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1921年5月《红楼梦考证》问世为起始时间标志,那么现代新红学至今已有整整一百年历史。百年中国,政治风云激荡,社会变迁剧烈。学人命运境遇各不相同,代际差异非常明显。
胡适《红楼梦考证》
1999年冬,新千年来临前夕,在天津师大的一次学术讲座中,我曾提出20世纪红学五代人之说。
新红学百年到来之际,站在历史的节点回望过去的百年,红坛大家与奇人众多,周汝昌先生却是唯一一位以一身而贯穿五代学人的特殊学者。谈论新红学百年史,绝对绕不开周先生。
以“周汝昌先生与新红学百年”为题作历史回顾,不仅是旧百年学术反思之需要,也是新百年学科重建之课题。围绕此一题目,我想以代际关系为线索,简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谈论历史很难回避人事纠葛,不当之处,还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现代新红学创立及胡适与周汝昌之师徒关系
胡适先生不仅是20世纪中国大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也是古今中西交汇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大师之一。这样的判断,或许等到华夏农耕文明经现代文明洗礼转型至后农耕文明或新古典文明的历史进程完成之后,才能真正为人所理解。
20世纪50年代中叶对于胡适先生的批判,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考古、红学等学术领域。其中红学研究一项,正是这场大批判运动发起的导火线。
新红学开创者胡适
作为开山祖师,胡先生心目中的新红学,是不同于索隐旧红学的科学考据红学。作者与版本研究,既是主要学术课题,也是新的学术指向。
《红楼梦考证》不仅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作者及其身世问题,也将前八十回真本与后四十回伪续做了彻底切割。然而现代新红学的学术成 就,则不止作者与版本研究两个方面。以“自传说”为基础的《红楼梦》文本阐释,虽有不周延之处,盛衰主题论断却不能否定。
脂砚斋的红学开山祖师地位虽难以撼动,红学作为一门现代专学,则是在新红学时期才得到学界承认,尽管胡先生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推广科学方法论。
新红学考据虽与古文经学传统相联结,更主要的是对西洋实证方法的吸收,其意义已经超越红学界而影响到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方方面面。
出身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周汝昌先生,跨入新红学领域并与胡适之先生发生学术联系,始于《懋斋诗钞》的发现,也与胡适之先生的提携直接相关。在我看来,11948年冬胡适先生南行前留给周氏兄弟的甲戌录副本,是者有意留下的新红学火种。
《四松堂集 懋斋诗钞》
20世纪50年代批判运动中胡先生看到周汝昌写下的文字后,仍承认周汝昌继承了他的学术衣钵,是他留在大陆红学方面“最有成就的徒弟”。
二、俞平伯先生之早年贡献与晚年“悔悟”及俞周关系
红学五代人之说,有大致年龄界限:1890—1910出生者为第一代,1910—1930出生者为第二代,1930—1946年出生者为第三代,1947—1960年代中后期出生者为第四代,1960年代末—1980代末出生者为第五代。
单自年龄上看,俞平伯与周汝昌并不同代,两人却同是胡适之先生的徒弟。俞平伯先生的成名作《红楼梦辨》最大贡献是从文本比勘角度,证明胡适先生前后版本的真伪之别。仅此一点,即为新红学研究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
俞先生晚年讲出胡适腰斩《红楼梦》“有罪”、高鹗完成《红楼梦》“全璧”本“有功”这样的话,不仅是对新红学最主要成就的否定,是对乃师胡适的否定,也是对俞先生自己的否定与背叛。
俞平伯题写《石头记咏菊诗》
