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修公谱废绝、私修家谱兴盛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存在官修谱牒和私修家谱并茂的局面，到了宋代，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趋势：一是官修公谱废绝。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实施、唐末农民大起义和五代连年战乱，门阀士族制度受到致命打击，官修姓望氏族谱已失去实用价值和存在的意义，日趋衰落而中绝；一是私修家谱兴盛。私修家谱尽管因五代战乱受到很大破坏，但宋代自仁宗以后却逐渐恢复发展，到南宋更是私谱盛行。

　　对于宋代这两种谱牒趋势及其原因，历代学者都有所论述：

　　欧阳修在《与王深甫论世谱帖》一文中指出：“前世常多丧乱，而士大夫之世谱未尝绝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礼俗苟简之使然。”[1]欧阳修又指出：“自唐末丧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可失其世次，谱学由是废绝。”[2]

　　苏洵在《苏氏族谱·谱例》中曰：“盖自唐衰，谱学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

　　归有光在《龙游翁氏家谱》中亦提到谱牒经“五季衰乱，荡然无复有存”。

　　南宋景定三年（1262）张即之序《蓝溪李氏宗谱》有一段生动描述：“降及五代，厮役当涂，衣冠扫地。（赵宋）才学取士，不矜门胄，谱学于是遂微。洎我大宋御宇，六合清宁，姓氏之繁，于斯为盛，谱牒之事，益大兴焉。”

　　元黄溍《族谱图序》：“古者图谱有局，掌于史官。局废，而士大夫家自为谱。”[3]

　　明汪道昆《潜江袁氏家谱序》：“迄于六代，率以门户相高，诸闾右世家，各谱其族，上之天府。唐宋而下，公谱废，而私谱兴。”[4]

　　清代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一《郡望》一文中指出：“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私谱盛行。”

　　《萧江家乘》（道光三十年）：“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尚阀阅，而其学遂废不讲矣。”

　　潘光旦在《中国家谱学略史》一文中认为：“唐亡，继以五代丧乱，旧谱十九散亡，官家亦不复提倡，谱学乃中绝。”[5]

　　吕诚之《中国宗族制度小史》：“自宋学盛行，人有敦宗收族之心，而谱牒之纂修复盛。”[6]

　　从上述引文可以清楚看出，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官、私谱学并列的局面，到了宋代，确实发生了变化——所谓谱学遂微、谱学中断、谱学废绝，讲的是官修谱牒的变化，即“公谱废”；所谓姓氏繁盛、家自为谱、私谱盛行，讲的是私修家谱的趋势，即“私谱兴”。至于为何宋代出现上述这两种趋势，上述引文也作了分析，似有进一步展开之必要。

　　造成宋代官修谱牒“中绝”的最主要原因，首先是科举制的进一步实行，赵宋“才学取士，不矜门胄，谱学于是遂微”。

　　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仕官，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仕途为世家大族所垄断，凡出身士族子弟，即使无才亦可出任高官。这些世家大族在婚姻上讲究门当户对，由于仕途与婚配的需要，谱学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国家专门设图谱局来管理皇族、士族的家谱。这时是“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7]到了隋唐时期，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对旧有士族是个沉重打击，但当时唐朝并非从根本上反对士族制度，只是以李氏、武氏皇族等新士族集团来替代旧的士族集团。为适应建立李氏、武氏皇族等新士族集团的需要，唐朝政府十分重视官修谱牒，曾先后三次大规模编修官修谱牒。尽管当时实行的科举制凭考试仕官，抑压了旧士族仕官的通途，但人们在婚姻与习惯上，仍非常重视旧士族的地位，以致出现多起李氏皇族成员及李唐高官向旧士族求婚配的事例。到了宋代，因科举制更加完善严格，人们不仅在仕途上做到了“取士不问家世”，即在婚姻观上也真正做到“不尚阀阅”，整个社会风气完全变了。这时，官修谱牒已失去仕途与婚配的实用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客观需要。也就是说，到了宋代，政府已没必要如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那样设置图谱局一类的机构，来专门征集家谱、编修谱牒、管理众多的士族谱牒，官修谱牒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其次，“唐末丧乱”、“五季丧乱”也是造成官修谱学中绝的重要原因。

