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儿子，变了家风

北宋将门，以“杨家将”最为出名，此外还有在西北边陲抵御西夏的“种家将”。《水浒》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鲁智深口中念念不已的大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便是第二、三代种家将种谔和种师道。

范仲淹曾经主持西北防务，期间提拔重用第一代种家将种世衡，两家结下战友之谊。

物换星移，黄河后浪推前浪。到了宋神宗时期，范仲淹儿子范纯仁来到西北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一带）为官，种世衡的儿子种古在环州（今甘肃省庆阳市环县）领兵。

种古抓获一批羌人盗贼，流放南方。这些人被押送路过庆州时，齐声喊冤。范纯仁命令下属审讯查证，却发现并非盗贼。

诬民为盗、捕良冒功，罪过不小。种古为了自保，反而上书诬陷范纯仁。朝廷里掌权的新党，正愁没有把柄整治反对新法的范纯仁，接报大喜，雷厉风行地安排御史前去办案。

御史落脚在宁州（今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派人到庆州逮捕范纯仁。

深得民心的父母官要遭难，消息传开，庆州震动，数万百姓拦马哭泣，阻塞了道路，甚至有人投河自尽，以示抗议。

案子事实清楚，想做手脚也难。审理结果，种古因诬告被贬官。新党放不过范纯仁，寻了个由头，也将他贬官调任。

多年后，范纯仁被朝廷重用。他在西北的时间不短，深知种家将能打仗，不计前嫌推荐种古担任钤辖（带兵武官），不久再次推荐为知州。

为什么以德报怨，把宿怨一笑置之？他这么解释：“先父与种家前代彼此投契，纯仁不才，被其子嗣诉讼，哪能斤斤计较以往的曲直呢？”

国事当前，唯求有利，不避仇怨，也不轻易附和好友。

宋神宗驾崩后，九岁的儿子哲宗继位，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高滔滔起用司马光执政，停罢新法，恢复旧制，史称“元祐更化”。

范纯仁与司马光曾经同在洛阳为官，当时经常聚会，糙米一碗，薄酒三巡，畅谈阔论，莫逆于心。

可是，当司马光要把新法完全推翻的时候，范纯仁却强烈反对，认为应该加以鉴别，去芜存菁。

司马光不听，范纯仁愈加坚持，说道：“如果要献媚取悦于您，哪如年轻时就依附王安石速取富贵呢！”

跟新党斗，跟旧党争，很累。但坚持原则，心安。

他虽然对新法有所同情，毕竟属于旧党中坚，几年后正式拜相。从前范仲淹官至参知政事，只是副相。单论仕途发展，儿子超过了父亲。

范纯仁大权在握，一秉公心。对于在朝争中获罪的大臣，不分派别施以援手。

大文豪苏轼看不过旧党清算新党，仗义执言，自己反被攻讦，是范纯仁为他辩白无罪。

旧党要对新党首领章惇（读如敦）、蔡确等人穷追猛打，也是范纯仁主张高抬贵手。

他为新党分子缓颊，惹恼了旧党中人，以致被攻击出朝，当了一阵子地方官，才重回相位。

高滔滔重用旧党人物，她驾崩后，孙子哲宗亲政。被压制了多年的皇帝，逆反情绪像松开的弹簧一样迅猛释放，对祖母全盘否定。于是新党卷土重来，旧党黯然失势。

哲宗和新党群臣暗斥高滔滔“老奸擅国”，范纯仁不负这个老妇人的临终嘱托，劝谏道：“太皇太后对圣上有护佑之功，希望陛下像仁宗那样，不要追论前事。”

当年，范仲淹也是这么做的。（参见“

范仲淹：拒绝合唱

”。）

哲宗恢复神宗时期的新法，苏轼的弟弟苏辙上奏反对，引用了汉昭帝改变父亲汉武帝法度的典故。哲宗当场发作，无理取闹道：“你怎敢将汉武帝与先帝相比！”

苏辙无语，退到殿外等待降罪。

范纯仁一举朝笏，从容上言：“汉武帝雄才大略，苏辙用来比拟先帝，不算贬谤。况且陛下刚刚亲政，进退大臣，不应当如同呵斥奴仆。”

副相邓润甫越次抢过话头道：“先帝法度，尽被司马光、苏辙败坏。”

范纯仁反驳说：“不然。法度有弊病，怎能不改？”

哲宗犹自强词夺理：“人们常说秦皇汉武，可见汉武帝人品不怎么样。”

范纯仁分辩道：“苏辙论述的，是事与时，并非人品。”

哲宗总算怒意稍退。

苏辙与范纯仁平时多有分歧，至此叹服敬谢，虽然不免降职离京，还是承情之至。

新党又翻苏轼的旧账，并嫌他贬谪的地方太近，想进一步陷害。范纯仁二次搭救，反复出面力争。

然而在新党的强大势力面前，持正直言效果很有限，待到哲宗让章惇执掌朝柄，新党势焰炽盛，他明白事不可为，自请出京，以大学士的身份知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一带）。

章惇搞大清算，要对流放岭南的旧党重臣终身不赦。范纯仁忧愤难平，打算上书反对。亲近的人劝他，触怒皇帝和权臣，以高龄之身贬斥到偏远之地怎么办？

他说：“事到如今，无一人敢言。如果成功说动皇上，意义重大。如果不成功，死也无憾。”

奏疏递上，章惇不念当初缓颊之德，说动哲宗降罪，将他贬谪随州，一年后再贬永州。

范纯仁已是七旬老翁，生病失明，接到命令后，怡然自若地奔波在贬官途中。有人猜疑他博取名声，他笑笑说：“我一把年纪，双目失明，却要出行万里，难道会乐在其中？要避博名的嫌疑，那就为善无路了。”

旧党大臣韩维也遭贬谪，他的儿子上诉说，父亲执政时与司马光意见不合。韩维因此免受贬谪。

范纯仁的儿子也想以父亲与司马光的分歧为理由上诉，范纯仁怒道：“我曾受司马公举荐，以前同朝论事可以不合，用这个理由为自己辩白，则万万不可。心中有愧地活着，不如无愧而死！”

他再也没有回朝，在逆境中坦坦荡荡活到徽宗年间，某一晚熟睡时安然离世。

范仲淹曾经赠人以“不欺”二字，与父亲相似，范纯仁曾说：“我生平所学，惟‘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尽。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

范纯仁因忠义见罪，退下来坚持奉行恕道。即便身处逆境，也不怨天尤人。

在贬官途中，他始终心平气和，听到儿子们怨恨章惇，会立即不快地制止。有一天江上行舟，船只倾覆，他被人救起，全身已经湿透，却对儿子们说：“难道这也是章惇干的？”

亲族子弟曾来求教，他教诲道：“唯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范氏家风，以清苦俭约闻名于世。范纯仁担任宰相之时，有一次挽留大臣晁端彦在家吃饭。过后晁端彦对人扬言道：“宰相的家风变了！”

别人惊讶不已，追问何以见得。

“我在他家吃饭，盐豉棋子面上居然有两块肉，岂不是家风已变！”

听者无不大笑。

范纯仁的儿子范正平，学问品行也很好，因公事得罪日后的奸相蔡京。蔡京得志，翻寻旧事，罗织罪名加以诬陷报复，范正平与弟弟范正思争相领罪。范正平认为自己是长兄，坚持担当，在狱中饱受折磨，并遭流放，最终遇赦生还。

范仲淹有子孙如此，可谓忠良有后。很多人觉得，能写出《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了不起。其实真正了不起的，是范家父子都能躬行“先忧后乐”，任凭仕途挫折，世路艰难，始终素志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