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相互压制，历代皇帝君王都曾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间不断进行改善，希望能使二者之间权力达到某种平衡。
但实际上，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制衡从来不是一种静态的平衡，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一旦平衡的双方有一方有着微妙的变化，权力的彼此牵制就会瞬间倾斜。
在唐代，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同样面临着平衡与失衡，唐代的中央也就是以长安为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天下的每个命令都是从中央的朝廷流向各方，因而作为最高的权力中心，自然会被地方所关注。“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一句诗便是长安作为权力中心最真实的写照。
作为地方官员，除了处理地方政事外，不少投机者为了获得中央第一手消息都会不遗余力地贿赂中央的官员或者皇帝的亲信，而皇权是唯一的，自然不容许他人探听，这一矛盾就不断推动着长安城内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
而这其中最能体现长安城政治格局变化的就是进奏院了，进奏院发展有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则是安史之乱。
唐代节度使制度以及州邸
1.唐代的节度使适应了唐代初期政治军事需求
在唐代初期高祖时代，唐朝的四周并不安宁，在内有金城薛举、凉州李轨、晋北刘武周、洛阳王世充、南方萧铣等武装割据势力。
对外有吐蕃、突厥、契丹，高丽等少数民族时常骚扰边境地区。因而面对混乱的局面，朝廷决定沿袭北周时期以及隋朝的旧有制度，在某些重要的军事地区派遣得力干将进行统兵。
在边疆等重要地区则设立经略使。因为在这些长官去往地方任职时，朝廷会专门赏赐旌节，而节则代表将权力赋予的印信，汉代著名典故“苏武牧羊”中苏武所持的正是旌节。因此受有此印信者，便可总领调度之职责，在地方代替朝廷下达命令，故称节度使。
节度使得政策为唐代带来军事力量的强大，由于地方节度使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因而当战争来临时更能轻松指挥，知晓自身军队实力从而做出正确判断。
宋代军事实力被历代人诟病就是因为兵将分离，将领不知道军队作战能力和擅长方面，士兵又难以适应将军的指挥方式，双方没有默契，胜利又怎么会倾向他们呢。
《新唐书·兵志》指出：“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太宗时期，唐代军队战斗力对周边国家有着强大的威慑力，尤其是在剿灭西突厥以后，唐朝的威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而周边国家纷纷前来唐朝进贡。
而等到太宗病逝以后，唐朝的边疆地区军事实力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与吐蕃、突厥、契丹，高丽等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发生武装冲突，面对此种情况，以高宗为首的君臣决定改变原来进攻姿态转而向维持稳定方向发展。
到了玄宗初年，为了保证初期皇位稳固，减少边患，因而玄宗开始在某些重要军事地区给予地方官员部分的军权，财权，希望以此保障地区稳定。
《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卷唐纪二十六有载：唐睿宗景云元年，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
景云二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在唐朝中前期的时候，节度使起到了维护地区稳定，保障边境和平的作用。
但是节度使更像一个暂时性的军政一体的临时战备组织，朝廷赋予的权力总归要收回，而唐朝君臣却默认这一针对性的政策成为定制，也就为日后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2.唐朝初期州邸制度
唐朝初年，由于地方官员会派部下去往京城陈述任期内的政绩以及遇到的问题，每年京城就会有大量官员往来。这些官员被称作“朝集使”。
《中国历史大辞典· 隋唐五代史》“朝集使”条记载“凡天下朝集使,皆以十月二十五至京师。十一月一日,户部引见讫,于尚书省与群官礼见,然后集于考堂, 应考绩之事。
元日, 陈其功能于殿堂。”由于缺少专门住宿地方，这些官员就不得不租房和商人们居住在一片区域，后来太宗下令为各州朝集使造邸第三百余所，每个州都有一座自己的府邸用来方便中央和地方的联系，而这就是州邸的雏形。