　　唐末农民大起义，以黄巢乾符五年（878）自称闯王算起历时七年，黄巢率兵百万，攻克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等大半个中国，一路之上，给了原有士族势力秋风扫落叶般的沉重打击。紧随其后的五代十国，自公元907年至960年，尽管只有五十四年，却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王朝、十个国家，连绵不断的战争，促使家族频繁迁徙，原有士族势力再次遭受沉重打击，纷纷解体。唐末和五代时期的战乱，也冲击了原有崇尚门第的婚姻观念，同时造成原有官修和私修谱牒的大量散佚。

　　原有官修的谱牒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如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率军攻入长安，把长安的宫殿、官署等全部焚毁，兵火之中，包括家谱在内的典籍尽皆残损，五万多卷图书也荡然无存。又如开宝八载（975），北宋军队攻围南唐都城金陵，南唐历朝收藏的一万多卷图书全被烧毁。后唐时豆卢革说：朝廷选官，据以考查世系的“文书不完”，[8]就是指的谱牒已经残缺散佚了。至于藏于私家的副本和单姓家谱，或毁于战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庄园一起被消灭，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崇韬回答说：“经乱失谱牒。曾听先父说，去汾阳王已经四代。”[9]可见在战乱中谱牒的散佚非常普遍。

　　到了宋代，官修谱牒已失去了仕官和婚配的客观需要，又因“士族亡其家谱”、“旧谱十九散亡”，宋朝政府即使再想编修官府掌握的谱牒，也已经没有条件了。官修谱牒既无必要，又无条件，官修谱牒的“中绝”、“废绝”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

　　私修家谱在宋代得以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封建政府的支持与倡导。

　　以前，史学家及宋朝政府对谱牒，不论是官修还是私修，持“不复过问”、“不复提倡”的观点。如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二《郡望》一文中，曾指出：宋代“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问焉”。潘光旦在《中国家谱学略史》一文中，亦持同样观点：“唐亡，继以五代丧乱，旧谱十九散亡，官家亦不复提倡，谱学乃中绝。”

　　宋朝政府真的对私修家谱“不复过问”、“不复提倡”吗？我们知道，宋代以后的家谱，已由从前以选举和婚姻为目的，转到尊祖、收族的教化功能方面，尊祖、收族能提高家族凝聚力，这无疑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从道理上讲，为巩固自己统治基础，宋朝政府应对私修家谱持支持提倡的态度。

　　常建华在《宗族志》里引用了江西宜春《袁邑刘氏族谱》卷一所载《宋真宗敕文武群臣修家谱诏》：

　　朕闻古者因生赐姓，故有著姓氏之书，别类分门，爰命司姓氏之职，其有关世教之大者，莫若谱也。黄帝二世，而颛顼三世，而高辛四世，而尧、舜、禹之先出于昌意，汤之先出于契，文武之先出于稷，帝王世系固已甚明。汉起沛中，出帝尧之苗裔，唐发陇西，实皋陶之派系。追至我朝，原于伯益，振于涿郡，太祖皇帝肇造区夏，应天生圣人之祝；太宗皇帝继登大宝，符太平天子之祥。仙源积庆，天派攸分。膺前代授禅之宜，接上世统历之正。尔在朝文武百官，亦必各有原委，其各述祖宗本末，以进朕省览，以知我朝人物之盛。於戏！源之深者，流必长；叶之沃者，光必华。秩秩昭穆，则知祖宗之有自；绳绳世系，实衍谱牒于无穷。故兹昭示，咸使闻知。天禧五年（1021）辛酉□月□日谱诏。

　　由此可知，真宗的谱诏“源之深者，流必长；叶之沃者，光必华”，对源远流长的家谱持肯定态度，因此谱诏要求官员“各述祖宗本末，以进朕省览”，使皇帝了解本朝“人物之盛”。真宗此谱诏必然推动文武百官编修“各述祖宗本末”的家谱。人们一般认为宋代私修族谱主要是受欧阳修、苏洵的影响，其实真宗此诏早在欧、苏修谱之前。显然，宋代士大夫私修族谱与受到政府的倡导支持有着重要关系。

　　其次，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大族的兴起，直接促进了私修家谱的发展。

　　宋代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经济繁荣，商品经济活跃，海上贸易发达。当时较大之都市，如长安、开封、洛阳、苏州、扬州、杭州、泉州、广州等俱极繁荣，豪商富贾遍布天下。赵宋南渡，定都杭州，经济重心南移，尽管南宋外有强敌、内政不振，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南方市镇尤以长江下游地区的市镇日趋繁庶。

