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逼迫好心扶老人的吴伟青跳水自尽，以死自证？

路遇倒地的老人扶不扶？如果不是在受道德压迫的公共场合，可能大部分人会私下劝诫，少管闲事，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个别亲朋好友甚至会戏谑地说，掂量掂量自己的腰包，你有去扶的资格么？

2013年12月31日，河源市的吴伟青在驾驶摩托车的时候，路遇拄拐同向行走的老人周火仟，周火仟突然摔倒，在其前方的吴伟青回身搀扶时，周指认就是吴驾驶摩托车撞伤自己。（后警方经现场勘验、伤者受伤部位检验、伤者体表检查、涉事车辆检验及综合有关证人证言等情况，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当事双方发生过碰撞或刮擦）

家住现场附近的村民周某某听到争吵声后出来，得知吴伟青和周火仟是因为有无“撞人”一事争吵后进行了劝解，两人一起将周火仟送至医院检查，吴伟青先帮着垫付了300多元的医药费。周火仟的伤情经医院诊断系右股骨颈骨折。

后得知消息的周大爷儿女认为如果不是吴撞的他没有必要扶人送医垫付医药费，遂提出吴伟青应该赔偿20万元，据吴伟青亲人所言，吴伟青接到周大爷家属电话后颇为崩溃。2014年1月2日，在给亲友逐个打电话喊冤后，吴伟青跳塘自杀。

当事人吴伟青

因为扶老人，导致被巨额索赔，二十万对于一个家境贫寒的人来说无疑于是个天文数字，难以承受的负担，最终压垮了吴伟青。

究其原因，不少人认为是司法的锅。明明应该疑罪从无，为什么要让扶人者自证清白（证明老人倒地与自己无关）。进而认为我们的法律不公平，不严谨。

这是对我们司法的误解，我们国家司法的原则之一就是疑罪从无、谁主张谁举证。但是为了进一步保障公民的权益，关于举证还有一项特殊规定 – 举证责任倒置。

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某些情况下，不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是实行被主张者来举证自证。

比方说我们熟知的劳动纠纷，其中关于员工的实际工作时间，作为员工很难保存所有的相关证据。这个时候司法部门就要求雇佣方举证，证明员工诉求不合理，否则就以员工要求为准。

在医疗纠纷中，因维权个体（患者及家属）专业技能的缺乏，没有能力进行举证。所以这类纠纷中通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由医方举证自证清白，如不能证明则判医方败诉。

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不少，通行的原则就是维权者相对于侵权者弱势，且举证困难的情况下。

而扶老人反被讹诈的司法困境就是因这个而起。在现实的案例中司法部门往往将“老人”视为弱势方且举证困难，因而要求被诉侵权方（往往是扶人者，实际路过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被讹，只是讹诈扶人者最方便）依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自证清白。

吴伟青案的另一位当事人周火仟

一般来说，如果老人是被撞倒的，撞人方想逃避责任的话，大概率会选择逃跑。而路过的好心人，因事情突发，第一时间想到的都不是取证（用手机留下视频、语音等证据），而是提供帮助，也导致后期自证时缺乏证据。

这两种情况的叠加就导致，人们觉得事实案例中被冤枉讹诈的情况更高。而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扶人者就算拿出证据自证了清白，而讹诈方也很难被定为敲诈勒索罪。因为讹诈方不需要举证也就回避了敲诈勒索罪的一个重要界定原则，通过伪证欺诈（还有一个是使用暴力手段）。

但是我国最高法院对举证责任倒置专门出台司法解释：

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这些侵权诉讼包括：
（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诉讼；
（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6）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

实际上“扶老人”这种情况，并未被明确列入。那为什么实际执法过程中还要求“扶人者”自证呢？

原因有两个，第一，执法者不是机器也是人。必然受我们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尊重、礼让老人是大多数人的基本观念。而且毕竟老年人生理、心理机能弱于常人，遇到突发状况，很难主动保留证据，后期举证自然困难。

一个老人被撞，因无法举证还得自行负担自己无法负担的医药费，这对很多执法人员来说是很大的道德压力，所以他们倾向于将他们视为举证弱势方。

而且即便是不使用举证倒置原则，在老人列出自己事实被伤害的证据后（自身被撞、受到伤害的证据，出示诊疗记录即可），执法者也会要求“扶人方”对应举证抗辩。如果“扶人方”无法自证，就会因同情以双方证据不足判双方承担同等责任（也就是各出一半费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不良老人及其子女利用这个空子讹诈好心人就不可避免了。我们执法部门难道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为什么不坚持谁主张谁举证呢？

一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因为明确谁主张谁举证后是会降低好心人被讹诈的几率，但是也会增加撞人者逃脱的几率。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执法部门更偏向整体处于弱势的老年人。

类似的例子很多，例如相对于外国，我们国家对警察使用暴力的规定更为严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违法者公然侮辱、甚至暴力对抗警察，而警察还必须保持克制之类让人异常愤慨的视频。但是我们在气愤的同时真的希望中国的警察像美国警察那样，你不服从就对着你打光弹匣么？

另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无风不起浪在作祟。

虽然“某须有”已经发生了一千多年，但是重舆论而轻事实的观念，还是埋藏在不少人心中。这几年层出不穷的反转（最近的就是阿里的案子）无不是在证明这点。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纠纷发生后，当事方不是收集证据准备诉讼，而是卖力地喊冤表演扩大声势。因为对一些人来说，相信舆论很轻松而且没责任，而辨别事实是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的。

所以只要让自己看上去居于“弱势”就可以赢得舆论支持，进而对当事另一方、执法者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当舆论压力大到一定程度，事实就已经不重要了，面对汹涌的舆情，当事另一方、执法者往往会被迫妥协。

这也是吴伟青选择以死自证清白的原因，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让周围的人相信，老人不是他撞倒的。

不偏听偏信，以事实为准；如果没有核实证据，不妄下判断。这样才能保证不会再出现“吴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