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井碑刻里的近代山西乡村社会

水井碑刻里的近代山西乡村社会

选自《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胡英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胡英泽

摘 要:水井是传统乡村社会重要的公共设施,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井深汲艰。本文主要根据田野调查所搜集的水井碑刻,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明清以来山西乡村的水井。在自然条件许可的条件下,村庄一般拥有1-4个水井。水井事务主要包括大家商议、平摊集资、纠首负责等。水井在乡村空间建构中有独特作用,通过水井事务可以窥视权力网络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对水井的研究常见于民俗学的著作或论文,水利学也给有灌溉之利的水井以相当的关注。民俗学者研究水井,注重水井习俗事项的汇集,拥有广泛的资料,但偏于民俗风情,内容也较为零碎。吴裕成先生《中国的井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一书,是系统研究井俗的开篇之作,此著以水井为切入点,从文化的视角审视井,并试图勾画社会生活的状貌。吴裕成先生本人视己著为社会生活史领域的研究,但笔者以为该书综合罗列了各地井俗事项,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因为单纯研究民俗事项,即“将民间文化、民众生活的方式等对象从具体的时空坐落中抽取剥离出来,无视具体时空坐落中的语言与制度体系,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人们对制度和行为的看法,更不考虑文化与创造文化人之间的联系,因此民间文化的成果建构的是泛民族的`民俗'景观。”[1]水井习俗的研究亦不例外,井俗事象之后是乡村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基层制度、权力结构等深层次的东西及其在日常生活的渗透,因此,水井习俗存在深入研究的空间。

水利学研究水井侧重于水利灌溉的角度。明代徐光启之《农政全书》较早对水井的开凿和汲水进行系统详尽的记述,称誉山西井灌“所见高原之处,用井灌畦,或加辘轳,或借桔槔,……闻三晋最勤”。[2]清代王心敬有《井利说》一文,从发展农业生产的角度,对井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其言“山西则民稠地狭,为生艰难,其人习于俭勤,故井利甲于诸省”。[3]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井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研究。从水井与村庄的位置关系而论,水井可分为村庄内部之水井与村庄外部之水井,二者功用偏重不同,村内水井主要用于人畜生活,村外水井主要用于农业生产,这也是民俗学和水利学研究各有侧重的原因。本文主要研究山西中南部地区村庄内部之水井。

本文依据田野调查搜集的水井碑刻,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水井。三晋地处黄土高原,受地理环境影响,水资源较为缺乏,同华北诸省相较,水井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为突出。村庄围绕井的开凿、汲水、管理等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规约制度。水井处于一定时空坐落的村庄,笔者试图以水井为切入点,从两方面探讨水井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第一,在空间方面,同井家户形成一定的汲水空间,是乡村自我建构空间的生动体现,可在对乡村空间有不同规定和影响的地缘、血缘、行政区划等多元因素之外,深化乡村空间结构多重性、复杂性的认识。第二,明清以来,水井事务反映了乡村社会“权力网络”的交织和演替,国家力量逐步介入、渗透乡村日常生活的轨迹因而得以勾画。

一 黄土高原与山西水井

山西位于黄土高原东部,境内根据地形特点大体可分东部山地区,约占72,西部高原区,约占12%,中部盆地区,约占16%,[4](P14)是一个内陆多山的省区。黄土基本覆盖了全境,厚度大部分在200～300米之间,山地高处出露基岩,低处则为黄土覆盖,其间的许多山间盆地都堆积有较厚的黄土。[5]地质条件使地下水埋藏较深,尤其是石灰岩地下水埋藏深度在300～500米或更深,在传统技术条件下是难以汲取和利用的。这是造成山西乡村社会水资源短缺的自然因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山西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素有“十年九旱”之称,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年平均降水量仅有500毫米左右,有的地方只有200～400毫米,遇到旱年只有200～300毫米,降雨量不但少而且在空间上分布不均,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70左右。[4](P 21)“土厚由来产物良,却艰致水异南方。”这是乾隆30年皇帝感慨北方农民井溉植棉艰辛之后的题诗。[6]可谓华北与南方地区在获取水资源难易的生动写白和明显对比。黄宗智先生在考察华北与华南地区时曾认为:“华北平原多是旱作地区,即使有灌溉设备,也多限于一家一户的水井灌溉。相比之下,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的渠道灌溉和围田工程则需要较多人工协作。这个差别,可以视为两种地区宗族组织作用不同的生态基础。[7](P240)”若要以水井汲食而言,华北和华南地区可能正好相反,尤其在山西地区乡村汲水则需要较多的人工协作,其办理水井事务时,更需要“借众鸿力”。所以,华北乡村家族组织、地域组织在汲水方面和南方相比多采取合作形式,这同样是南北地区生态基础不同的表现。

