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锋，资深传媒人
最新的中央财经会议把共同富裕正式提上了日程。
从精准扶贫、打造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到最近整治教培产业、打击平台垄断、严控房价上涨，再到鼓励三孩子政策，这一系列操作预示一个新阶段的到来。
本次财经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会议提出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对于高收入，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划重点：第三次分配，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什么是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追求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公平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
信号明确，就看执行。
1
近日，摩根士丹利投资报告提出，中国正在重置其经济底层逻辑。
“我们正站在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新目标带来的经济底层逻辑的重置以对互联网巨头监管为标志，中国正在转换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从增速优先转向兼顾公平。“
从增长优先到兼顾公平，也是本次财经会议的潜台词。
过去数十年被证明成功的财富密码必然调整，过去赚快钱的神话也将一去不复返了。
软银集团孙正义这些年在中国赚了多少钱？恐怕是千亿数量级的，仅投资阿里巴巴一项回报就超过千倍。但最近中国打击平台经济之后，重仓中概股的软银股价跌了三成！
当年“中美国”概念的发明者尼尔·弗格森最近对华尔街发出狠话：对中国的一切都要重新认识，重新评估。他警告，不迅速改变这种认知，最后受到伤害最大的就是你们！
资本是最聪明的，也是最狡猾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但软银这次却没及时读懂中国政策的深意（他们不看《新闻联播》？）。
无疑，这个新阶段中国底层逻辑将再重置。什么叫底层逻辑？不忘初心、脱虚向实、打击垄断、注重公平。
请看一组数据：
2020年，华为净利润为646亿元，纳税1010亿元。
2020年，阿里巴巴净利润1404亿元，纳税366亿元。
2020年，腾讯净利润1598亿，税收200多亿。
在2020年研发投入上，华为投入费用为1418.93亿元，阿里巴巴为572.36亿元，腾讯为545亿元。
不难判断：支持谁，监管谁，一目了然。
2
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点。
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应该是靠市场机制运作，还是靠政策干预？有待观察。
据乐观的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注意，是”群体“而非”阶层“更非”阶级“）规模将从当前的近4亿人口翻一番达到8亿。好吧，值得期待。
而眼下中国经济虽然控制住了疫情、领先他国一个周期、出口形势一片飘红，可居民消费还是起不来。
消费没起来，企业没钱赚，就业压力就加大，经济发展转轨遇阻……叠加外围环境变化，这些不利因素影响最近以来的股市。
促销费、稳就业是当务之急，而建立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是远期目标。
预计不出一两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
中国的房地产、汽车、家电等领域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下一个重点突破领域是服务类消费领域。
按照摩根士丹利的预测，未来机构化的服务（教育，集成平台，医疗保健，养老服务，医疗保险，供应链管理），智慧生活（数字化物业管理，智能家居，和电动汽车），生活体验增强服务/产品（情感伴侣类，比如宠物，玩具，康复医疗服务，服务机器人，和社交平台）会有稳定和快速的增长。
据其研究，到2030年，人口分布最集中的两个年龄段分别是35到44岁和55岁以上，这两个年龄层也恰好是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两个年龄段。
从消费行为角度看，35到44岁人群的主要消费支出集中在家庭需要，而55岁以上则主要是老龄化和退休人群。
但这两个年龄层正是60后、70后、80后，而嚷嚷”躺平“的则是90后、未来的00后。那么问题来了，中等收入群体后备军都”躺平“了，如何实现规模翻倍？
3
让年轻人有钱，让年轻人消费，让年轻人有晋级空间，才是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重中之重。
因为年轻的劳动者或打工人，也是消费者，是消费潮流的引领者。如果最前卫、最勇敢的消费者没有钱了，90后、00后劳动者挣不到钱无法消费了，企业的产品也卖不出去了，经济发展也难转换轨道。
很显然，至少房价严重阻碍了这个循环链，因为它抽干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还有大平台垄断，遮蔽了新生力量的成长空间，也是另一大阻碍。
可喜的是，中国信守了全面消除贫困的诺言，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这次把共同富裕正式提上了日程又将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我们拭目以待。
而美国与中国情况截然相反，白宫和经济界深感两极分化严重，但并未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但中国不仅做到了，还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赞誉和争相效仿。
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严重影响，只有一招：发钱。但右派舆论认为，救济造“懒人”——有救济金可领，谁还有动力去找工作？
左派舆论则认为，年轻人”躺平“，是因为钱让资本家挣走了。据统计，几十年来，除了富裕阶层以外，其他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都很缓慢。
所谓“K型分化”表现在资产方面，就是人工工资的增长，远低于股价和房价等资产价格的增长，比如房价增长30%，最低工资只是从14块增加到15块，于是打工族只有躺平。
打破两极分化的社会政策应该怎么办？无非是，抑制房价过快增长，增加企业所得税和个人资本得利税。这些拜登政府正酝酿出台。实际如何，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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