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一方面是俞先生自己说的“越研究越糊涂”的 结 果,另一方面也与俞先生始终把《红楼梦》当作闲书看待有关。
在以世家子弟消遣心态对待《红楼梦》的俞平伯先生心目中,此书前后文本的区别并不是大问题,后四十回是否为曹雪芹原作并不重要。相较俞先生,出身北方乡村书香之家的周汝昌先生,坚守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更为明确,求真斥伪意识更为自觉。
俞周之间出现问题,原因主要在俞先生一方。当年周先生想借阅庚辰本,困难重重。陪同俞平伯先生到北大图书馆看书的黄肃秋先生透露出俞不想让周看此本及馆藏珍贵文献的信息,周先生自然感到不快。然即使如此,两人之间亦未见有任何冲突。
南京发现靖藏本,周先生最初十分重视。“千里捎书”者证明原书带到北京交给俞平伯,联想到当年不想让自已观看庚辰本之旧事,周先生自然认为俞先生有意不让他看靖本。周先生后来否定靖藏本,也是南京方面有人提供证据所导致的,与俞、周芥蒂并无关联。
其实除文本认识有区别外,俞先生与周先生之间的个人关系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坏。两人不仅有过书信来往,“文革”结束后为俞先生召开平反大会,周先生也是主动参加者。
俞平伯先生
三、周汝昌先生与新红学事业之发扬光大
民国历史虽然短暂,学术成就却足以彪炳千秋。古今中西交汇时代的红学,索隐、考据及思想艺术评论等方面均有重要创获。
胡适之、俞平伯、顾颉刚等前辈大家是民国红学的代表性人物,作为第二代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的代表性红学著作《红楼梦新证》初稿,亦是在民国时期完成的。从学脉传承角度讲,胡适新红学的真正继承人并非俞平伯而是周汝昌。
周汝昌关于作者家世方面的大量新材料挖掘考证,尤其是关键性文献的发现,对于《红楼梦》文本解读的意义极其重大。在版本领域,先生不仅第一次提出“三真本”之说,亦是脂学研究的开创者与版本探佚的突出贡献者。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关于《红楼梦》“全璧”背后历史的钩沉,尤具探索意义。有人会说,《红楼梦》“全璧”背后云云,是阴谋论。其实持此说者,并不懂清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学术环境。家国天下兴亡史被扭曲成宝钗黛三角恋爱俗套故事,皇权罪恶被粉饰成皇恩浩荡,尔后即大肆传播,背景绝不简单。
作为现代新红学之集大成者,新红学原有课题之外,在红楼文本研究、红楼文化传播、海外红学研究乃至治学方法探索等方面,周先生均有独特贡献。关于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相区别的学理分疏乃至“四大分支”学科体系之建构,更是新红学事业发扬光大的具体体现。
我曾讲,周先生精神上与胡先生较远,与陈寅恪、吴宓一类视民族文化为个体生命依托的新人文主义色彩较浓的边缘化学人联系更为紧密。
先生晚年的“随笔红学”系列专著,融传统考据、义理、辞章之法为一体,对《红楼梦》作多角度、多层次考论、分析、阐释、赏会,既是《红楼梦》精神文化世界探索之路标,亦是华夏红楼艺术之“别样文章”。
青年时期的周汝昌
四、第三代“主流”红学家与周汝昌先生之群体对立
我所说的第三代,是1949年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进入学界的一代。第三代红学家在“批俞”引发的“批胡”及全民“评红”运动中成长起来。除极个别人外,这代人很大程度上已脱离中国精神传统,学术上也被耽误了。
这代人与周汝昌先生的学术对立,可以20世纪80年代中叶之后“主流红学”之“掌门人”冯其庸先生为例。冯先生在学术文化界有多方面影响,公认的成就仍在红学一域。
我为淮生兄所写书评稿(即为《红学学案》所作书评),发表时编辑出于好心,将原属第三代的冯其庸先生归入第二代,其实冯先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评红”运动中才涉入红学,远在同代人李希凡先生之后。