旧人多美誉山西井灌,容易形成山西水资源丰富,水井易掘的认识,其实这是片面的。徐光启、王心敬所言的井灌仅限于明清井灌发达的地区,在山西也仅限于平阳、绛州、解州等水文条件较好的地区,就是以上各州之井灌也是仅限于部分地区。以黄土高原而言,明代万泉县“隶平阳,旧为汾阴地,以万泉名,虽因东谷多泉,实志水少也,城故无井,率积雨雪为蓄水,计以罂、瓶、盎、桶,取汲他所,往返动数十里,担负载盛之难,百倍厥力。……有此人民即掘此井,千百年中殆不知其几掘也,而卒不可得掘。去此地甚远,虽或有井,又皆七八十丈许,此井仅二三十丈而已。”[8]万泉县井深汲艰,“丁樊冯村出了名,杜村千尺还有余。”的民谚就是说丁樊、冯村井深八九十丈,已经够深了,但杜村的井更深有千尺,竟达百丈!临晋“县境缺水,西北乡井深四五百尺,汲水恒需四人之力。”[9]稷山县“城西南四十里,庄近南山,井深千尺,居民艰于瓶绠,贮水以饮之。”[10]万泉、荣河、临晋、闻喜、稷山、河津等县旧属蒲州、绛州、解州,汲水尚且如此艰难,遑论灌溉?所以井灌发达仅限于上述州县之小部区域,这是需要重新认识的。以山区而言,“太行绵亘中原千里,地势最高……于井道固难……汲挽溪涧不井饮者,自古至于今矣,前人有作,阙地数十仞而不及泉者。”[11]壶关县“据太行巅,地高亢,土峭刚,独阙此泉利民,会有力者掘井,深九仞始及泉,虽水脉津津,汲挹曾弗满瓶。”[12]所以说,为人称道的发达井灌,仅反映了部分地区井浅利溉,山西传统乡村社会多数地区长期井深汲艰,对此必须给予全面的考察和深刻的认识。每个村庄有不同数量的水井。综合井池碑刻资料、田野调查,能够比较准确地统计出1949年前,山西中南部地区119个村庄每个村庄水井的数量。119个村中,其中无井村庄11个,1口井的22村,2口井的24村,3口井的22村,4口井的13村,5口井的10村,6口井的4村,8口井的7村,9口井的2村,10～13口井的各1村。其中无井村占9.24,1口井的村占18.48,2口井的占20.18,3口井的占18.48,4口井的占有10.92,5口井的占9.09,1～5口井的村庄占77.15,119个村庄共有水井393个,平均村有水井3.3个,所以山西中南部地区村庄的水井数量应当为1～4个。

明代以来,山西人口除受“丁戊奇荒”影响较大外,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加剧了人口与水资源的矛盾。水井碑刻屡有关于人口增长导致水源不足的记载。闻喜县上宽峪村康熙28年《创建井神记》载:“先时户口稀鲜,人无泉穴之患,嗣后生齿日繁,栖身无所,余购地十亩,在村东拓二十余家,又苦井远汲深,难免涸鲋,遂另凿井一眼。”闻喜县店头村乾隆40年《重修井记》、平阳土门村乾隆53年凿井碑记、稷山县杨史村《穿井并建井厦叙》等碑文有同类记载,这些记载反映了人口增长和用水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人口增殖,村庄拓展,用水量需求扩大,迫切需要凿井觅水源,或修井旺水脉。笔者所见碑刻反映了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乡村人口持续增长的态势,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凿井修井多的时期。“清朝在乾隆时期和光绪初年,在华北地区都曾较大规模地倡导掘井”,[13]当与人口增殖进而需要解决生活用水以及发展农业生产有关。笔者搜集到的140余块水井碑刻中,乾隆年间的水井碑刻数量最多,计41块,占碑刻总数的29.56,这可以证明水井数量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联。需要指出的是,受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水井数量与人口数量并不一定是正比增长的,在地理条件、经济条件等许可的情况下,水井数量和人口数量才有可能同步增长,水井数量和人口的增殖才可能有一个理想的状态。

