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破译系列：梵语文献中的“中国”（Cīna）词源初探

一、Cīna词源之谜

　　在婆罗门教经典《摩奴法论》中，Cīna被称为堕落的刹帝利。[1]在密教文献中，Cīna又被记为婆罗门圣者婆喜史多（Vasiṣṭha）接受灌顶的圣地。[2]梵文Cīna，一个纠缠着印度古史中许多疑团的词，从佛典东传开始，它又被许多译经者视为古代中国的代称，以至在敦煌写卷《题梵诗》（伯3986）中，唐玄宗直接就把唐王朝称为了“支那”。[3]

唐玄宗《题梵书》称中国为“支那”（P· 3986）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在《新唐书·西域列传》中，尸罗逸多（戒日王）对把唐王朝称为“摩诃震旦”却感到困惑。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唐人著作《王玄策行传》把“震旦”之名置于吐蕃地区（《大正》53.332A），[4]而当时的吐蕃却并不在唐王朝版图内。这说明，古代印度人与大量进入中国的佛典译经者对Cīna的理解是有差异的。

　　众所周知，梵文Cīna是希腊文Sinae、阿拉伯文Sin、法文Chine、英文China等一系列域外语言的词源，这些名称在今天已明确无疑地用来指中国。因此，揭示梵文Cīna本义及其演化为整个中国代称的过程，这对中西交通史特别是中印关系史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课题。

印度密教

　　从印度文献来看，Cīna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就已经出现，而此时中国的第一个统一政权——秦却并未产生，据此可见，Cīna最初所指称的对象只能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区域政权。当然，这些历史背景对于最初接触佛典的译经者来说，未必全然了解。

　　随着佛典东传，西晋时期的月氏僧人竺法护（Dharmarakṣa，约229-306）首先把《普曜经》中的Cīna译为了“秦”，成为汉译Cīna的第一人。从西晋到唐初，大量佛经被译介。在这一时期，人们虽未开始研究Cīna词源。不过，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类Cīna译称，却也可以反映当时人们对Cīna内涵的理解。为了便于下文论述，这里我们不妨先介绍一下这些译称。

　　由于早期各家译师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不一，Cīna及其同源词的译称在隋唐以前是非常混乱的。这些译称或据义译，或按音翻，或音义兼采，显得十分繁杂。比如，义译类名称就有晋、汉、隋、唐、神州等，音译类名称有止那、至那、脂那、支那等。此外，还有Cīna带前缀mahā-的译名，如摩诃支那、莫诃支那、摩诃支那、大支那、大振那等；有带后缀-sthāna的译名，如震旦、真丹、真旦、振旦等。

西域民族是早期佛教东传的主要力量（图为于阗观音像壁画，图：sohu）

　　到了唐代，我国的一些佛教学者已经开始关注Cīna的词源。十六世纪以后，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东西方交流日益频密，这时着手研究Cīna词源的中外学者越来越多。根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历代研究者就 Cīna词源提出的观点迄今至少已达34种。在这些观点中，虽然有个别观点（如“秦说”）影响力极大，但也并非没有疑问。总的来看，学术界在Cīna词源的认定上仍未达成共识，探索Cīna词源仍然是中外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就来概括地介绍一下诸家就Cīna词源提出的各种观点，并提出一点商榷意见。

二、Cīna词源的34种观点

　　以时间为轴线，历代学者对Cīna词源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唐代到十六世纪），研究者以佛教僧众为主，其参考资料主要是佛教文献。在这一时期，由于研究者的材料来源较为狭窄，故其解释多流于猜想，臆造之论甚多。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观点有：

　　（1）日出之地说。唐道宣（596-667）《广弘明集》卷十三言：“《娄炭经》曰，葱河以东名为震旦。以日初出，耀于东隅，故得名也。”（《大正》52.176B）法琳《辨正论》（《大正》52.525B）和《翻译名义集》（《大正》54.1098B）亦有类似记载。

