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张炜
新一轮省联社改革启动在即，成为全国农信社改革的重点任务。
省级联社具体承担对辖内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有助于集中配置资源，提升经营管理合力与执行力。但随着农信机构加速商业化改革，各地农信社加快组建为农商行，与省联社间暴露出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问题。有业内人士指出，省联社的负责人由政府任命与委派，而不是由基层农信机构选出的社员大会进行选举理事会，再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省联社对基层农信机构的人事权、经营权、财产权、费用支出等均有管辖，影响了基层机构的经营独立性。省联社的自身治理与管理也暴露出问题，近年被挖出多个“蛀虫”，有的是省联社原“一把手”，有的多名高层被“一锅端”。
今年3月，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省联社改革。郭树清认为，省联社改革要从实际出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办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按照所有制结构，把党的关系搞清楚，把党的管理和党的领导要加强。同时要进行清产核资，把一些不良资产要处置，还要追回欠款。郭树清表示，具体怎么做要看当地情况。
7月27日，中国银保监会召开全系统2021年年中工作座谈会提出，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省一策”探索农信社改革模式，提高省级管理机构的履职能力和水平。7月14日，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负责人叶燕斐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大多数省区已经报送了深化改革的方案，把省联社改革、农信社小法人改革和风险处置三方面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银保监会对各省市报送的方案进行了认真梳理，积极配合相关省市修改完善方案。
推进省联社改革已经提出多年。省联社改革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实现淡出行政管理职能，强化服务职能，以及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上。2007年，原银监会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省联社改革的“五大模式”：联合银行、统一法人、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和完善省联社。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的农信社改革，最初就采用统一法人的模式，组建全市统一的农村商业银行。其中，重庆农商行与上海农商行先后在A股市场上市，目前成为国内总资产规模最大的两家农商行。
从目前各地的酝酿来看，联合银行或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较受青睐。有业内人士提出，采取何种改革模式取决于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模式存在不同的优缺点。例如，联合银行模式改革成本低，省联社改制成为省农商联合银行，同时保持县域法人地位不变。但如果联合银行存在过多行政管理权力，仍不利于下属农商行的市场化经营。
从改革的方向来看，应该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省级联社如何改革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是否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三农”；二是是否有利于下属农信社及农商行更好发展；三是是否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据了解，海南省联社理事长王年生日前强调，不管农信如何改革，坚守服务“三农”为重点的市场定位不变，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服务海南百姓美好生活。
国内多个省的农信系统资产规模或存款余额已在省内名列前茅，有的堪称“老大”。由此，省联社被称为“超级农商行”。在省联社改革中，要注意不是重在塑造大银行，而是保持农信社、县级农商行法人地位的稳定，使其更好服务“三农”及县域经济发展。
为了给省联社改革探路，农信系统省际交流合作逐渐增多，省级联社“一把手”频频握手。例如，海南省联社成立改革考察组，在深圳农商行考察时介绍了深化农信改革准备情况，并邀请深圳农商行参与海南农信的改革。7月16日，安徽、江苏、浙江、上海长三角三省一市农信系统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农信（农商银行）系统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积极探索在行业政策、业务合作、同城服务、风险化解处置、人才交流、信息共享、金融科技以及民生服务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协同合作。7月下旬，山西省联社理事长王亚前往青海省联社和宁夏黄河农商行进行考察调研。王亚与青海省联社理事长王兴源会谈时，围绕“省级联社改革、助力乡村振兴、零售业务转型”等问题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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