水是生命的源泉,山西水资源困乏,明清以来人口持续增长,地质条件不利凿井等诸因素使官府和人民历来对乡村掘井都十分重视。地方官员在为政期间,关心民瘼,忧水缺乏,常掘井凿池以便民汲。壶关县地高峻,凿井甚艰,明代洪武年间县丞郭柏凿惠泽池,景泰初年知县蔺兴在县治东南开甘泉池,成化年间知县王佑在县北门外开凿济众池,嘉靖22年知县李用敬在甘泉池侧郭氏地凿四井,名“李郭井”[14];明嘉靖7年,万泉县御史穆伯寅在县城始凿深井,名“穆公井”,后全县村庄多有仿效[15]。水井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乡民对水井的开凿和管理尤为重视,闻喜县店头村民国9年水井碑载:“取之于江河者易,取之于邃井者难,难则对所有之井不得不珍重而保爱之。”俗语“宁盖三间房,不打一眼井”,因受地质条件限制,水井难凿,所费颇巨,常常是“一井之费不下数十金,甚至掘而无泉。[16]”凿井之难更显水井之重要。

二 水井与空间建构

水井处于有一定时空坐落的村庄,是地缘关系的体现。这种地缘关系的构成是复杂的。“家族”是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多为重合,这使“村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族务”,单姓村庄较为多见。在多姓村庄中,有每族对水井事务各自安排的状况,也有合村共办的情形。较多的情形是,无论单姓多姓村庄,水井事务体现为村庄内部“中落”、“村东”、“村西路南”、“北坡”、“巷”某一区位的事务,这一区位由同姓家庭或异姓家庭构成,突出了地缘关系,是村庄这一“社区”里的“小社区”,笔者为叙述便利,将“小社区”之水井事务称为“区务”,以和村庄这个大社区的“村务”区别。

水井事务主要包括水井的开凿、使用、修理、管理等。从水井碑刻来看,无论血缘关系的“族务”还是“村务”,无论地缘关系的“区务”还是“村务”,其运行方式基本相同,即“大家商议”、“纠首经理”、“按人、地摊钱、论人出工”、“轮流交转”等内容。

商议费用、出工、管饭是水井事务的核心问题。所见碑刻中,一村之井、一族之井、一区之井,在解决费用、出工、管饭等事项均采取了“均摊”的原则。一类“按人均摊”,有时牲畜也计算在内。闻喜县上宽峪村乾隆43年《重修井崖记》载:“凡近此井吃水之家,照户口收钱,共成厥美。”昔阳县桃躯村嘉庆15年《重修河东井》载:“共人口七百,每口出钱三百八十文”,昔阳上村道光24年水井碑记“以上通共人口叁佰贰拾柒口,每口拨工壹个,每口摊钱壹拾陆仟叁佰捌拾文。”稷山县南位村同治11年《重修东井碑记》,民国8年《重修碑记》等碑刻均有按人摊钱的记载。值得一提的是平阳地区与蒲州、绛州、解州、平定等州有所不同,平阳土门村乾隆53年凿井碑记:“公议按丁摊水,协力穿井”,该村民国23年、35年凿井碑记均按“丁”摊钱,经田野调查,在平阳之洪洞、赵城等地区“吃水论丁”,即凿井、修井、置买汲井器具等女子不出钱、力,汲水时女子亦没有“井份”,家有几丁,挑几担水。这些村庄不一定缺水,“吃水论丁”并非限定水量的考虑,而是传统社会“男权”的体现。一类“按地均摊”。如昔阳柳沟村同治4年《新建东廊并凿井记》载:“共地廿三顷九十四亩,每亩凑钱廿二文。”昔阳崔家庄乾隆38年《新修石坪碑记》亦类似。

