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州诗之嬗变、成因及整体特色

笔者通过检索《全唐诗》、《全唐文》以及部分诗人的别集，经过比对、考校，检索出唐代商州诗二百余首，诗人近百位。

笔者依初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时间线索将唐代 商州诗分为三个部分。初盛唐有诗人十五位，有作品三十余首；中唐时期有诗人三十一 位，有作品九十余首；晚唐时期有诗人四十四位，有作品八十余首。

唐代商州诗从诗的数量及内容来看，在初盛、中、晚唐三个时间段里并不是均衡的。 初盛唐时间段是唐代商州诗的启蒙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诗作数量少，缺乏细致描写。初盛唐时期共有商州诗三十余首首，诗人十五位，诗人诗作数量较少。 而且，在这三十余首诗中，应诏、赠别、酬唱的篇目较多，如许敬宗的《奉和执契静三 边应诏》、陈子昂的《题田洗马游岩桔槔》、沈佺期的《送韦商州》、祖咏的《长乐驿留 别卢相裴总》、王维的《送陆员外》和《送李太守赴商洛》、李白的《别韦少府》和《张 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夜郎》、杜甫的《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和《秋 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诗。

在这些应诏、酬和诗中虽然提及了商州，但 是，缺少细节描写。而李白的《山人劝酒》、《过四皓墓》，张九龄的《商洛山行怀古》、 《南阳道中作》及《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这几首诗，对商州的路途情况和历史文化有 较多触及。

初盛唐时期的商州诗，篇目不多，且关于商州风物、地理等细节的描写不够深入。 诗作中大多提及的只是商州的这个地理名称，以及对商山四皓典故的引用。宋之问、沈 佺期、张九龄、祖咏、李白、贾至等诗人到过商州是有史可考的，其他人是否到过商州、 感受过商州的风貌、地理、实际情况等等问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初盛唐时期创作商州诗的诗人中，许敬宗、骆宾王、张九龄、皇甫冉几人出生于长 江流域以南地区，其他诗人则多出自中原地带的北方地区。故而，从生活习惯这一层面， 当时习惯了长安四季分明的北方气候，诗人们是不习惯、也不情愿去南方雾瘴之地的。

因为他们之中的半数未走过商州，且他们所了解的商州，亦是口耳相传、典籍里的 商州，故而，其诗作对于商州的描写较为浅近。但是，初盛唐的商州诗，作为整个唐代 时期商州诗的起始阶段，其对商州诗描写的开拓作用不容忽视。

初盛唐商州诗凋敝因由。商州地处陕西东南部，与长安隔秦岭相望，是守卫京畿重地的南大门，这一点在前 文中已有论述。隋唐两朝沿袭“关中本位政策”，定都长安而雄视天下。延绵的秦岭可 以确保长安南部之无虞，北方延绵的横山山脉阻隔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而且，初盛 唐时期的长安沃野千里，耕地广阔，气候适宜，长安具备作为唐代的政治、经济中心的 各种条件。它吸引着各方人士蜂拥蚁聚。

初盛唐时期的商州诗人，大多数出生并生活在北方地区，且为官者占多数，他们除 了遭受贬谪不得不离开长安之外，是不愿离开长安的。与此同时，在唐代初期贬官的地 域，不仅有岭南地区，北方、西方均属流放之地。

长安的“京官”地位，以绝对的吸引力促使他们想要留在长安。故而，盛极的长安 在经济、政治、文化、城市影响力上，以其绝对的优势吸引着初盛唐商州诗人，这是他 们不愿离开长安、极少走入商州以南的地区的缘故。同时，也是初盛唐时期商州诗数目 少的原因之一。

从商州人口表中，我们可以发现汉末的纷争和隋朝大一统战争，造成隋、唐二朝人 口与东汉末年相较，仅为其半数。即使到唐朝的鼎盛时期，商州地区的人口也只有八千 余户。人口的稀少势必造成劳动力的短缺，且山地广、林地多、耕地少，加之唐时没有 有效的预防蝗灾、水灾、旱灾的措施。以农业为本的商州，在人口稀少、耕地短缺、自 然灾害频发的几种因素困扰下势必落后于其他地区。同时，经济的凋敝导致了财政的短 缺，故而，初盛唐时期的商州税赋不足供邮传，地区建设十分落后。

初盛唐时期的商山道，路途闭塞、艰险难涉，驿馆少、驿马少，加上商州地区经济 落后导致的盗匪丛生、山林遍布滋生的猛兽横行，都使得行人望而却步。诗人行走在商 山道中，这些不安全因素使得他们没有闲暇和精力在路途中创作诗歌。

