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读者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西游记》既然是讲述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所以应该是一部弘扬佛教的小说，这是不对的。
《西游记》是一部固定题材的作品，事件、结局早已注定，并不能成为确定其主题的依据。而实际上，这部小说整体上是以儒家价值观来架构的，对于佛教、道教皆有辛辣的批判和讽刺。
这一倾向性在《西游记》的直观内容、社会环境以及成书过程中的情节删改上，都有很明显的表露。
《西游记》在成书过程里偷换了主角，为了削弱佛教色彩
或许有人对《西游记》讽刺佛教的说法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只是没有理清内在的逻辑关系而已。
《西游记》所讲述的主体情节是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其根本来源在于唐代玄奘法师取经的故事。所以，这个框架是不变的，无论在其中增添什么内容，最后的结局都是玄奘取得真经回归东土。
那么，据此就认为《西游记》是宣扬佛教的观点完全立不住脚。
举个更好理解的例子，《三国演义》再如何赞赏蜀汉，甚至将其立为正统，最终也一定要归结于“三分归晋”，因为这是历史的记载。同样的道理，《西游记》讲述玄奘法师等佛教人物的故事，只和历史记载有关，与情感倾向无涉。
而在情感倾向上，《西游记》非但没有歌颂佛教，而是用了很多办法来消弭佛教对故事的正面影响，这在其成书过程上有很明显的痕迹。
如果问一下《西游记》的读者，谁是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孙悟空，而不会认为是唐僧等人，这就是成书过程里的主角偷换手法。
从民间流传唐僧取经故事的传说，一直到《西游记》成书，大概经过了900年，而这个故事的主角发生变化，可以确定为在宋代。
玄奘西行历时17年，途经百余国，归来后奉诏口述见闻，门徒辩机将之整理为《大唐西域记》。这是一部游记，更多地用于唐王朝了解其他国度。但后来一些佛教徒根据玄奘法师的这段经历，写了一本名为《大慈恩三藏法师传》，其中对玄奘就有很多神话成分，目的是借以弘扬佛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就有了“猴王”的形象，敦煌至今还有西夏留下来的壁画，有一个持棒的猴行者形象。但此时的主角还是玄奘，猴行者还只是配角。
到了宋代，出现了一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可能是寺庙用以讲经的文本，将各种神话故事和取经故事糅合在了一起，这就是后来《西游记》的雏形。但最为关键的是，在这部作品里，猴行者的形象变得极为鲜明。
“猴行者”本来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自动前来护送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除魔，形象主要是化为一个白衣秀士。
虽然这些情节与后来《西游记》有很大的不同，但却意味着取经故事里，“猴行者”已经取代唐僧成为了故事的主角。
在之后的故事版本里，元代已经出现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四人的形象，这在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文献以及海外传回的故事版本里都得到了证明。但这些故事里，孙悟空依旧稳稳地占据着主角的位置。
即使孙悟空最后被封了一个“斗战胜佛”，但其骨子里也不是佛家人物，更别说这个“封号”还充满了斗争性。他之所以被读者喜爱，并不是因为其皈依佛家，而是因为其降妖除魔的正义感，契合了读者的理想追求。
所以，《西游记》在成书过程里，故事主角从虔诚的佛教徒玄奘法师变为了一个有着侠义、斗争精神的猴王孙悟空，其宣扬佛法的意味与最初的故事文本相比几乎被削弱殆尽了。
不但如此，在这部作品里，还以直接的笔墨将佛、道两家的丑态描写得非常直白，批判意味极为明显，这些都是读者不用思考便能看到的直观文字。
《西游记》对佛教、道教的批判，和明代社会环境有极大关系
孙悟空作为《西游记》当仁不让的主角，在取经之前堪称是自由的化身。然而，他在反抗命运的时候被西天如来佛祖压入了五指山下，这就是《西游记》中对佛教的首次批判，即它是一股压制在人民头上难以撼动的强大势力。
而在取经途中，孙悟空的任务是降妖除魔，伸张正义，保护唐僧顺利到达西天佛国。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唐僧所扮演的角色有时候让人感到很无语。要么是对妖怪表现出同情，要么是怀疑孙悟空的忠诚，人为制造了极多的麻烦，有时候还固执己见，为取经大业增加烦恼。
可以说，唐僧已经从取经故事原本的主角，变为了一个有很多负面作用的人物，但偏偏这就是一个异常虔诚的佛教徒。
除了唐僧之外，西天上的各路佛教神仙在《西游记》里就表现得光明磊落吗？当然不是，如果说唐僧是肉眼凡胎的蒙蔽，那么西天佛国里的这些神仙就是有意为恶了。
比如说，唐僧等人到达西天之后，阿傩、伽叶竟公然向唐僧索要“人事”，也就是贿赂。唐僧身无分文，只能将唐王御赐的紫金钵盂交予他们，而阿傩伸手接过还意犹未足。此时，连身边的力士、疤丁、尊者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嘲笑阿傩、伽叶，对取经人还要索取财物。面对这种冷嘲热讽，阿傩、伽叶二人也感到极为羞惭，脸都皱了，但依然死死地拿着这个钵盂不松手。
这一段描写可以说把某些佛教徒贪婪的嘴脸描绘得淋漓尽致。
而对于道教，《西游记》同样给予了非常犀利的批判，但道教的代表并不在“天庭”势力，而在取经路上所经过的人间国家。
小说中，唐僧一行人共经过了9个凡间国度，但其中的“道士”却没有一个好人，乌鸡国道士夺国篡位，车迟国佞道专法灭佛，比丘国妖道祸乱天下，与之伴随的往往是君主昏庸，朝廷失政，百姓流离，人们不仅仅遭受到肉体上的迫害，还有精神信仰上的专制。
而判断这些凡间国度乱政的标准，并非是以宗教信仰上的虔诚与否，也不是对佛教徒是何态度，而是儒家的价值观念。
比如说保证车迟国多年风调雨顺的三位国师之所以被孙悟空等人除去，不在于其灭佛的行为，而在于这些妖道对百姓信仰的钳制，一方面表现为道统上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表现为在道统外衣伪装下的胡作非为。
《西游记》中对佛教和道教两家的批判，是有现实影射的。无论作者是否在主观上有此意愿，小说作为现实社会的反映，客观上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现实元素。
在元、明两朝，佛教和道教中掺杂了太多的污垢，逃避税役、隐藏身份等等功用使得这些地方成为了藏污纳垢之所，“且把佛场作情场”成为了这一时期戏剧、小说的重要题材，比如《水浒传》中也有佛教徒勾引良家妇女的描写。
更为重要的是，明世宗崇尚道教，使得方士擅权，“干扰政事，牵引群邪”，明朝社会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歪风邪气。这与《西游记》中所描写的道士擅权的凡人国度极为相似，是其社会批判最有力的证据。
从这些内容来说，《西游记》只是借玄奘法师取经的故事框架，创造了新的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真正组成其骨干的还是儒家的道德观念，对明代社会的阴暗面有所揭露，对孙悟空这类“净妖除氛”的英雄人物予以赞扬。
《西游记》之所以能压过其他的“神魔小说”，跻身于“四大名著”，正是在其深刻的内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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