“按人均摊”侧重于人口,“按地均摊”偏于财富,一些村庄把人口、地亩多少统加考虑,按人口、钱、粮多寡摊派,此类情形多见于民国年间的碑刻。如稷山县南位村民国18年凿井碑记:“共费大洋一百三十余圆,按户数、人口、钱粮之多寡以摊派。”民国29年《重修老井新井碑记》载:“共花费洋四佰伍拾余圆,按门儿、人口、粮食、牲口四项,拉平起款。”稷山县吴嘱村民国24年碑刻也有类似记载。不论“按人”、“按地”均摊,还是二者综合考虑的摊钱集资形式,是乡村公共资金缺乏和土地私有制下小农经济的结果,也是平均主义思想的折射。引人关注的是,根据碑刻资料和访问调查,家族在处理水井事务是同样采取了“按人”、“按地”均摊的方式,和家族利用族产来解决公共事务有一定的差距。这反映了家族公有经济的薄弱性,说明在山西地区家族公有经济的存在较为有限,多数家族缺乏公有经济[17],而地质条件又决定了乡村水井的开凿、管理等需要大量财力、物力,一家一户难以独支,所以“平摊集资”是家族组织在水井事务中进行合作的一种必然的选择。

“平摊集资”是乡村社会的“小传统”,并在地域广泛的村庄普遍实行,就“按人、地均摊”这一地方社会的“小传统”与国家赋役制度的“大传统”之间的关系而论,两者之间并没有一种理路进行推导,也缺乏充分的证据。仅形式而言,“按人摊钱”类似于“丁”,“按地摊钱”类似于“赋”,“按人出工”类似于“役”,若从“国家”向“社会”推导较为容易,若从“社会”向“国家”推理则显得较为困难。笔者以为,国家赋役制度和乡村水井事务等公共事务制度之间的关系应该包含以下两点:第一,二者均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国家赋役制度和“均摊”制度是土地私有制在“国家”与“社会”不同层次的投射和反映,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在各自的层面运行。赋役是国家机器得以运行的基本保证,“均摊”集资是公有经济缺乏状况下乡村事务得以解决的必然选择,乡村事务的基本原则始终保持了自己的“乡土”本色。第二,“平摊集资”这种地方传统是在国家赋役制度和乡村事务的互动中,乡村进行“模仿”和“借用”的结果,因此乡村事务传统具有了“国家制度”的因素,乡村社区的运行因而类似于国家运行的机制,乡村传统在具体运行时因为充满了“国家”色彩而赋予了“合理性”,体现出权威性、公正性,从而具有极强的操作性。

“按片吃水”和“跟人均摊”紧密相连,是地域关系在水井的反映。水井规约明确规定,摊钱出工者有“井份”,不摊钱出工者则没有“井份”,这样就为“同井”之人这一“生活单位”划定了一个汲水的空间和范围,这实际是一次“地域认同”的强化过程,进而对乡村空间结构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以闻喜县郝壁村为例,村中由马、郝二姓构成,起初马、郝二姓为解决家庭给水问题,各凿一井,后来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两族先后有数家从村庄中心迁出,到村庄边缘与异姓家庭比邻而居,形成新的地缘关系。从方便汲水的角度考虑,迁出户距族中水井较远,离异族水井较近,但根据水井规约,异族不得在水井汲水,迁出户只好“舍近求远”远汲族中水井,其汲水空间和居住空间在地域空间上是分离和割裂的。在居住关系上新迁户与异姓原住户同在一个“生活区”,但从使用水井来看,他们还属于另一“生活区”的异族。为了克服远汲的生活困难,两族商议,村外马姓可以在近已郝姓水井内汲水,村外郝姓可以在近已之马姓

井内汲水,两族采取“互惠”和“交换”的方式,新迁户和原住户在汲水方面才真正形成了新的“生活区”,水井更多地体现了基于血缘关系的地缘关系,成为血缘、地缘的延伸和象征,也是家族凝聚和认同的标志。这种情形也存在于异姓家庭组成的“生活区”,从区内迁出的住户若没有新凿水井或融入新的“生活区”,依然在原住区中的水井汲水,这是地缘关系的延伸和象征,同时也强化了地域认同感。这种由井汲而划分的空间,更加突出了“生活空间”的划分,是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一种较为独特的空间结构形式。水井的日常管理由同井之人共同参与管理。水井日常管理最重要的是事务是每天晚上下绳,早上搭绳,俗称“下绳”、“盘绳”,目的是保护井绳,以防有人偷窃,影响正常汲水。这种经常性、重复性活动,和“按人、地摊钱”也是一致的,是“井份”体现的汲水权利相应的义务,家家户户日常参与管理的同时,也是地域认同和空间建构的实现过程。