广州光孝寺（图源：tuxi）

　　（2）广州说。义净（635-71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记载，距东印度鹿园寺不远有支那寺故址，相传是室利笈多（Śrīgupta）王为支那僧所造。夹注：“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大正》51.5B）又智升《续古今译经图纪》言中印度沙门般剌蜜帝（Pramiti）“展转游化，达我支那，乃于广州制旨道场居止。”夹注：“印度国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大正》55.371C）制旨，《宋高僧传》作“制止”（《大正》50.718C）。制止道场即今广州光孝寺，是六朝以来中国南方的主要译经场。[5]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银盒（仿波斯银盒，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3）无义说。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3《师资之道》夹注：“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大正》54.222A）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七夹注也说：“旧名真丹、振旦者，并非正音，无义可译，惟知是此神州之总名也。”（《大正》55.551C）

　　（4）思维说。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卷本《华严经》第四十五卷《诸菩萨住处品》言，震旦国在甘菩遮和疏勒之间（《大正》10.241C）。慧苑（673-743？）《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卷下说：“震旦国，或曰支那，亦曰真丹，此翻为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作，故以为名，即今此汉国是也。”（《中华藏》59.457B）“计作”，慧琳《一切经音义》作“计诈”（《大正》54.447C）。

华严经七处九会变相图（敦煌莫高窟第17窟）

　　（5）衣冠文物说。澄观（738-839）《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云：“此云多思惟者。《婆沙》亦云支那，此云汉也。《西域记》云大汉具云摩诃支那，故真谛三藏云衣物意，云是衣冠人物之国，皆是义翻。”(《大正》36.603B)南宋法云《翻译名义集》亦言：“脂那，《婆沙》二音。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二云指难，此云边鄙，即贬挫此方非中国也。《西域记》云摩诃至那，此曰大唐。”（《大正》54.1098B）

　　（6）边地说。此说已见《翻译名义集》。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承此说：“种必有名，而吾族之名则至难定，今人相率称曰支那。案：支那之称出于印度，其义犹边地也，此与欧人之以蒙古概吾种无异，均不得为定名。”[6]

　　第二个阶段（十六世纪至近代），研究者以西方学者为主，其参考资料除佛教文献外，也旁及婆罗门教文献、印度史诗和汉语文献等。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研究者开始关注Cīna词源反映的中西交通史背景，这标志着Cīna的词源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观点有：

　　（7）交趾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葡萄牙冒险家盖略特·伯来拉（Galeote Pereira）因在中国福建从事走私活动而被囚数年。后来，伯来拉把他的经历汇编成书，题名为《中国报道》。书中提出，中国的名称China是由邻近的交趾支那（Cochinchina）而来。伯来拉的观点后来又被葡萄牙道明会士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 的《中国志》所引用，可参阅。[7]

　　（8）秦说。细审此说，又分为四：

　　其一为秦代说。此为秦说中提出时代之最古者。长期以来，学界均以此说首见于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新图志》。[8]事实上，这一观点在1584年利玛窦的一封信中已被提及。该信说：

　　中国是一个最古老的帝国，………他们在过去曾称为“唐人”，而现在则称“大明”。习惯上中国改名是根据朝代及王位的变迁而有变更，………接近托勒密时代，中国的朝代似乎为“秦”。那时曾有一位聪明又有威力的君王，他兴建了许许多军事城堡，而特别在北方与鞑靼为界之处，筑了长城，其长度真是惊人，特名“万里长城”，欧洲人常称它为“秦国”。[9]

中国总图（图源：《中国新图志》）

　　其二为秦国说。法国鲍狄埃（M· Pauthier，1801-1873）认为，秦国在公元前一千年时已建国于陕西，上古西方诸国因闻其名而称为支那。张星烺赞同此说，谓秦穆公时势力或已达于今喀什噶尔、帕米尔高原。然而，因此说得不到西域考古证据的支持，张氏遂又推测秦之威名乃由商贩而传播至印度和中亚。[10]薛福成[11]、计翔翔[12]等则认为传播秦名者为匈奴，温雄飞认为是月氏或匈奴。[13]

　　其三为后秦说。法国沙畹（Chavannes，1865-1918）认为，秦国之名流行印度，乃五世纪初年后秦僧人法显、智猛传布所致（原载《法国远东学院校刊》第三卷）。[14]

