有些歌到今天都成了禁歌，而唯一一支混出头的反光镜也只是因为后来转型流行朋克，并且碰巧发了《成长瞬间》那样难得的优秀专辑。

再然后就是新金属的横行。细数中国摇滚那十年里，在当时能够横行摇滚圈的乐队，无不是新金属（或者偏新金属），例如扭曲的机器、痛苦的信仰、液氧罐头、夜叉、AK47等等。

这些乐队的音乐，显然不具备大范围传播的可能性——至少你很难想象他们在电视广播上大量播放。

扭曲的机器是当年少数几支能去其他城市演出的乐队之一

而当时非新金属的一些乐队，如今在历史地位上可能会更高，但在当年确实处于“出了北京没人认识”的境地。

不要说是刺猬了，就算是当年的Joyside，也基本上不具备在北京之外演出的条件——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外地的乐迷群体。

那会儿你在北京之外想要看某支乐队的演出，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找到一群都喜欢这个乐队的人，然后某个当地摇滚圈资深人士（很可能是酒吧老板或者家庭宽裕的富二代什么的）出面把这支乐队请过来，报销来回路费以及食宿，这样才可能做到。

像扭曲的机器和夜叉这样的新金属乐队，因为有听着林肯公园长大的一帮新金属乐迷捧着尚且可以演一演，其他乐队就完全不具备这个条件了。

纪录片《北京浪花》中很有趣的一个镜头，Joyside的主唱边远搂着他的女朋友走过一家城乡结合部的计生用品店

当年有一句话叫“穷摇”，当大部分乐队都只能租住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地下室，不要说靠演出赚钱，甚至是演出机会都很难得的情况下，你没法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这个行当。

于是这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十年里，中国摇滚圈里留下的大多是学历不高，家境高不成低不就，引用某个老炮的话就是“不干这个更没活路”的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有一个扭曲的机器乐队拍的排练视频（这玩意按今天时髦的说法叫vlog吧），当时扭机的贝斯手老道在劝大家别玩摇滚，除非“你爸是个（富）翁，并且管不了你”。

在2000年~2010年间，中国摇滚就此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地下十年”，没钱，没人，没演出，甚至都没多少人听。

但是这段时期是怎么结束的呢？其实说来有点讽刺，这一切可能要感谢曾轶可。

事实上直到今天，大部分的乐队之所以能够谋生，也得归功于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上千个大大小小的音乐节。

一切的起点，是2010年的北京草莓音乐节。

曾轶可在2010年草莓音乐节

你可能会说了，音乐节的起点早着呢，迷笛音乐节始于2000年；就算是摩登天空厂牌，也在2007年就办了摩登天空音乐节。

但是直到2010年的北京草莓之前，音乐节几乎都是赚不到钱的。迷笛更是办一年赔一年，后来迷笛音乐节干脆把自己定位成了迷笛音乐节学校的一个招生宣传手段。

直到2010年的草莓音乐节上，因为曾轶可在前一年的《快乐女声》上引起的巨大争议，无数人抱着好奇心想要一睹这个“绵羊音”的真容，这一年的草莓人流量创造了历史，也让摩登天空第一次通过办音乐节赚到了真金白银。

曾轶可让草莓音乐节第一次出现了人山人海，其中有些人拿出香火来“拜曾哥”

在之前的文章里我曾经表达过，如今这个时代的音乐圈，是“寥寥的几个超级巨星加上无数小音乐人”的时代。

音乐节可以说是顺应时代而生的，本质上，它是一个批发大量小音乐人的拼盘性演出。也就是说，参与音乐节的这些乐队&明星，单独拿出来任何一个可能都不具备开大型演唱会的能力，或者仅仅只能在一线城市开个一两场，票房完全无法覆盖全年支出。

但是把这些小音乐人打包在一起，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就能一下子拉进大量的观众人群，从而支撑整个平台的运作。

所以如果你细心的话会发现，即使是像汪峰、许巍这样的“摇滚圈巨星”也是很少上音乐节的，因为但凡能卖得动演唱会门票的，谁稀罕去上音乐节呢？

但是太多的小乐队，知名度只能支撑得起几百人的演出，就可以凭借一年演个十次二十次音乐节的，来养家糊口。这才是让中国摇滚“走出地下”的真正原因。

总结来说，中国摇滚为什么会在2000~2010年经历苦逼的“地下十年”，是各种原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

中国摇滚在刚刚开始要百花齐放的时候，非常不凑巧地赶上了互联网和MP3的冲击，全世界的唱片工业都遭受了重创，而中国摇滚则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了2010年以后，凭借着音乐节的遍地开花，乐队们能挣到钱以后，中国摇滚自然而然就慢慢在变好了。

而在过了2019年的这个“乐队的夏天”以后，如果像新裤子这样的乐队能够获得像五月天这样级别的知名度的话，也许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全新的时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