冯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期完成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在曹家东北生活期间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方面,确有贡献。新时期以来,在组织红学活动中,冯先生曾起过他人很难替代的作用。然精神分裂与学术倒退之评价,放在冯先生身上,同样有效。
《论红楼梦思想》
从思想境界方面观,同类学人之中,何其芳先生显然要高出李希凡先生一层。以“阶级斗争形象历史”说红楼的冯其庸先生,比起李希凡先生,境界又差一层。即使新时期问世的《论红楼梦思想》,也未见有多大进步。
所谓“超前三百年”之 说,仍是欧洲中心论与单线历史观的产物。冯先生自己讲,作者、版本与思想研究,是其红学研究的三大重点。思想境界,已在李希凡先生之下。
作者与版本研究方面,问题亦不少。周汝昌先生关注的氏族文化研究,被冯先生简化为“辽阳祖籍”说,是学术倒退之证据。庚辰底本研究中的错误判断,连累了红研所集体校注本。
混淆《红楼梦》版本真伪,后果更为严重。有人说两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之不同,是周汝昌与冯其庸学术水准乃至精神境界高低的具体体现,确有道理。《红楼梦》后四十回伪续,无论情节、结构还是主题精神,均与前八十回存在根本差别。新版电视剧失败的根源,即在于版本选择上的倒行逆施。
冯其庸题《红楼梦研究》
我曾多次对友人言,第三代红学家留在思想文化史上的材料,比留在学术史上的贡献要多得多。他们的问题,主要是时代造成的,然个体选择,亦很重要。
第三代红学家中,胡文彬先生仗义执言,人所共知。吕启祥先生身处矛盾漩涡之中,从未见写过伤人文章。刘梦溪先生不仅醒悟早,甚至能做到“吾爱真理”胜过“吾爱吾师”,令人十分敬佩!杜景华先生“国学热”之后开始自我反思,尽管因过世而中断,意义仍在。
然而除少数学者外,多数学人至今仍难以逃脱被自己的时代裹挟的命运。
实际上,周汝昌先生晚年所面对的并非个别人,而是特殊年代造就的一批人,是权力化的学术体制,是极端教条化的思维方式。
数十年以来对于一个无势可依的老辈学人的非学术批判与群体性围攻,早已超出学术讨论范围。即使平时很温和的学人,写起文章来也是上纲上线,大有“文革”遗风。譬如被论敌作为“把柄”的“佚诗”问题,其实只要不带偏见,根本不需要过多讨论。
周汝昌书红楼梦词
拟补古诗是华夏固有之传统,据说何其芳先生也曾以拟古诗“考”过同事。周先生拟补曹诗及传开的全过程,已有公开材料披露,其中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为排遣苦闷而拟补古人诗,是“事件”起因。传给友人看,有斗气的意味,因为先生并不看真“文革”中期发现的一系列假文物。后在吴恩裕先生鼓动下有发表欲望,目的亦为“传诗”而非作假。
正如胡文彬先生所讲,周先生所补佚诗,没有一句是为证明他个人的学术观点而写。即使为“传诗”,周先生斟酌后觉得不妥,最后也主动撤稿。多年来,不管外界怎样探考,周先生强调佚诗为“现代人拟补”的态度一直未曾改变。
周、冯结怨前,冯先生也不觉得“佚诗”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被人大做“道德文章”,则是周、冯决裂后的事。周、冯两位前辈结怨,公开事件无疑与苏联之行有关。此前首届国际会议上周先生虽因接受境外媒体关于“《红楼梦》是连结海内外中国人的精神纽带”的采访而受到过冯先生警告,其时并未出现大问题。苏联之行,作为“首席专家”的周先生被人愚弄,才是矛盾公开化的原因。
关于这段历史,不仅有档案为证,亦可从当事人冯其庸先生《回忆录》与《年谱》记载的不一致看出端倪。其实周冯两位早期关系并不坏,周先生还是1980年代初冯先生教授职称的主要推荐专家。
《曹雪芹家世新考》
五、周汝昌先生与新红学学脉隔代传承
20世纪五代红学学人,前两代已经进入历史,第三代几乎全部进入耄耋之年且逐渐凋零。现今活跃于红坛者,多是第四与第五代人。
“文革”岁月中度过青少年时期的第四代学人,恢复高考后才有幸进入大学。由于历史原因,各学科领域均有隔代学术传承的现象存在。
老三届的梁归智与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赵建忠、陈维昭、高淮生等中年红学友人与周汝昌先生之间的学术因缘,即是新红学隔代传承的实证。
