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换的视角转换和思想裂变——读《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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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的作者是彼德·布劳（Peter Blau），1939年他移居美国，成为美国公民，二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以英勇的表现获得荣誉勋章。彼德·布劳在本书中整体性地解读了布劳的“结构-交换”理论，在霍曼斯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型复杂组织中的交换与权力，从个体日常往来和人际关系的简单过程推导出支配着社区和社会复杂结构的社会过程。

微观结构的社会交换行为

布劳将互相影响的个体所组成的结构称作“微观结构”，将相互关联的群体组成的结构称作“宏观结构”。社会交换行为就是从个体日常往来和人际关系的简单过程，推导出支配着社区和社会复杂结构的社会过程。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布劳描述了微观结构中的交换过程，他使用了韦伯的“意图合理”和“价值合理”来描述此类行为。“意图合理”指的是对直接报酬的追求，“价值合理”指的是趋向于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例如宗教信仰，符合这两种条件的行为都可看作是社会交换行为。

1. 社会吸引推动社会交换

社会交换的原因是出于社会吸引的力量。所谓吸引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感觉从他那里获得报酬，他就对你产生了吸引力，这种力量驱使你与他交往。在被别人吸引之后，个体也会竭力证明自己是有吸引力的人，为了唤起这种期望，人们就普遍试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种相互吸引促使人们去建立交往关系，在交往过程中互相提供的报酬将维持他们继续吸引和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整体化纽带加强了社会关系。

2. 社会交换出现权力分化

但是社会交换也会出现不平衡，并且往往以不平衡的形式为主导，这就是权力分化，获得权力的人成为上级，被支配的人成为下级，此时，社会规范开始发挥作用，它决定着下级的期望和对上级的评价。

集体赞同使上级的权力合法化，在群体内形成一致意见，这会转化为群体压力，又促使其他个体服从上级指令，从而加强上级的控制权力，使其权威合法化。而对权力的不赞同则会引起反抗。人们感到受剥削之后，会互相传递愤恨的感情，由此产生出一种推翻现存权力、进行报复的愿望。被压迫者的共同怨恨以及相互给予的社会支援，加强了他们对当权者的进攻性反抗，并使之合法化，反抗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发展起来，促使集体不断重新组织。

宏观结构的社会交换行为

宏观结构中的交换不仅包括人际互动，还包括群体之间、组织之间的交换；不仅包括直接的面对面的互动，还包括间接的、时空间隔较大的交换。布劳认为，群体间的交往和个体间的交往有很多相通之处，追求报酬的欲望同样支配群体间的交往，它的交往模式大致也经历了吸引、竞争、分化、整合、冲突这样一个过程，但具体的表现形式可能略有差别。

宏观结构中的社会交换出现了很多突生结构，分别是共同价值观、持久的制度化以及副结构，下面进行具体阐述。

1. 共同价值观

布劳认为，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个体之间的直接交换很少，基本上都是间接交换，并且需要一定的中介才能实现，即基本的共同价值观。它使得千万人之间形成结合纽带和社会团结，使个体有可能超越直接交易，发展间接交换。个体通过遵从社会规范以获得社会赞同，这使他们可能牺牲直接交换的利益，而间接地换得其他利益。换句话说，与组织的交易替代了个体间的直接交易。

比如一个富翁捐钱给山区孩子，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交换，而富翁的行为只是为了在他所处的阶级中遵从社会规范，并获得其伙伴的社会赞同。总而言之，宏观结构的社会交换以间接交换为主，而共同的社会规范是间接交换的中介。

2. 制度化

制度化是社会机制的突生。社会价值准则和规范、组织原则以及知识技能都是通过制度化得以传承。布劳提出了制度化的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具体体现在形式化的程序中，通过口头传统或书面文字加以传递，比如法律就是形式化了的价值和规范；二是要有传递过程，比如父母抚养儿女过程中的将价值和信仰灌输给后代；三是要扎根到权力结构之中，布劳认为一种制度之所以能对后代产生外在强制力，是因为有权群体感兴趣并且认同它，然后对其贯彻制度性的要求。社会结构的某一方面能够制度化，就要满足上面这三个条件。

3. 副结构

副结构是宏观结构的组成部分，形态各异，相互交错。整合、分化、组织和反抗的过程，常常因副结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又与宏观结构中的相应过程有着相互作用。布劳花费很大篇幅论述副结构中的整合、分化和组织是怎样与宏观结构的三个面联系起来的，旨在说明宏观结构的复杂性，需要正式的程序和强制性的手段来维持秩序。

