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孙子这番至理名言，用在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之间进行的淮海战役上，那是再恰当不过了。当时刘峙杜聿明之败，很大程度上是败在了一个“乱”字上：老蒋瞎指挥，刘峙没主意，杜聿明说了不算，整个“徐州剿总”从上到下乱成一团，以至于多年以后，身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徐州剿总副参谋长”文强想起来还生气，他写了一篇回忆录，名字就叫《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
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扎针小能手”刘安国两番话就撂倒了王耀武、杜聿明两个中将司令级别的大人物——此君堪称功德林第一毒舌，他每句话都直戳对方肺管子，王耀武和杜聿明只能“晕倒”了事。
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就是前面咱们提到的“徐州剿总副参谋长文强”，文强之所以要连讽刺带挖苦差点气死王耀武，是因为他对王耀武几乎恨之入骨：“济南之失，完全归咎于王耀武的吹大牛，防守无能，信任吴化文守机场，结果是吴化文倒戈相向。刘峙还大言不惭地放出‘收济南’的空气，说‘在王耀武手里丢掉了济南，不久一定要在刘峙手里收复’。诸如这一类吹大牛的话，从刘峙、杜聿明口中不时传出。”
在文强看来，淮海战役的导火索，其实就是刘峙和杜聿明异想天开要去“收复济南”，所以他在痛恨杜聿明的时候，也把王耀武恨上了：文强原本是“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如果不被杜聿明要到“徐州剿总”，他就可能跟程潜、陈明仁一起宣布起义。
以文强的资历和背景，1955年授衔中将那是妥妥的，没准儿还能授个上将——文强曾经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他的表哥、入党介绍人（周）、上级（朱）、同乡（刘）、同学（林）分别是哪五位大人物，读者诸君想必都是知道的。
文强痛恨王耀武杜聿明，并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对他们冷嘲热讽，这些事情在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均有相关记载，电视剧《特赦1959》中也进行了历史还原。
文强在闲聊中，看似不经意之间带着“夸奖”的意思对王耀武说：“满南京城都是你王佐公洪亮的声音。你的喊话，被反复播放，这一天播放十几次，整整播了好几十天哪！气得老蒋连收音机都砸了！”
王耀武那洪亮而又被反复播放的声音，就是他被俘后命令手下投降的讲话，文强哪壶不开提哪壶，王耀武一头栽倒，不省人事。
撂倒了王耀武，文强又找上了他原先的顶头上司杜聿明：“打了这么大的败仗，总不能让老头子来负责吧？也不能让陈诚刘峙顾祝同汤恩伯他们来负责，那就只能让你来负责了！大家都说你指挥无能、进退失据、调度无方，说东北淮海两大战役的失败，主要都是你的原因，丢了东北，又丢了中原，你是千古罪人！”
杜聿明身体还不如王耀武，听了文强的诛心之言，两眼一翻，也背过气去了。
文强之所以对自己在徐州战败被俘耿耿于怀，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杜聿明两度飞往南京、北平去见老蒋和何应钦，对‘收复济南’纸上谈兵，有如惊弓之鸟，陷入举棋不定的彷徨状态。”
杜聿明其实一直不想留在徐州给“福将（无能的代名词，还有人称其为猪将）”刘峙当二把手，但是刘峙还真离不开他。
老蒋坐飞机路过徐州加油，顺便把杜聿明带到北平开会，这可把刘峙急得喘不上气来：“光亭走了，如何是好？北进谁能做主？这真是料想不到的事！”
时任副参谋长的文强请示刘峙前线指挥问题，刘峙瘫在椅子上六神无主：“光亭走了，谁能指挥得了前线的部队？我已经命令前线部队停止待命，原计划暂缓执行！”
文强被刘峙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同时也对杜聿明的“不务正业”大为光火：战机稍纵即逝，真正的指挥官却脱离战场去开会，这还打个鸟仗？
杜聿明好不容易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处于劣势的杜聿明还是极度自信：“杜聿明那时仍相信徐州方面兵力雄厚，整天说第五军是他起家的部队，‘王牌中的王牌’、‘不向虎山行，便打不到老虎’……杜聿明自吹是以神速的行动来去南京，而决定了撤退的大计，但实际是他连书面的撤逃命令也来不及下，而是找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司令到司令部，当面传达了蒋的命令。”
最让文强气愤难平的，是杜聿明下达的四项命令中，第二项是专门给文强的：“副参谋长文强会同殿后留置部队的李弥兵团，在部队安全撤离城郊之后，彻底破坏集中于徐州火车站的所有火车头。”
读者诸君都知道，战败不是大罪，但是破坏基础设施建设和屠杀被囚禁人员，却很难被宽恕——沈醉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最后还是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就是因为他搞破坏和暗杀太多了。
文强在杜聿明手下，可谓撤退打掩护，突围打头阵，专往要倒的房子里推：“（在陈官庄）杜聿明眼看连指挥部也蹲不住了，就和邱清泉一起缩到第五军军部，指挥部的事情交给副参谋长文强负责，这时各自逃命，作鸟兽散，还有什么照计划实施呢？”
上面虽然提到文强的名字，但这段话确实是文强回忆录中的原话，这可能是他行文的习惯，不说“我”而是称自己为“副参谋长”。
文强写这篇回忆录的时候，还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跟王耀武杜聿明做同学，他能如此直言不讳地表达恨意，说明这个仇，他算是记下了，即使是多年以后，文强也喜欢跟黄维沈醉在一起把酒言欢，却跟杜聿明王耀武老死不相往来：王耀武早逝，杜聿明可是还在呢，但是笔者却一直没有找到他跟文强重叙旧情的照片。
文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直不愿意认错，这一点跟电视剧中的刘安国似乎有些差别，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文强宁愿与沈醉和黄维交朋友，也不愿意搭理杜聿明王耀武，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如果文强还在湖南当“绥靖公署办公厅主任”，他会不会成为湖南和平解放的联络人？如果文强跟程潜陈明仁一起起义，那他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应该授中将还是授上将？
如果文强参加甚至倡导湖南起义，那他的待遇肯定低不了，但是也有人问：文强肯放下包袱，与亲朋故旧站到同一战线吗？在笔者看来，这种可能性是百分之百的，但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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