　　其四为秦人说（此实系羌人说），详后文。

　　（9）晋说。此说首见于耶稣会士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的引述，[15]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亦认为晋是支那的可能词源。[16]2006年，郑张尚芳教授著文提出，晋的古音比秦更合于梵文Cīna的发音。他说：“秦字古音*zin>dain，古代汉语一直念浊音，直到近代汉语方始变清音。”并且几种古印度语文献称中国为Cīna，汉译佛经作脂那、支那、至那等；又或称Cinisthāna，汉译作震旦、振旦、真丹等，也都明显发清音。[17]

　　（10）日南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1833-1905）认为，西汉时中国与外国海上交通悉由日南郡（Jih-nan）而出，故支那原音即“日南”二字。[10]

　　（11）滇说。拉克伯里（Lacouperie，1844-1894）认为，古代滇国土地广大，国势富强，为公元前中国对西、南诸国贸易的中枢。四川货物无论是由印度贩至西方的大夏，还是由红河输往南方的交趾，都必经滇国。西方诸国盛传的Chin、Sin、Sinae、Thinae即由滇国转音而来。[10]

晋宁石寨山11号墓出土银盒（仿波斯，云南博物馆藏）

　　第三个阶段（近代至今），研究者以中国学者为主，其参考材料以汉语文献为主，兼及考古材料。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观点纷呈，其中有一部分观点值得重视，但是由于中国学者大多对域外文献掌握不够，故逞臆之论亦颇多。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观点有：

　　（12）瓷器说。1898年，翰林院编修徐琪《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曰：“土之所出，以磁为真质。陶土为磁盈天下，万国未有先于中国者。故印度以西，称中国曰支那。支那者，瓷器之谓也。”[18]

龙泉窑青釉带盖梨形壶（不列颠博物馆藏）

　　（13）茶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任乃强著《西康图经·民俗篇》，谓康藏呼茶为“甲”，呼中华为“甲拉”。甲拉，意即产茶之地。陆羽《茶经》谓茶有五名，其一为槚。康藏所呼之“甲”即槚之译音。藏人嗜茶若命，故以茶代表华人华地。唐世吐蕃境域，西极葱岭与阿拉伯接壤。阿拉伯感受藏语，亦呼中华为“甲拉”，又复传此称呼于欧洲，辗转传语，其音微讹而为China、为Chine。[19]

　　（14）丝说。季羡林教授《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引孔雀王朝月护王时期大臣考提利耶（Kauṭilya）《政事论》（Arthaśāstra）之文，指出cīna本指蚕丝，并用来指产丝之地。[20]

　　（15）绮说。1985年，沈福伟先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第一版）中提出，商周以来的丝织品以文绮最为普遍和精致，输出域外的就是文绮。梵文中有锦（Citra）、绢（Paṭṭa，netram）、绫（Priṅga）、绣（Sūcikarma）、丝（Paṭṭa）而无绮，故推测“支那”得名于“绮”。[21]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服饰上的精美图案（图源：《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

　　（16）缯说。李志敏先生肯定梵文cīna与丝织品有关，但认为其对音为缯，并引颜师古注“缯者，帛之总名”和《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乌氏倮求奇缯物献戎王事来作为自己观点的证据。[22]

　　（17）粳说。民俗学家林河认为：“印度阿萨姆邦等地区住有中国南方的粳稻民族，种粳稻的民族自称为Cīna（粳）。因此，阿萨姆邦等地区的粳民也自称为‘粳’，印度人就是依照民族的语言称他们为Cīna（粳）了。”[23]

　　（18）苗语“水田”说。1994年，石宗仁先生在苏仲湘“荆”说的基础上提出应从荆楚文化持有者苗族的语言中寻求答案。石氏认为，“支那”译名实为“吉那”（或子腊、纪南），其中“吉”字无义，“那”字意为水田。吉那，意即“有好水田的地方”、“水田坝”、“水田之乡”。“荆楚”的苗语意义即宽广的田野，中心内涵与“支那”相同。[24]