商州虽然与长安所处之关中地区仅隔秦岭，自然风物却与关中差别很大。商州东南 地区是楚国的旧地、西南是大巴山脉的末梢，境内有丹、洛二水。加之，唐时的气候较 现在更加温润，使得商州地区雨水充足、植被茂盛。

在承平年代，商州担负的是沟通南北往来的交通作用。但是，在“安史之乱”以后， 商州担负的不仅是拱卫京师之作用，更多的是肩负输送江、淮运输而来的物资到长安这 一重任，这个时期的商州成为了供给长安的一条生命线。

初盛唐时期，北方城市，无论从建制、经济、文化还是政治影响等方面均高于南方 地区。追随着统治者北击塞漠、西通域外的战略，更多的文人渴望投身兵戎，走向北方 的边塞去建功立业。而南方地区，文人笔墨书之甚少。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积郁已久社会危机的爆发，敲醒了统治者和为官者“长安 极盛、四海不如”的美梦。李唐王朝定都长安已一百多年，人口大量激增与耕地面积的 减少，大兴土木导致的林地面积的减少，人的社会行为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导致自然界 回馈给当时关中地区的是水、旱等各种自然灾害的频发。

早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前，关中地区的粮田作物已经无法供给长安所需。故而， 将山东、河南等地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成为必需的选择。安史之乱的爆发阻隔了 粮食输送线路，李唐王朝将视线转移到江、淮、蜀等南方地区。经历过相对平静的初盛 唐的一百多年时间，扬州、蜀州等地区的富庶早已不亚于长安。

唐玄宗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选择沿秦岭西线奔赴蜀地，一是由于蜀地易于军事防御， 二是由于蜀地的粮草足够西迁官兵所需。

盛极而衰的政变给文人心理造成极大的恐慌和 迷茫，更多文人不再像初盛唐那样对长安迷狂地留恋和赞叹，他们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接受了中原地区、关中地区被攻陷后的百孔疮痍的事实。文人的“关中本位”与“长安至 上”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更多的人通过山南东道之商山道、山南中道之乾佑道、山南西道之褒斜道走向更加广阔的唐代河山，谋求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唐以后，社会政治日益腐败，宦官专权、朋党相争与藩镇割据局面更加严重，外 有吐蕃、回纥的侵扰，虽然出现了“王室几中兴”的局面，不过也是昙花一现。晚唐的 政治、经济凋敝，加上农民起义，唐王室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晚唐的诗人在苦涩与愤 懑中不得不直面沉痛的现实。

晚唐政治的凋敝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战争造成的长安的毁坏与气象难复，带给 诗人强烈的冲击。他们笔下的商州，离生活更近，离他们本身的思想、欲望与落魄更近。

晚唐的长安，作为唐王朝的京都在战火与分崩中走向末路。随着经济、政治中心的 东迁、南渡，商州也不再是文人趋之若鹜的名利路。商州诗兴起、兴盛，也衰落在唐王 朝的二三百年间。随着李唐王朝覆灭，商州地区的风物、山川、历史文化在以后的漫长 历史岁月里不再被人大规模书写和提及。

唐代商州的建置，因其是京师长安的南大门而受到重视，更因为商州境内的商山道沟通南北、军事防御、物资供给的作用享有盛名。初盛唐时期的商山道缺乏安全、便利的创作条件。

即使中唐以后，开辟了商於陆路 及漕运道，亦是出自物资供给之考虑，对商山道修修补补，奈何山林密致、地势起伏较大，且经常经受洪涝威胁，仍不具备大规模、大流量的通行条件。故而，行走在商州的 诗人，留存下来的唐代商州诗的数量较少。

唐代经由商州的诗人停留时间短，对商州风 俗民情的描写没有达到非常细致的程度，故而，正如开篇所写，唐代商州诗是一种过客 式文学。唐代商州诗的情感分为两个部分：诗人由北向南走，则多慨叹个人际遇、记叙贬谪、 题咏商山四皓的咏史主题，感情基调较为沉闷、悲重；由南往北走，则多抒发个人理想、 歌咏商州风物，感情基调较为活泼、生动。

但是，前文中亦曾说到，文人的“关中本位 思想”和“长安情结”决定了为官者除遭遇贬谪，断不愿南行的事实。从这一点上看， 初盛唐时期的商州诗情感风貌与整个初盛唐诗歌昂扬、奋进的主旋律不符。与此同时， 由北往南的沉闷、悲重基调和记叙贬谪、慨叹个人遭际主题是唐代商州诗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