明清以来,国家基层区划对乡村社会的空间亦产生着影响,明清“里甲制”、“保甲制”、民国“编村制”、现代的“生产队”、“居民小组”等行政单位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也进行着规定。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直到分队以后,一些村庄属于甲队的家庭仍要去乙队水井汲水,虽然甲队水井离家近,但他们从来就在乙队区划的井中汲水,这是乡村社会不同空间结构的反映。水井所形成的汲水空间,为我们在地缘、血缘、行政区划之外探讨乡村社会空间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也使得我们对乡村社会空间结构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三 水井与权力网络

民国以前无“村政”。民国以前村庄的公务由村内的“首事人”负责,“首事人”是产生于村庄内负责一村公务的头人。其产生形式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大家推举,长期担任,多为德高望重有才干之人;一类是“轮值”,在多姓村庄中,每个家族推出一人,每个家族负责一年;在单姓村庄中,也有按家轮流充任“纠首”之人。在田野调查中,一些村庄每年正月对村庄一年事务以“抓阄”形式进行安排,即将一村之事务如水井、修路、唱戏等诸项事务写在纸上,由全村家庭“抓阄”,谁选择什么事务,一年村中之此项事务就由他来负责,几乎家家都有负责的事务,富户负责的事务相对较多。在问及访问对象选择某项事务者是否因才干、品德才能胜任时,他们答到“在神庙里抓阄,神让你干你就能干了,有神相助,大家都服你。”负责村务被赋予了“神灵”相助的色彩,这种形式实际是乡村权力借助神权而具有“合法性”,进而在实际运作过程因具有众者信服的权威性能够得到乡邻的支持和认同。这种“抓阄”安排村务的形式实质也是“轮值”。一类为临时推选。即遇到“官伙”之事,大家推选出“着头人”,经营负责。

从水井碑刻来看,水井事务的具体负责者有不同称呼,有“纠首”、“首事人”、“承首人”、“着事人”、“承头人”、“总经理”、“经理人”、“总理”,有时“纠首”之下有“经理人”,“总理”之下有“经理”,有时还会出现“督工人”、“管账人”、“监工人”,甚至出现“会茶”(可能是专门负责供应茶水),反映了职责分工的不同,也体现了权力的层次差序。这些“纠首”就是承头纠集人,是组织大家解决乡村事务的首领,他们“首事人”的身份会随着具体事务的完成而结束,所见碑刻中,“纠首”人数量少的2个,最多的达27人,而且“纠首”有明确的分工,如“督工首事”、“经理首事”,有“着事”,有“经账”等,各自有具体分工和承担责任。一姓家族多姓家族均如此。“纠首”在乡村的身份、地位难以考察,但笔者以为,这些“纠首”是乡村社会的真正“领袖”,因为正是他们集众商议,集资经营水井事务甚至其他乡村事务,他们在乡村社会中有品德、才干、威信等所形成的类似权力的东西,再加之“神灵”赋予的权力色彩,使得他们能够利用权力号召、组织乡村的公务。作为一种乡村内部的权力,它们和封建国家基层政权的代理人如“里长”、“甲长”等这些职役是平行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有时和家族的权力交织在一起,并且因为“轮值”而具有临时性,但他们利用组织办理与乡村生活密切相关事务的舞台,其权力得以充分体现和绝好展示。

乡村社会处于一定的“权力网络”之中。“宗族”、“绅士”等研究“范式”,其更多地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方法论考量。杜赞奇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则是国家权力与地方——区域权力糅合的机制。从水井碑刻的“文本”模式中,则体现出了神灵、绅士、纠首、民众、国家基层代理人等形成的“权力网络”,他们利用各自的优势在权力网络建构中体现不同的方面,同时这种权力网络也是在“国家——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建构的。“绅士”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中间力量,在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张力中可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自然村本身这一阶层内,却有必要怀疑`士绅'的角色是否真的那么重要。”[7](P270)在水井碑刻中,鲜有“绅士”领导组织水井事务的记载,但在捐款花名中,“生员”、“禀生”、“监生”的身份一一注明,这说明他们较多地处于参与和服从的地位,体现不出在乡村内部事务中的权力和地位。但是他们在水井碑刻中充任“撰写”和“书丹”的文化角色。他们利用“书写”的权力,运用儒家经典和官方意识对乡村水井事务进行注解和诠释,如“尝闻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君子以劳民劝相”、“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等,在这些“文本”语言的包装下“地方性”乡村日常生活事务赋予了文化意义,绅士运用儒家精神和乡土特色对接的叙事策略,迎合了国家对乡村自治的需要,从而使乡村置于国家统治的视野和文化的覆盖之下。