　　（19）荆说。1936年，丁山教授作《吴回考》，提出“支那即荆蛮对音”的观点。[25]1979年，苏仲湘发表文章，也主张“支那”为荆。苏氏谓《罗摩衍那》所载支那和外支那，“按其本意来说，它说的实际就是‘荆’和‘外荆’。它乃是以南部中国为主要对象，也就是以荆为主要对象，视之为中国的代表；而把居于北方与荆相抗衡的中原地区，放在遥远的地位，视为前者之外的地区。”此外，苏氏还认为，荆为颚音，秦为齿音，荆音更接近“支那”的本音。[26]

　　（20）齐说。温翠芳博士批评秦说、滇说、日南说忽略了支那与丝产地的关系，而提出支那为齐的观点。她认为，齐国是先秦时代主要的产丝区。齐地长岛县战国墓出土有海南贝，而古印度同样使用贝壳作为货币，这应当反映了早期中印之间存在海上贸易的事实。同时，《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记载了印度有不死仙药的传说，她认为齐燕方士到海上寻找仙药就是受到了印度传说的启示。另外，齐字古音为Ci，南字佛经中常读na。故Cīna一词的原音当为齐南，泛指齐国南部，包括兖州、徐州等上古时代就很著名的产丝地。[27]

　　（21）成都说。1994年，段渝教授著《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一文，力驳秦、荆之说，提出支那名称本源与古代成都到印度的南方丝绸贸易之路有关。段渝教授结合广汉三星堆、晋宁石寨山等西南地区考古材料提出，至少在公元前13、14世纪，蜀人与印度便已经存在交往关系。蜀布自成都由南中入缅印，《政事论》论中的“Cīnapaṭṭa就是成都丝，Cīna就是成（都）的对音”。[28]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洪、李诚认为，以丝绸为着眼点来考察Cīna语源的各种观点中，“成都”说最为合理。[29]

三星堆铜贝（三星堆博物馆藏）

　　（22）彝语“夜郎”说。199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王子尧、刘金才二位学者根据彝文手抄本整理的《夜郎史传》。在该书中，夜郎的古彝文转写语作“ʑina”。澳大利亚学者杰夫·韦德（Geoff Wade）认为ʑina与梵文Cīna近乎完美地等同，由此提出夜郎说。[30]

　　（23）诸夏转音说。康有为（1858-1927）认为，昆仑与印度相邻，则诸夏之名在三代时当已传入印度。从语音来说，支、诸同齿音为双声，那、华同喉音为叠韵，故推测支那即诸华之音转，诸华为诸夏之音转。[31]

　　（24）中国说。谭世宝教授认为，Cīna是“中国”的译称，是经西域传至印度、波斯等国的转译词，并解释说：“Ci、Chi（支）等是‘中’字的首音部分的音译，而na（那）本是汉文与西域语文的国、族的意译再辗转为印度等文字的无意义的音译。”[32]

　　（25）姬说。此说是沈福伟先生在新版《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提出的观点。沈氏谓，公元前5世纪出现在费尔瓦神丁颂辞中的Čini和古波斯文中的Činistan、Činastān是移居新疆和阗、叶尔羌、塔什库尔干等地周室后裔的自称，也就是“周”国或“姬”国的对音。[33]

　　（26）昌南说。李光荣先生认为：“China系汉语‘昌南’一词的音译，‘昌南’即昌南镇，是瓷都景德镇的旧称之一。……由于此地所产的瓷器早在名为昌南镇的时期就已驰名中外，因此西方人将这种瓷器称为CHINA（昌南），并进而以此来指称产瓷之国——中国。”[34]　

　　（27）太岳说。关意权先生认为，《左传》、《史记》中的“太岳”合读转为“君”，其称指各部族及其联盟的总首领，可泛指中原或居住在中原的民族。从语音上讲，支古亦读“岐”，那古读“诺”，riu>ru>nuo>nu四音可互转，“太岳”和“支那”均可读成“岐诺”的音。晓、匣互转，支那（Taingak）可音转为“太岳”（Tayac）。[35]

　　（28）傣语“铜钱城”说。徐作生先生认为，梵语Cīna一词缘起于蜀身毒道上的支那城。支那最初的解释是“铜钱”，百越语族的傣语一般以La（na）为词缀，多为地名，则Kyi：na又可视为组合词，意即“铜钱城”。[36]