社会一体化及其矛盾

微观层面的社会吸引使伙伴之间形成了结合纽带，而宏观层面的社会一体化把各种群体团结成一个社区。

布劳将其区分为以下几种社会交换的类型：一是内在性报酬的社会交换。参与者把交换活动本身作为目的，比如一个男孩与他喜欢的女孩进行交往，所追求的就是内在性报酬。二是外在性报酬的社会交换。参与者把交换看作是实现更远目标的手段，以获取外在报酬，它为人们合理选择交往伙伴提供了客观标准。三是混合型的社会交换。比如，一个人接受邀请赴宴，可能是为了享受美食，也可能是喜欢与某个老朋友聊天谈话；工人参加某个工会，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其雇用条件，也可能是他们内在地喜欢该工会中的伙伴关系。这种交换既包括内在性报酬，也有外在性报酬。

在一体化情境中，一个人有吸引力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使他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引起了被拒绝的恐惧并对群体中的其他人构成了地位威胁，此外，报酬性的社会经验同时产生着社会吸引和社会依赖。而通过表明自己与某个群体成员具有共同利益，拥有他们共同的价值和准则，一个人可以与他们建立起来联系的纽带。

社会一体化自相矛盾因素是一个人成为重要群体成员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品质，也能对其余人构成一种地位威胁。这种情况便在群体形成初期阶段带有竞争性质。这种竞争可以被设想成一系列相互连锁的、混合的游戏，群体成员在其中既有某些共同利益，又有某些冲突的利益。

权力的分化与合法化

1. 社会权力的产生及应对

布劳认为，社会交换中的权力来源于单方面的依赖与义务。如果一个人定期向别人提供在别处不能轻易获取的服务，那么他们就会因为这些服务而依赖和感激他。除非他们能够给他其他的好处，否则他们的依赖就会迫使其服从他的要求，以免他不再继续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样，通过单方面提供服务，一个人就确立了对于他人的权力。在这部分，布劳借用了理查德·爱默生“权力-依赖”关系的大纲，系统地说明了产生权力的条件。

那些需要别人提供某种服务的人，有几种方案可以选择：首先，他们可以为他提供某种他极其想要的利益，足以诱使他用服务作为回报，这就将导致相互性的交换。第二，他们可以在其他地方获得必要的服务。这也将导致相互性的交换，然而是在不同的伙伴关系中。

第三他们强迫他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确立对他的统治；第四他们只好学会在没有这种服务的情况下行事，这要求他们改变那些决定着他们需要的价值准则。最后，如果他们不能或不愿意选择这些方案中的任何一个，那么他们就只好服从他的愿望。在特定情境中，提供服务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权力。

2. 社会权力的反抗与合法化

复杂社会结构中的合法化和反抗是对权力行使的集体反映。合法化把权力变成权威，并因此变成稳定地组织集体的一种重要资源，而反抗则是出于颠覆权力的一种愿望。

稳定的组织权力要求合法化。对权力的服从是一种成本，人们会依靠有关公平性的社会规范去判断它。按照这些标准，过分的要求会引起不赞同；而如果一个人的要求，与他做出的贡献相比，是公平而有节制的，他就会赢得他们的赞同。

下级群体的集体赞同使权力合法化。集体赞同会产生群体压力，这些压力强化了其他成员对上级的服从，也能削弱反抗力量。当然，这一过程往往只出现于非正式组织中，正式组织管理人员的权威，植根于他们的法定地位和制裁权力之上，这使得他们能迅速建立权威。权威也可以被制度化，使服从的社会规范成为文化遗产被流传下来，变成使上级的权威迅速合法化和扩大化的基础。

对于权力的运用，下级也可能对权力进行反抗。当服从于权力的人拥有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共有情感时，就会产生对权力的反抗。下级做出判断的基准也是社会规范。社会规范规定着哪些权力的要求是公平和正义的，哪些是过分的。同样，当群体内成员互相交流被压迫的感情时，就会使反抗的统治权力合法化。

一些思考

纵观全书，布劳将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理论发展为结构交换理论，弥补了前者心理还原倾向。但存在三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关于“交换”的论证，他只是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将微观结构中的“交换”行为做了一个简单的“类比推导”，对其可调合性缺少一个路径分析；二是主体的差异性所导致后续论证的误区，实际上布劳在论证中所举的例子、所进行的分析依旧以微观交换中的主体为主，涉及群际交换的内容很少，难免再次陷入还原主义的窠臼；三是未考虑到调节变量的影响，例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冲突和变迁，因此在本质上依旧是静态层面的理论分析。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交换理论的发展价值，在霍曼斯交换论思想的基础上，布劳迈出了前瞻性的一步。

从小群体成员面对面的互动到大型复杂组织中的交换与权力，布劳推动了社会交换理论的结构化发展，并开启了与此相关领域的多维探讨，其中关于利益、竞争、爱情等主题的剖析开启了一代学者的思想裂变，其价值已不仅仅停留在历史的书本上，而成为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行为考量，成为社会一体化进程的思想指引。

彭峰 | 文字

郭冰冰 | 编辑

陈沐纯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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