归智兄之“探佚”成就,在周汝昌先生基础上完成。建忠兄主办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红学会,受到过周先生的大力支持。维昭兄关于周汝昌实证方法之论述,是学术精神隔代传递之表现,他与第三代学人、复旦同事应必诚先生之间的争论,亦可反面为证。淮生兄以为周先生的“初心”是救活红学,可谓“同情的理解”。
《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
我自己关于《红楼梦》作者、版本、文本乃至学科重建方面的研究,则受先生的恩泽更多,尤其是“反面《春秋》”文本性质的认定。没有周先生“乘槎待帝孙”之探考,即不会有我的关于玉湘“乘桴浮于海”之联想。没有周先生盛衰结构说,《红楼梦》“四时荣枯”之《春秋》叙事脉络即不能完全理顺。
还需说明的是,第四代红学家中即使有人对周先生产生误解,也是上一辈人误导的结果。新红学学脉之传承,还体现在第五代学人与周先生的学术联系上。
20世纪90年代进入大学的第五代学人,是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是世纪之交成长起来的具有全球化意识的全新一代,也是具有建设性品格的一代。其中宋广波、于鹏、顾斌等青年学人,均与周先生发生过直接的学术联系。
梳理总结百年新红学历史,应是新世纪之初崭露头角的第五代青年学人的学术使命。第五代学人所编辑的《还“红学”以“学”》专题文集的出版,同样是周汝昌先生与新红学精神血脉承传的体现。
《周汝昌红学论稿》,高淮生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六、周汝昌先生与新百年红学
由胡适先生提倡经周汝昌先生发扬光大的科学考证与学术探索精神一脉相传百年。当下学界之主要任务,是在承继新红学未竟事业的同时,增强这门学问与华夏传统学术的联系,进而重新认识与评价被现代性偏见否定的索隐派红学。迈不出这一步,根本性问题一直会纠缠不清。
维昭兄最近撰文,将《红楼梦新证》中华书局版恢复“新索隐”一章视作新红学终结的标志,很有见地。还需指出的是,周汝昌先生之新索隐,是经过现代科学实证洗礼的索隐,即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探赜勾沉,实际是深度考据。“新索隐”不仅弥补了胡适方法论之缺陷,同样是周先生超越新红学的关键之处。
我在多种场合说过,传统学人,于经部、史部、子部及诗文集研究中多用索隐之法,为什么《红楼梦》不能索隐?何况脂砚斋已经点明“真事隐去,假语存焉。”
1948年7月11日周汝昌致胡适
《红楼梦》文本具有文、史、经三个研究面向,华夏固有之学在现代学科宰制下被纳入纯文学研究范畴,并非红学之幸。“四辈盛衰”背后是“四朝兴亡”,“四朝兴亡”深层是华夏文化之“四时春秋”。《红楼梦》文本之内在脉络、本事内幕乃至精神大义等,均需索隐而获得揭示。
承继着新红学历史而走进新世纪的中青年学人,应沿着从胡适至周汝昌的路线继续前行。从学术转型角度观察,基于中华本土的学科建设构想,“文化小说”之研究取向,考据、索隐、精神艺术赏会三位一体的治学方法,不仅使周汝昌先生成为包括现代新红学在内的百年红学的终结者与超越者,若称周先生是新世纪或新百年红学的奠基者与引路人也不为过。
学界非象牙塔内的道场,然尽量避开非学术干扰还是有可能的。1996年秋辽阳会上,我曾当面对冯其庸先生讲,年轻一辈应继承前辈的学术成果,不该承继老一代的恩怨纷争。但愿这一想法不至于落空。古典红学之概念,似有人用过。
我以为,以脂砚斋为开山祖的古典红学经过包括新红学在内的现代红学洗礼进而完成新古典红学建构,应是新百年之最大愿景。我曾用“五世其昌”预测红学之未来。
值此新旧百年交替之际,希望更多的中青年学人关注包括周汝昌先生个体生命史在内的现代新红学历史。也希望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整合学术资源,重建固有学科,进而为传统人文学术之现代重建乃至中华文化复兴,做出红学这门特殊学问应有的贡献。继往开来,任重道远,愿与中青年学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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