　　（29）傣语“腊城”说。云南学者李云鹏认为：“支那这个词最初起源于傣掸语，意为腊人之城。”今云南德宏盈江县有叫“支那”的地名，傣族学者管有成说：“在傣语中，‘支’的意思是城，‘那’的意思是‘腊人’。‘支那’就是‘腊人之城’。” [37]

　　（30）长安说。王平文先生先后发表两篇文章，提出西方国家是用一个国家的首都来表示这个国家。支那就是西方国家用来称呼唐都长安的译音，用音不用意 。此外，王氏还认为，支那产生于唐朝前期，“读成支那的是根据沿海地区的吴音，读China的是根据首都的发音。”[38]

　　（31）巴比伦语”月神“说。杜而未教授《凤麟龟龙考辨》认为，汉语的支那是指月亮，语源为巴比伦的月神Sin。[39]

　　（32）羌说。东汉刘平国龟兹石刻记有秦人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程阿羌等诸名，杨宪益教授认为这里的秦人即羌人。古代印度文献记载的支那在雪山以北，“‘支那’一名的原字实为‘羌’。此字或作‘秦’，惟为种族名，与秦朝无关。”[40]20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出土了大量佉卢文资料，其中多有提及Cīna者。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Cīna人分布在塔里土盆地的且末到尼雅之间，多从事畜牧，其名姓（如阿罗耶沙、钵诃罗、色耶尼耶）均难译为汉名。根据这一材料，李志敏先生[41]和吴焯研究员[42]先后发表文章认为，佉卢文和梵文的Cīna可对译为“秦”，但与秦朝无关。其中，李志敏先生认为，这里的“秦人”是塔里木盆地的土著，吴焯研究员则认为是羌人。

刘平国摩崖石刻（清拓本）

　　（33）象雄说。上世纪八十年代，郭元兴先生将《山海经》、《穆天子传》和佛教文献、古代波斯文献等进行对勘，提出古代的支那大部在今西藏境内，并延伸至中亚瓦罕以南一带。龙西江研究员在此基础上提出，梵语文献中的古支那即青藏高原历史上的古象雄。[43]

　　（34）狼说。此说认为，丝物西传，必经匈奴人居地。匈奴视狼为祖先，与匈奴语同属阿尔泰语的蒙古语称为“赤那思”，支那之名即由此演变而来。[44]

三、Cīna词源的34种观点之商榷

（一）“秦说”之商榷

　　上述诸说中，无疑秦说中的“秦国”说和“秦代”说影响力最大。

　　主张“秦代”说者，伯希和（P· Pelliot，1878-1945）堪为代表。[45]此说面临的最大难题便是梵文Cīna出现的年代问题。秦始皇统一六国为公元前221年， 但Cīna在公元前四世纪末的孔雀王朝作品《政事论》中已经出现。虽然伯希和等力图说明该书成书较晚，但更多的学者如英国史密斯（Vincent A·Smith，1848-1920）、德国雅各比（Hermann Jacobi，1850-1937）、美国劳费尔（B· Laufer，1874-1934）、印度夏斯特里（R· Shamasastry）和塔帕尔（R· thapar）以及中国学者季羡林（1911-2009）等均赞成该书是真正的孔雀王朝作品。[28]此外，伯希和文中提到的《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等所谓“秦人”材料过去曾被认为是论证“秦说”的最有力材料，如今随着塔里木盆地佉卢文书的出土和“羌说”观点的出现也使得“秦说”变得不再可靠。

秦时期全图（图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02》）

　　主张“秦国”说者，张星烺教授（1889-1951）可为代表。段渝教授对秦国说曾做深入地辨析，指出其说之误。张氏认为秦国之名西播靠的是商贾或者西北民族，然而中国史料告诉我们，秦国发展方向主要是自西向东，直到其统一六国，其西亦不过临洮。至于计翔翔等学者提到的传播秦名者或为匈奴，然而，匈奴西迁本在西汉武帝之际，故此说亦难立足。伯希和曾根据司马迁对张骞在大夏见到蜀布的记载提出印度最初是从滇缅道得到中国信息的，[45]而古蜀在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故又有饶宗颐教授等提出蜀布亦可称为“秦布”，认为秦之名可由蜀人经滇缅道传播至印度。段渝教授则指出，由蜀至印度，必经南中。而秦对于南中染指不深，政令不达、贸易不通，秦国声名何以能远扬于印度？并且，秦汉时期绝无“秦布”一名，而蜀布之名则享誉海内，二者是不能置换的。[28]

