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三博物馆带你一起寻找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徐不周”

《逐梦蓝天》在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70周年的盛夏热播了。

与电视剧热播的同时，关于这部剧的讨论也火热了起来。在70年的历史长河中，秦天、赵德良、徐不周都曾经是谁？六一三博物馆带你一起寻找从海外归国的航空专家徐不周。

虞光裕，航空发动机专家，1941年毕业于中华民国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机构的创建人之一，50年代领导自行设计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高永寿，新中国第一架教练机仿制的总工艺师，虞光裕的同学，1949年，虞光裕同高永寿、陆孝彭等爱国学者一起，冲破重重阻隔回国。

在六一三博物馆珍藏了一份高永寿1991年回忆虞光裕的文章《怀念虞光裕同学》，让我们一起重温这份手稿，共同怀念这位航空专家“徐不周”的原型之一——虞光裕。

《怀念虞光裕同学》 高永寿

虞光裕同学离开我们廿一年了，在1991年5月纪念我们“二九”级毕业五十周年的时候，见到了他的夫人狄筠嫂，不见光裕，内心感到无限沉痛，往事历历，又重现在我的眼前。

不平凡的十四年

1937年，我们都考上了中大航空工程系，历尽了跋涉之苦，从沿海跑到了内地，到了山城重庆的沙坪坝。自此我们相识，苦乐与共，学习和其后的工作，在一起渡过了十四个年头。

1941年大学毕业了，我们一起分配到成都航空研究院，一起在飞机设计室工作。一起去的还有沈申甫。我们都在绘图板上工作，拉计算尺。我们三人每天早晨各持一块烧饼，一面吃一面走着去上班。大学毕业了，正式参加工作，有了工资，生活应该好一点了。但是，战时物价飞涨，生活仍然很穷，在发放五斗米补贴之前更加困难。每月在机关吃中、晚饭，扣去伙食费，每月发下来的钱已经不多，还要自付早餐费。起初我们三人每人还可以吃一个烧饼，一条油条。但到了后来这样的早餐也难以维持到月底了，只好改成一个烧饼。

1944年，我和光裕一同离开成都，经印度和澳洲到了美国圣路易，在麦克唐纳飞机公司的设计室工作，还同样是在绘图板上绘图，一同在华盛顿大学读书。我们二人在学校附近的华盛顿街6041号租了一个套间，四个房间外加一个厨房和卫生间，房东是一个铁路工人，住在我们楼上。因为住的地方比较大，在麦厂工作的中国人，要开会便在我们家里。当然，青年人在一起，难免噪噪嚷嚷，抽烟的人多，弄得房子里乌烟瘴气，这使房东老太很不高兴。但她也没有办法，因为她收我们的房租特别高，已经超过了当时地方政府的战时限额，怕我们去告发。

高永寿珍藏的他与虞光裕在美期间的合影（左为高永寿，右为虞光裕）

1946年我们一同转移到英国，在Gloster飞机公司工作。同样是绘图，敲计算机。光裕住在Chaltenham,我住在Hucculcott。两地相距不远，在一起办公。

1949年我们同乘一条船回国，到香港、天津、北京、上海。在上海我们在人民解放军的航空工程研究室工作，我们一同建设龙华和虹桥机场。穿着解放军的军装，但没有穿草鞋，穿不惯，刚回国，只有皮鞋，机场的建筑工人称我们为“穿皮鞋的解放军”。那时候上海虽已解放，但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骚扰、轰炸。人民空军当时还在东北，机场的跑道刚刚可以起落，人民空军就悄悄地来到了上海。接着有一天晚上，我们亲眼看到一架敌机被探照灯的光罩住了……冒烟、起火、往下掉。

1951年光裕分配到沈阳工作，我分配到南昌。我们暂时分手了，也暂时结束了我们在一起的十四个年头。真想不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永诀，呜呼哀哉。

马失前蹄

在沙坪坝读书，我们都很穷。每月靠六元钱战区学生贷金，除了交伙食，所剩无几。好在学校功课压得紧，宿舍、教室、图书馆天天如此往来，也没有别的好去处。不知是哪一年的假日，我和光裕两人步行到磁器口去玩，路上碰上一个养马人，他牵着两匹马，马是可以出租的，光裕提议我们来骑马。我因为从来没有骑过马，害怕不敢骑。他说不要紧，好玩。于是我们就骑马了，马沿着那条土公路走，养马人跟在后面跑。人骑在马上，高高在上，马又一颠一摇，确实不那么稳当。也许是我怕骑马，马也怕我这生手。光裕的马在前面跑，我的又怕紧跟着他的后面，两匹马挨得如此之近，以至于前马的后腿踢着了后马的前腿，我的马突然跌跤了。马的前腿先跪倒，我顺势从马头滑下去，稳稳地站在路上了，我眼看马在地上打了一个滚才站起来。光裕说这叫马失前蹄，多数是要受伤的。那一次，不知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擦伤。如果我没有从马头上滑下来，就压在马下了。

白区的“禁书”

到了英国，国内革命正是如火如荼发展的时期，但在英国听不到消息，报上也不报导。英国人归根到底是看不起中国人的。Gloucester的地方报纸上曾有过一张漫画，画了一个苦力拉着一辆黄包车，车上装着一台喷气发动机。我们好像被闷在一个铁罐头里，国内斗争的情况就一无所知。但是这个罐头有一天忽然被捅破了一个缺口，透进了一束阳光，这就是光裕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法偷偷地找来了毛泽东的两本书《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英国虽然不是蒋管区，但我们都是处于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的控制下，看这样的书当然是不可以的。我们如饥如渴地看着，懂得许多道理，真是闻所未闻。到1949年我们这批在英国的人回国了，但大多数到了解放区，也可能和此书有关。为共产党争取到一批高级科技人员，光裕是出了力的，为人民立了一功。

香港——回大陆的跳板

1949年6月3日我们乘英国远东轮船公司的轮船离开英国，7月4日到达香港。到了香港要到解放区去，还是不那么容易。到处找也找不到一个交通工具可以到解放区去的。

光裕有一个叔叔，在香港中国银行工作。一到香港光裕就和他取得了联系。了解到很多重要的消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英国太古公司有一艘轮船叫“岳州号”，它挂的牌子是从香港到南朝鲜仁川去的，但到了仁川之后，将开到解放了的天津。靠这位叔叔的帮助，我们买到了去天津的船票。

当时渤海口的长山八岛还未解放，有国民党的海军占据着。我们虽然已把行李上的全部商标、记号都擦洗干净了，但如果碰到他们上船来检查，那我们几个人就倒霉了。

1949年7月底我们到了天津。同来的还有陆孝彭。

现在光裕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他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我写的只是沧海一粟，往事绵绵，萦绕心头，永远也不会忘记。

永恒地想念着亲密的同学虞光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