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丨中美政经论坛（第三期）：《中美博弈背景下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报告发布与研讨会成功举行

8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美政经论坛（第3期）于线上举行。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其政经交往对两国及世界均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加强中美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人大国发院设立中美政经论坛，初衷在于搭建跨学科的学术与智库平台，组织相关专家定期发布关于中美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邀请学界同仁进行讨论碰撞，助力学界对美国及中美政经关系的学术研究与讨论。凤凰风直播、百度、新浪微博、中国网等多家媒体平台联合线上直播。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刘青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执笔报告。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刘元春、洪俊杰、黄建忠、于津平及张亚斌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发布题为《中美博弈背景下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方面内容展开：

一、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新动向

二、中美双方的立场、诉求与行动

三、未来展望与政策建议

一、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新动向

重构的含义主要包括国际经贸规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是在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背景下逐渐产生和完善的。国际贸易格局的演变及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归根到底是由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各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决定的。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规则正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由“经济之争”转向“规则之争”“制度之争”，并引发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分化与重构。此外，在多边贸易体制遭遇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挑战之际，各国也在加大推进WTO改革的力度。

重构的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逆全球化思潮蔓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主要国家推进全球化的意愿减弱，形成了一股“逆全球化”思潮，并逐渐升级为一些经济体的国家意志和政府政策。二是旧规则的问题不断暴露。首先是协商一致的决策存在漏洞；第二是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未必适用于所有问题；再是全盘承诺不能适应WTO的复杂现实；最后是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有待落实。三是WTO面临现实困境。区域贸易协定导致世界贸易体系“碎片化”。另外，自WTO 成立以来，其最为权威且有效运作的部分就是争端解决机制。其中，上诉机构肩负重要使命，2019年以来上诉机构停摆，加剧了案件积压，从而削弱了 WTO 作为贸易争端调停者的公信力。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不能有效参与WTO决策，从而效率低下甚至无法推进。四是多哈回合停滞不前。多哈回合因涉及各方利益，导致谈判进程一波三折，无法取得进展。其中，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分歧最为突出。分歧的本质是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历经多年，多哈回合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剧了世界贸易体系的碎片化特征。

关于重构本身，从五个领域来表达应该如何进行重构。第一，争端解决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具体做法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应缩短磋商期限、确立专家组为常设性机构、提高专家组程序的透明度及替换“协商一致原则”为多数票原则。第二，强化非正式磋商机制。新任总干事积极的态度使得非正式磋商机制的重启，将会使 WTO 的谈判、磋商和约束功能重新走向正轨，为推动全球贸易发展做出贡献。第三，农业、渔业等领域的进展。2021年11月底举行的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将会农业粮食安全、渔业补贴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新的契机。第四，区域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不断扩张。另外，区域贸易协定的内容超出了很多传统的议题。具体表现在目前的RTA内容均超出传统市场准入和WTO相关规则，涉及投资、竞争、政府采购、环境、劳工、 电子商务、中小企业和性别平等。第五，数字贸易规则。发达国家针对WTO现有体制机制与全球贸易发展趋势有所脱节、数字贸易税收征管政策尚不明确、各国针对数字贸易市场开发存在分歧、数据是否可以跨境流动等问题积极协调，联合推进体制改革，从而使得多变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更加完善、约束力更强。

二、 中美双方的立场、诉求与行动

美国方面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对话态度依然强硬。其主要表现在拜登总统指出中国是现阶段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对中国相关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尚未取消；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是否生效仍不明确；新任贸易代表对中国较不友好等。第二，新内阁重视多边。美国内阁认识到凭借自身的力量没有办法遏制中国，不能进行单边主义或仅重视个别盟友，而是要重视多边，联合很多盟友来共同遏制中国。主要表现在美国致力于建立“民主国家联盟”，想紧密团结欧洲国家；在G7框架下制定新规则，从而遏制中国等。第三，贸易政策同诸多其他事物挂钩。在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体系中，维护美国安全和全球领导力是核心目标。包括贸易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都是为其服务的，因此美国贸易政策同其他领域政策的联系十分密切，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渗透着其他方面的目标。同贸易政策紧密联系的领域包括：农业发展、知识产权、制造业发展、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保护、劳工权利以及贸易能力构建。第四，规则的利用者和破坏者。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是 WTO多边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为解决成员方之间的贸易冲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是WTO规则体系的创立者，因此美国在WTO框架下，充分利用规则，维护其自身利益。