通俗来讲，在唐朝初期，州邸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联络办事处，中央发布命令，州邸解释各个政令的细致要求，地方奉命行事。
州邸本身并无实权，因为中央的权力稳固，州邸更多的是依附于中央，但是随着局势的改变，州邸本身也获得了改变。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的割据隔断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中央政府没有办法向混乱地区派遣军队，也没有办法让地方军队到达中央，此可的中央朝廷就如同一座孤岛，只能依靠地方节度使自行组织进行对抗，而节度使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为地方真正的实权人物。
安史之乱前中央让州邸告诉地方应该做什么，安史之乱后，中央是询问地方想怎么做。地方自主权大了，州邸自然也就不再被需要了。
尤其是睿宗即位后，地方上的节度使要么是原本安史之乱招安的降将，要么是需要重兵把守的重要地区，一旦撤去他们的官职，非但会造成地方上的混乱，还会影响中央。
尤其是睿宗的皇位，因而地方节度使便成为中央朝廷不得不依靠的对象，而作为双方联络的州邸便被进奏院取代。
进奏院的建立改变了原本长安城的格局
- 进奏院的作用
进奏院是唐朝后期藩镇在京城设置的驻京机构。《诸使杂录上》卷七十八记载唐代宗大历十二年, “诸道先置上都邸务,名留后使, 宜令并改为上都进奏院官。”
首先，进奏院的主导方是地方官员，进奏院里的官员是地方派遣的，他们带着地方官员奏章拜见皇帝，并且就相关问题和中央官员进行商讨。
由于能够直接面见中央重要官员和皇帝，从而探听到中央和皇帝的信息，进奏院成为地方节度使和长官的重要消息来源。
与其说进奏院是地方势力向中央汇报情况与中央联络的机构，倒不如可以认为进奏院可以类似为现代类似英国军情四处的间谍特务机构。
这些机构里的官员名义上是中央官吏，实则是被地方官员收买，对地方藩镇势力效忠，为他们传递中央动向。
在当时，进奏院收集的情报覆盖之大令人咂舌，从中央官员的的任免，宰相以及他们内部势力的交战，国家军情，以及皇帝行踪言语，全部都有人记录传递，进奏院的势力，在地方藩镇的支持下，已经开始渗入了长安政治中心的每一个地方。
假如一个节度使想要做出违反中央命令的政策时，会通过进奏院来探听中央官员以及宰相皇帝对此事的态度，而一旦发现皇帝对此事并未坚决否定，就会利用进奏院的官员对皇帝身边信任之人进行收买，从而获得皇帝的支持。
而有些中央政敌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而在这时，进奏院又会采取一系列动作，例如污蔑反对官员，进行恐吓和施压，更有甚者，会采用武力对反对官员进行刺杀。
安史之乱的导火索安禄山就曾利用进奏院来掌握玄宗以及中央对自己的态度从而打击了想要除掉自己的杨国忠，获得了玄宗的信任，从而逐步扩大手中的权力。
而在安禄山反叛之初，又依靠进奏院获得了大量中央军队活动的军事情报，这为他造反提供了极大地便利，从而推动了安禄山一举拿下东都洛阳的重大胜利。
2.长安城政治格局的演变
长安城政治格局的改变在政治上是进奏院和州邸的改变，而体现在长安城内部结构的改变中，最为显著的就是随着皇宫变化的各个机构。无论是宫城还是皇城，大体都没有变化，都是相对封闭的空间，而封闭的目的则是为了保密。
皇城里的大明宫作为高宗之后大多数皇帝和宰相议政的重要活动场所，大明宫就成为了最高政令的发源地；而兴庆宫则是在玄宗执政期间，在大唐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太极宫作为初唐高祖和太宗的议政场所，在大明宫和兴庆宫修建之后，仍具备着作为最高决策地点的职能。
州邸作为唐代初期重要的联络机构为了防止官员对中央情报的探听，其位置往往是远离皇宫的，而且零星分散，防止地方官员相互的沟通组成利益团体。而进奏院则不同为了探听消息，往往是分布在距离皇城最近的出入口附近。
史料记载进奏院所处位置恰恰处于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的三线汇合处，想要获取宫内信息极为便利。由于地方势力的强大使得进奏院的选址有了极大的自主权，这就导致唐中后期随着政治格局的改变，长安城内，尤其是以皇城为主的建筑格局不断发生着改变。
结语
长安城从建造之初就是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下不断发展的，无论是在格局还是分布上都体现了中央集权和皇权独尊的政治诉求。政治格局的变化会体现在很多方面，经济，文化，信息流向，甚至是建筑布局。
空间是具有政治效力的，政治上的变化会影响多方面的改变。如同唐代的长安城，政治力量的转换必然引起对于下层基础的改变。中央政府强大，州邸就远离皇城，地方强大时，进奏院便会贴近皇城以便获取信息。
参考文献
1.《新唐书·兵志》
2.《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卷
3.《中国历史大辞典· 隋唐五代史》
4.《诸使杂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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