　　《政事论》把野蚕丝和出产于支那地的成捆蚕丝并列。“支那地”梵文作“cīnabhūm”，“成捆蚕丝”作“cīnapaṭṭā”，这说明作为名物的cīna确有蚕丝义。[20]此外，饶宗颐教授又指出，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和殷墟小屯、四川汉墓中均出现如束丝之形的符号，[46]这说明考古材料也可以支持cīna本义为丝的观点。然而，秦地非丝绸原产地，此为秦说之又一难解者。

老蚕丝一捆

　　由上面对“秦说”的分析可以看出，凡所持证据晚于公元前四世纪以及与“丝”义对立的观点都可以被排除，如茶说、瓷器说、昌南说、长安说、后秦说、粳说、苗语“水田”说、傣语“铜钱城”说、傣语“腊城”说、彝语“夜郎”说、巴比伦语“月神”说、狼说等。

（二）第一阶段六说之商榷

　　第一阶段之六说所出最早，但由于讨论者所据材料来源狭窄，故其论多失严谨。虽则如此，但亦间或有传袭此六说者。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稍作辨析。

　　首言“日出之地说”。此说实据”震旦“二字附会而得，而震旦与真旦、振旦等译称同例，本皆属Cīnasthāna音译，故其误至明。

　　次言“广州说”。自佛教东传以来，广州即为西域僧徒自海路进入中国的主要港口，故对这些西域僧人而言，进入广州即进入支那，并非因为广州有“支那”之号。

　　再言“无义说”，笔者认为，此乃因唐人未明“支那”本义而以无义说之。

　　再言“思维说”，此亦不可信。思维的梵文作cintāna，与震旦（或译作真丹、振旦等）的梵文Cīnasthāna音近，故此说当属音近而义混之例。如慧皎《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之母将去天竺时，谓什曰：“方等深教，应大阐真丹，传之东土，唯尔之力。”（《大正》50.331A）显然，如果Cīna兼有东土和“思维”之义，则此文难通；反之，如果把Cīna的“思维”义剔除，而把这里的“真丹”视为梵文cintāna，则其义可解。

　　再言“衣冠文物说”，此论实蹈孔颖达注《左传·定公十年》时所说的“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故亦不可信。　

　　至于“边地说”，此说曾为列维、冯承钧、夏曾佑等袭用，故当稍言之。笔者认为，此说之缘起实与古代印度雅利安人以自己为文明中心的观念有关，而与Cīna本义无涉。在这种观念下，中天竺被称为madhyadeśa，意即“中国”、“中土”；或称为āryadeśa，意即高贵者之居地，汉译作“圣方”（见《南海寄归内法传》，《大正》54.222A）。与ārya（高贵）对应的是anārya，意即“不可接触者”；或是mleccha，意即“野蛮人”，音译则作“蔑戾车”、“弥戾车”等。与madhyadeśa对应的词则是paradeśa，意即“边地”、“远土”。

　　在古代印度文献中，Cīna人被称为堕落者和野蛮人、Cīna被视为边地的例子随手可拾。例如，《摩奴法论》把支那人和希腊人（Yavana）、基拉塔人（Kirāta）等均称为堕落的刹帝利。[1]史诗《摩诃婆罗多·奇车篇》亦有类似记载。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一些佛教信徒乃以天竺为尊，而称支那为边地。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称：“支那国者，蔑戾车地，轻人贱法，诸佛所以不生，志狭垢深，圣贤由兹弗往。”（《大正》50.246A）又如《法显传》记载，法显、道整等汉地僧人初至祗洹精舍时，印度众僧称之为边国之人（《大正》51.860C），以至后来道整等不愿归国。《法显传》述及此事时说：