就乡村社会内部而言,碑文记载了“耆老集议”、“急公好义者”倡议、“大家同众商议”的乡村事务发端,捐施者“善行义举”、民人“输财者恐后,效力者争先”以及“诸经理苦心经营”等在水井事务中不同角色并加以褒扬,对于“吝不出钱者”施以惩戒,不仅是一次水井事务的总结,而且也是对以后乡村公务每个村民角色的划分以及责任的规定。即当面临乡村公务时,要有“急公好义”者,民众要“输财效力”积极参与,“纠首”要不畏劳苦,这是一种乡村的“规矩”,“监生”、“禀生”等和民众一道书写了这个“规矩”,书写者使得这一规矩更加“模式”化,这是笔者搜集不同地域水井碑刻但形式和内容大体相似的原因之一。这种“规矩”亦可称“文化”,在水井组织内对个体进行角色安排和文化塑造,致使个人对水井事务也有了“角色期待”,从而个人行为倾向与水井组织这一公共事务对个体的基本要求相符,保证了乡村水井事务长期得以顺利运行。

明清以来国家力量和民间力量的交织成为基层社会的特质和民间文化的模式,水井碑刻的记载不仅反映了这种交织而且体现了国家力量是如何逐渐渗透到乡村日常生活中。平定州河底镇乾隆9年《奶奶庙打井碑记》中,由四人组成的“纠首”中标有“乡约”者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乡约”这一国家权力地方代理人在乡村事务中的突出地位。这虽然是一项乡村事务,但已经突显了国家权力对乡村事务的介入。平定州道光9年《思源井碑记》,道光30年《后思源井碑记》碑末有“乡约”、“地方”与“合村人同立勒石”的记载,光绪34年《杨家庄村南路西新凿井泉碑记》中,“保长”、“甲长”、“牌长”、“地方”之后才是“经理人”。至民国时期,平定东回村民国5年《重修西麻池新井碑记》、小麻村民国11年《三村公议修理泉子沟水井并划定井地四至界限及损坏井泉禁约规划合记》、民国26年《杨家庄村南凿井碑记》皆类似,“村长”、“闾长”等列于“首事人”、“经理人”之前。

明清以至民国,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但国家通过代理人实际上一直对乡村社会进行着控制,这不仅是税收反映的经济控制,思想文化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控制,保甲制反映的人身控制,而且是水井碑刻所透露出的对乡村社区日常生活的某种控制。乡约、地方、保长、村长是明清以来国家行政力量不断下移的标志,国家力量对地方社会的介入,使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水井这一族务、区务、村务,演变为“村政”,乡村经历了由相对独立的自治“社区”向行政“细胞化”的转变过程。

国家力量下移的过程中,以“首事人”为代表的乡村内生权力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新的权力整合的过程中,试图把新的政权纳入乡村事务的运行中,因为在民国时期,乡村公有经济依然缺乏或缺失,国家政权代理人“村长”、“甲长”、“闾长”等在办理水井事务时,仍然要采用“平摊集资”的形式以获取足够的资金,这就需要依靠和借助有民众基础的“首事人”充分动员乡村社会资源,以达到“村政”实现的目的,从而国家政权代理人以水井事务造福乡里为途径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权威,同时,以“首事人”为代表的民间权力也通过国家政权的认可,保持了在乡村社会的基础地位,两种权力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合流。在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乡村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的互动极为复杂,1949年后,以国家政权主导为代表的人畜饮水解困工程,作为一项制度性安排,大大改变了乡村水井事务的模式,显示了国家力量在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的主导性作用。1980年代以来,辘轳水井废弃不用,代之以管网化的自来水给水系统,于是,水井退出了村庄权力的视野。

通过解读水井碑刻,可能得知水井在近代山西乡村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在乡村空间建构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且成为乡村社会权力网络的交织点,近代以来山西乡村社会的演替轨迹从水井事务中也得以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