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濮阳一九四二年大灾荒

1942年是濮阳人民灾难深重的一年，那一年，濮阳发生了一场世所罕见的特大旱灾，老城人民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据濮阳县志载：是年，清丰、南乐、卫河（内黄一部）、长垣、濮阳等县境内连续三年大旱，加之日伪军频繁残害，土顽、会道门骚扰，酿成历史上罕见的大灾荒。是年濮阳一带天花大流行。

1940年秋，秋雨未透，小麦墒情不足，濮阳开始出现旱情端倪。当年冬天和第二年春，雨雪寥寥，加之当时不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小麦因干旱每亩产量不到30斤。1941年秋，天空无云，秋苗枯萎，80%的土地绝收，秋后断粮户剧增，多数人家靠糠菜度日。为应对旱灾，各地纷纷祈雨，但无济于事，有逃荒者离家。

1942年灾情进一步严重，部分河道断流，井水干涸，大地龟裂，赤地千里，禾苗罕见，由灾变饥，90%以上农户断炊。由于旱灾的连续性和严重性，从1942年开始，除少数地主、富农外，广大群众普遍缺粮，掺糠拌菜，就连草籽、棉籽、野菜、树皮、草根都成了争抢的食物。家中缺粮无钱，只好破产渡荒。群众把家中能够变卖的衣服、桌凳、犁耙都弄到集市上出卖，最后不得已拆毁房屋上的砖瓦、木料等换钱买粮，一切物品售价极其低廉，农户卖地、卖家产，都无人肯收，唯有粮价高昂得惊人。以老城北关为例，96户410人，共饿死108人，饿死绝户者12户，出外逃荒要饭者265人，占总人口的64．6％。有夫改嫁者13人。吴金元全家4口人全饿死。陆义祥全家4口人，父逃关外、母嫁山东，奶奶饿死家中，陆义祥7岁外出讨饭。吴双喜全家5口人，其母在家饿死。双喜外出讨饭，饿死外地，妻携子改嫁。

饥荒发生后，家家无奈，人不能在家等死，只要能走得动，就得出去觅食。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月，野菜成为果腹的食物。野菜吃完了就吃草根树皮，等到树皮都被剥干净了，就开始“吃土”。当然这种土不是一般的土，人们把这种吃的土叫做“观音土”，观音土颗粒细腻，聚合性较强，有点像是面粉和陶瓷泥，加水以后可以捏成泥巴饼。观音土吃起来的味道与面粉蒸成的馍很像，口感软软绵绵的，牙碜感稍弱。在食不果腹的年代里，这种味道已经是堪称美味佳肴了。吃观音土，贫苦百姓都用清蒸法，将观音土和野菜一起揉成一个团子蒸熟，像吃窝窝一样咽下去。观音土的饱腹感非常强，吃后腹胀，难以大便，少量吃不致命，吃多了可能把自己“撑死”。观音土虽能饱腹，但是并不能提供给人体营养，只能缓解饥饿，治标不治本，若是长久不进食粮食，难逃饿死命运。

兵祸连连，又遭天灾，粮价暴涨，普通富裕人家生活无以为继，更别说贫苦之家。灾情之下，能卖的东西都已卖光，百姓流离失所，鬻儿卖女的情况不断发生。随着灾情的蔓延，老城买卖人口现象非常严重。为了活命，有些人家将自家女孩卖给他人做婢、妾即童养媳；有的把自己的男孩卖给他人做养子；更有甚者，把自己的媳妇卖了，不过是讨个活路，不然在家也是饿死。还有妇女熬不过饥饿，自愿离家逃荒到周边境况较好的地方另找配偶。我本家的两个姑姑都到河东（黄河以东山东地界）结婚安家，事出无奈，令人唏嘘。

电影《一九四二》描述了河南延津灾荒，其实老城和延津境况相同。在灾情开始的第一年，地方政府请求国民政府拨款赈灾，当时灾难初临，百姓家中还有一些存粮，尚可勉强支撑，及至其后，濮阳老城全境被日寇占领，日寇、汉奸、土匪横行，天灾人祸，百姓苦不堪言。民国当局别说没有能力赈济灾民，即使是有，也是鞭长莫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冀鲁豫根据地，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号召地方部队、机关干部节衣缩食，帮助灾民度荒，虽然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部分压力，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灾荒带来严重后果很是困难，所以很多灾民以逃荒的方式以求自救。老城人逃荒的地方是渡过黄河向山东，后来山东也出现灾荒，灾民无计只得转向山西、陕西。大灾荒的时候，就连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灾民在逃荒的路上风餐露宿，担惊受怕，忍饥挨饿，求生的欲望战胜了一切。

四二年大灾荒在老城人的记忆里永远是一场难以泯灭的巨大灾难，成为亲历者心中难以抚平的伤痛，后来每当听家里的老人说起四二年大灾荒，无论是讲述人还是倾听者都心绪难宁，为之动容。

来源：人到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