　　道整既到中国（指中天竺），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大正》51.864B-C）

（三）34种观点的共同缺陷

　　上述三十四种观点，有一部分业已被学界所否定。如日南说，拉克伯里曾予以反驳；滇说，贾尔斯和张星烺曾予以反驳[10]；晋国说，薛克翘研究员曾予以反驳[47]；荆说，汶江[48]和段渝[28]曾予以反驳。在此，我们对这些观点也不再具体讨论。至于上述尚未做讨论的其他各条观点，若从以梵语文献为主的各类材料所记载的Cīna历史地理来看，其实也没有一种观点可以单独成立。

　　根据《摩诃婆罗多》的记载，Cīna人经常和吉罗陀人（Kiratas）一起出现在东光（Pragjyotisa，即迦摩缕波）国王福授的军队中，此为有关于印度东部Cīna人的记载。[49]

　　梵语地理文献《五十六国志》（Sat-pañcāśaddeśa-vibhāga）残卷和《罗摩衍那》第四卷《猴国篇》记载，Cīna亦位于印度次大陆西北地区。[49]这些内容后又被收入佛教文献《正法念处经》。印度学家列维（S· Lévi，1863-1935）据此认为，支那在葱岭一带。[50]

　　此外，据英国学者西卡尔（Sircar）研究，梵语文献中的支那亦在喜马拉雅北部马纳斯鲁峰（Mānaseśa，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尼泊尔境内）之东南，摩诃支那则从吉罗娑山（Kailāsa，即冈仁波齐峰）萨尔朱河（即孔雀河）远至蒙古。[49]显然，这里的支那包括青藏高原。

《摩诃婆罗多》中的支那在青藏高原（图源：World Digital Library）

　　如前所说，在唐代时期，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并不归属唐版图，且敦煌文献中唐玄宗曾自称唐王朝为“支那”。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和梵语文献一样，唐代文献也把吐蕃称为“震旦”，如《法苑珠林》卷七引《王玄策行传》说：

　　吐蕃国西南有一涌水，平地涌出。激水遂高五六尺，甚热，煮肉即熟，气上冲天，像似气雾。……此泉西北六七十里更有一泉，其热略等，时时盛沸，殷若雷声，诸小泉温往往皆然。今此震旦诸处多有温汤，准此亦是镬汤。（《大正》53.332A）

类似记载亦见于古代阿拉伯历史学家马苏第（Al-Masʻūdī）的《黄金草原》：

　　恒河也是印度的一条河流，它发源于位于该国最为偏僻部分的群山中，即发源于中国（Sin）一侧，紧傍由九姓乌古斯这一突厥小部族居住的地区附近。[51]

显然，这里的“Sin”和《王玄策行传》中的“震旦”是相同的，二者均不当译作“中国”。

四、余论

　　由上可见，古代印度文献中的Cīna既存在于印度东部，也存在印度西北部，同时还存在于印度北部的青藏高原。显然，本文提到的34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目前都还不能对此做出独立解释。

　　这里之所以使用“独立解释”四字，一方面是因为Cīna本身涉及的历史地理信息非常庞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笔者在研究三星堆的过程中认识到，Cīna的内涵有一个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Cīna的内涵，需要我们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结合中去把握。笔者认为，上述34种观点中的羌说、丝说、象雄说、成都说其实都能反映出Cīna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部分内涵；但若要对Cīna内涵的演变过程做出更清晰的描述，则还有待于我们对上述诸说做进一步地整合。

爱穿支那丝衣的湿婆神（湿婆之舞，荷兰国立博物馆藏）

　　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加强对东亚、中亚和南亚的跨文明研究，特别是中、印之间的跨文明研究是关键。事实上，中、印两地存在的历史联系已经引起了大量学者的注意。比如，李约瑟曾提到中、印两地的二十八宿同源现象，[52]苏秉琦曾提到中、印两地共有的有肩石器文化现象，[53]饶宗颐曾提到中、印两地的古文字刻符相近和相似现象，[54]江晓原曾提到中、印两地的古代宇宙观相似现象，[55]霍巍曾提到中、印共同的水稻文化现象。[56]由此来看，上溯到中、印两大文明的起源时期来分析中、印两大文明的历史关系，恐怕这不仅是解开Cīna词源之谜的可能途径，也很可能是解开中国古代史和印度古代史上若干疑团的关键。关于这方面的深度分析，笔者将在下一部分结合三星堆文化的演变来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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