　　随着农村土地兼并加剧、城镇商业兴盛，于是财富集中、大族兴起。朱熹曾指出：“今豪民占田，或至数千顷，富过王侯，是自专封也。买卖由己，是专其地也。”[10]他又提到其外祖家：“外祖家新安，祝氏世以赀力颇赡，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祝家。”[11]南宋的浦江郑氏，其家规规定，拨出常稔田250亩，其租单另储藏，专作祭祀之用；又拨常稔田1500亩，也是另储其租，专充男女婚姻之费用。据此可推断，郑氏一家所占土地当不在万亩之下。[12]

　　总之，旧的世袭士族因失去政治凭藉而逐渐没落，新的土著豪族因经济繁荣而迅速上升。“宋兴以来，宗族渐盛”，这些“乡县豪吏，族系相依”，亲属众多，十分重视谱牒的编修。婺源《溪源程氏势公支谱》记载：“尝谓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史以纪一代之始终，谱以叙一姓之源流，其体一也。始终备而是非存焉，源流具而亲疏别焉，其用同也。是故国无史则千载之下无公论，族无谱则百世之后无定论。无公论而公理之在于人心者，犹不可泯也；无定论则礼教不兴，人心日漓，而风俗日偷，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甚哉，谱之不可以不作也。”张载曾高喊：“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13]而宗族雄厚的经济实力又为家谱编修提供了条件：“家族既大，所记之事必多，财力、人力亦必充牣。族谱自南宋以后，内容迅速扩大，著作亦以增多。”[14]

　　第三，宋代图书印刷事业的空前发达也促进了家谱编修的兴盛。

　　在印刷术没有出现之前，所有书籍全靠手工抄写流传，费时费力，量少质差，成本高，复本少，严重影响了书籍的传播与流通。唐宋以前，包括家谱在内的很多重要著作失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著作全凭手抄，少有复本的缘故。据学者考证，我国唐代已发明雕版的印刷术，一本著作通过雕版刻字，能比较容易地印刷出许多复本，使书籍的流传大为改观。但唐代的印刷术刚刚起步，刻书内容有一定局限性，且仅局限在部分地区，因此在唐代，抄写著作仍是传播文化的主流。经五代十国，到了宋代，图书印刷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印刷事业遍布全国，四川、杭州、福州、徽州、建康、汴梁等地成为各有特色的刻书中心。刻书的机构则发展为官刻、坊刻、私刻三大系统。当时很多编修家谱的家族往往采取私刻的办法，按各房、支的数量及时印刷家谱著作，家谱的印制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有力促进了家谱编修工作的发展。

　　第四，宋代私修家谱兴盛与当时教育制度腐败也有关系。

　　到了宋代，科举制度自隋唐之后日趋严格规范，而地方的教育制度却异常腐朽。司马光就指出：“自庆历以来，天下诸州，虽立学校，大抵多取丁忧及停闲官员以为师长。籍其供给，以展私惠。聚在仕官员，及井市豪民子第十数人，游戏其间，坐耗粮食，未尝讲习。修谨之士，多耻不入。”[15]由于学校衰败，难以培养人才，于是一些官僚士大夫、土著豪族，为了教育其子弟获取功名或学有所用，就大力加强家族教育。相关宋代文献中，这方面记载很多。

　　陈昉家十三世同居，建书楼于别墅，延四方之士，肄业者多依焉。[16]

　　洪州奉新胡仲尧，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万卷，大设厨廩，以延四方游之士……堂庑数十间，田二十顷，以资游学，子弟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17]

　　当时家族举办族学，不仅要解决学生来源和就学的馆舍问题，而且要解决延聘师资的待遇等诸多问题，因为这是涉及全体族人子弟的公众教育事务，必须要经全体族人讨论，且需要作具体的规定。与此适应，一般的家谱中均有关于塾学、义学、义庄、义田等具体规定。如《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所载《知南平朝靖君埙墓志铭》一文中提到：“朝靖君，尝以余财创义庄，辟塾延师，聚族教养。”而且在其族谱家法族规中，也明白规定书堂中要置掌书，负责延师友，教成才。[18]

　　于是，家族兴办的塾学、义学、义田等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族谱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