中国方面主要也是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面临的短板和挑战。一是“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博弈的核心问题之一。非市场经济地位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在贸易摩擦以及对外反倾销应诉中处于不利地位。二是国有企业与竞争中立问题。中国遵循的竞争中立原则同西方国家存在分歧，这也导致了西方国家极力要求将国有企业和竞争中立问题纳入多边框架，以约束中国的国有企业发展。三是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问题。由于补贴牵涉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已经成为多边贸易关系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四是市场、制度壁垒问题。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USMCA、 日欧 EPA 以及 CPTPP 等谈判内容看，谈判议题向边界后规则转移，这 对中国贸易、投资、产业与经济增长方式构成巨大挑战。第二，提升话语权。从中国使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状况、中国在 WTO中的出资额及专业技术人员数目来看，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话语权仍待提升。第三，自贸协定取得进程。自由贸易协定对扩大中国同贸易伙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对于贸易投资关系起到关键的作用。但在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今天，中国在坚持多边原则的基础上，仍需努力在签署自贸协定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第四，中美双边博弈。一方面是自拜登总统上任后，中美经贸关系一波三折，在加征关税并未取消的情况下，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双方高层进行多次对话，展现出两国恢复正常经贸关系的意愿，但美国仍然在一些领域打压中国。另一方面，美国仍在一些战略领域试图打压中国，增加禁止投资的“黑名单”，中美双边博弈仍在延续。对于未来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实际还会增加很多不确定性。

三、未来展望与政策建议

第一，以追求“包容性利益”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要以开放、自信、有为的姿态参与和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有关的讨论与制定，不回避敏感问题的讨论，主动提出完善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张、倡议及方案，更加有力地开展围绕规则制定的国际协调工作，提升对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影响力，为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形成做出中国的应有贡献。第二，加快推进高水平自贸协定谈判。顺应全球范围自贸区蓬勃发展的大势，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区域和双边层面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参与和引导国际经济新规则的制定。第三，以加快国内改革来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变迁。如果未来中国不能加速国内体制改革，将难以适应新的国际经贸规则。我们要将国际贸易规则重构作为动力和机遇，自觉地向国际贸易规则的高标准靠拢，完善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第四，加强对国际经贸新议题的深入研究。密切跟踪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新动向。对于 TPP、TTIP、TISA 等谈判所涉及的贸易新规则 与标准，更要深入了解和研究，以把握国际贸易政策的前沿，争取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动权。第五，加强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建设和能力提升。随着综合实力增强和国际话语权提高，我国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未来要重视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软实力建设，建立国际经贸谈判新机制。打造对外开放战略智库，做好人才培养和对策研究，为科学决策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和智力支撑。

论坛第二单元，各位专家就“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发表自己的见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授洪俊杰表示由于WTO的旧规则无法涵盖新议题，传统性较强；加之随着投资、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尚未纳入经贸规则体系中，从趋势上来说，有重构的压力和趋势。一是要高度重视和赞成世贸组织改革工作。WTO是起到约束作用、国际公认的对话平台，但由于“协商一致改革”存在诸多难点，因此改革难度很大。二是强化非正式磋商机制很有必要。由于参与方增多，达成协商一致的可能性难度也加大。三是应关注数字规则，数字规则是未来的一个重点。可以在安全考虑的基础上分级分类来解决和处理安全、意识形态、数字跨境流动，存储器等问题。四是关注部分结构性议题进展，包括补贴和产能过剩、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的问题、“价值观贸易”等议题，应成为我们研究关注的焦点，并产生系统性回应。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国际经贸学院院长、教授黄建忠首先阐释了“拜登经济学”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影响。一是拥抱多边主义的趋向非常明显以及重新确立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二是 “拜登经济学”基本方略里主要是国家干预主义倾向加强和“劳工权益导向”这两个问题。其次提出了今后多边主义体系重构会出现的最重要的三重矛盾。一是全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冲突，二是政府主导或干预与跨国公司驱动之间的竞争冲突，三是政策透明度要求不断提高与政策面目不清之间的冲突。最后黄建忠提出三个延伸性推论。第一，自贸区试验应加快综合性改革，形成制度性开放的生态化环境，才能达成自贸试验的升级。第二，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劳工权益最大化可以成为中美公约数。对中国来讲，目前最重要的是摆脱 “反华就是正确”或者“反美就是正确”这样泛滥的意识形态至上的倾向。第三，反“脱钩”主要是避免自我脱钩。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刘元春认为全球经贸体系的重构这一事情要从两种不同的视角来剖析。长期视角来看，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的确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兴大国的崛起要求在规则制度上重构。同时由于信息化技术进步导致全球分工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导致全球化价值链重构的全面反思、调整。中短期视角来看，最先提出重构议题的不是新兴大国而是守成大国。由于美国认为中国在WTO自由体系里，获得跨越式发展条件。因此，其要求要用“更公平”的模式来解决整个世界的贸易秩序问题，并采取过渡性举措，最终建立新体系。

关于对中国的影响和应对，刘元春则表示亚太市场是未来贸易体系核心支柱。因此，世界贸易规则这种重构一定会从传统的简单全球化向亚太区域化的焦点进行转移。我们要快速推进RCEP各项规则的落实、中日韩在投资、自贸区上的谈判、CPTPP上有实质性的推进。在“区域主义”牌的基础上要多元化，而不能过度宣传经贸压舱石化。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于津平认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是显而易见，但不同诉求下能否真正地实现重构，至少短期存在困难，关键在于彼此对全球化利益的认识。拜登多边主义的回归对中国存在利益，但更多是挑战，其本意在于打压中国。只要美国不放下打压中国这样的念头，整个全球化，规则的重构是非常困难的。首先要坚持开放，改革开放是让中国成功的重要之路。应保持乐观，长远利益仍存共识，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具有推动的力量。

他还表示在重构过程中，中国关键是要做好自己，坚持“开放”，要排除万难寻求经济上的合作方式及投资协定的签署；应该高度关注国际规则的改变，要主动思考接受规则对经济的影响。要注意把握知识产权保护度的问题；要特别地注重所采取的每个开放（措施）给我国未来经济所带来的风险；要有顶层设计和试验加强联动，要发挥国内市场优势，挖掘市场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要做好创新能力的建设，解决技术上“卡脖子”问题。

湖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张亚斌表示中国崛起使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WTO的规则已经涉及到参与国、守成国的规则、制度、战略之争。未来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存在以下特征趋势。一是多边规则转向单边、双边或区域性规则。二是包容性减弱，排他性增强。三是由边境措施转向边境后措施，出现无限延伸和拓展的趋势。四是由互利共赢、求同存异向党同伐异转变。五是数字贸易、人工智能及新建等领域规则话语权的争夺会越来越尖锐。

在对中国的影响中，张亚斌认为要从履约式开放转向自主式开放，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从区域性的开放转向全方位开放；要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框架的同时，继续推进双边和区域的规则；要以发展共享为主题，求同存异为策略，由点到面推进经贸合作，引导国际经贸规则构建；要深化国内分工，形成国内的统一大市场；要形成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形成更高质量的开放，从而融入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才能够水到渠成。

文稿来源：邹艺然

微信编辑：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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