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农奴制经济的解体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到十九世纪中叶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以致当时存在的封建生产关系成了它的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俄国在30-40年代被卷入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体系，因而加速了这个农奴制国家向资本主义过渡。

欧洲各国对俄国工业原料和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多，刺激了俄国商品性农业和商品性畜牧业的发展。外国廉价工厂制品的竞争，促使俄国的手工工场主不得不采取工厂方式的生产。在农奴制的俄国普遍落后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关系无论在经济方面，或者在社会制度方面都是在“新事物”和“旧事物”的尖锐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在十九世纪30-40年代，俄国仍旧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它的经济发展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据优势而停滞不前。

地主贵族和专制农奴制国家几乎成了土地的独占所有者

。在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欧洲部分103，000-105，000个地主拥有10，500万俄亩可耕地，其中只有3，570万俄亩归领地农民使用，使用这些土地的农民总共1，070万人。同一时期，在国家领地的7，900万俄亩可耕地中，900万国家农民总共才有份地3，700万俄亩。

由此可见，领地农民每个男丁的平均份地还不到3.5俄亩，国家农民也不过略多于4俄亩。与此同时，每个地主的庄园，除去份地不算，单是可耕地平均就有近700俄亩，其中大部分沒有加以经营利用。因此，到十九世纪50年代初，俄国欧洲部分种植各种农作物的面积还没有超过土地总面积的20%。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俄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

农奴制的地主经济已经过时了。这种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十九世纪整个上半叶期间，逐渐地消失了。自然经济性的农业生产在当时的俄国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了。地主的庄园日益卷入市场关系：商品粮食的生产增加了，马铃薯、甜瓜和其他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扩大了，牧草播种和多区轮作制推广了，畜牧业发展了，农业原料初步加工企业建立起来了，等等。

商品货币关系也扩及农民经济，特别是在那些代役租盛行、小型农村工业和农民出去打短工现象早就得到发展的非黑土省份。把土地分拨给农民并把农民固着在份地上，这种做法对地主来说，渐渐变得无利可图了。地主首先用夺取农民份地的办法来扩大庄园的耕地，并且常常把自己农奴的土地全部剥夺掉，把土地折成“月粮”。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贵族领地中的主人耕地，比重陡增：在非黑土地带由14%增加到25%，在黑土地带由18%增加到49%。

在这数十年间，剥夺农民土地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本来是使用农奴的无偿劳动力的条件，现在对地主来说，已失去了经济意义。在地主庄园里，越来越经常使用雇佣劳动了。

在黑土地带，居住农奴人数较少的土地，往往价格较高。报章杂志上也开始公开讨论雇佣劳动力的优越性的问题。在十九世纪30-40年代，俄国国内对于农艺方面的各种成就和新式农具已经表示出高度关心。在这个时期，成立了近20个各种各样的农业团体，出版了十多种研究农业个别部门的报纸和杂志。在农业展览会上，开始出现了许多种改良农具的样品，这些农具通常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

就在这个时期，俄国建立了第一批农业机器制造厂。但是，农奴的强制劳动，生产率很低，在这种条件下，要在地主庄园中实行生产合理化是不可能的。况且，为实行生产合理化所必需的投资，对大多数贵族也是力所不及的，因为在十九世纪中叶，贵族欠下了以庄园作抵押的巨额债务，总数差不多有5亿卢布。大多数地主仍旧采取加重劳役或者提高代役租的办法力求扩大自己的经济收入。不仅强制农民在地主的耕地上干活，而且还在领邑工业的企业中和庄园的其他工作中广泛利用农民的劳动。向农民征收的各种货币税也增加了。

到十九世纪50年代，每一课税单位土地所缴的代役租往往达到20-30卢布。

农奴制剝削的加强阻碍着俄国向资本主义过渡，促使许多农户破产

，引起农奴制乡村中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许多农民手工业者因此而纷纷破产，幷被迫为从他们中间分化出来的大企业主做工。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出现了剝削农民劳动并为市场制造产品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

俄国手工工场的数目，在十九世纪第二个25年期间增加了50%，达到2，800家，从业工人数增加了一倍半，达到86万人，其中雇佣工人将近53万人。手工工场的规模日益扩大，大部分手工工场都使用雇佣劳动力，并同市场保持联系。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促使手工工场主采取机械化生产。

早在十八世纪末叶，俄国的个别企业就试图采用机器技术。可是直到十九世纪30-50年代，俄国许多工业部门才开始系统地运用机器技术。机械化生产在新兴的棉纺织工业中取得了最有成就的发展，俄国的棉纺织工业是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才兴起的，但很快就广泛使用雇佣劳动。十九世纪30年代开始建立的多座大型纺纱厂，完全采用机械化生产。从十九世纪40年代起，俄国的棉纺织工业就基本上使用国产棉纱进行生产了。

在俄国旧式的纺织部门呢绒和亚麻布生产部门中，工厂技术的发展要慢一些，因为在这些部门中大半是官营手工工场、地主的手工工场和领有制手工工场，这些手工工场都使用农民的强制劳动，而且通常都是制造国家定货。可是，从十九世纪40年代起，商人和富裕农民开设的新企业也开始有效地采用机器生产，这些企业制造毛织品和麻织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一部分向国外输出。采矿工业也开始采用新的技术。十九世纪20年代，俄国的许多铁工厂都开始使用压延机。

从30年代中期起，乌拉尔的炼铁炉进行了热鼓风的试验，并且成功地采用了搅炼法。

但是在农奴制度下，重工业生产的机械化是不可能得到广泛发展的

。列宁在说明乌拉尔的工厂的落后性时，着重指出它们是国家的和大地主的财产，国家和大地主“不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资本与竞争上，而是建立在垄断和自己的所有权上”。在十九世纪整个上半叶，俄国的生铁产量增加不到一倍，而在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的英国差不多增加了11倍。

俄国在世界生铁生产方面失去了领导地位，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降到世界第四位（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之后）。农奴制俄国经济上的落后，在工业生产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工厂工业只有在较多的雇佣工人生产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但是，农民的向非农业性职业的发展，由于农奴主的专横，仍旧受到限制，而官营手工工场和地主的手工工场仍在有增无已地使用不自由的劳动，到十九世纪中叶在这些手工工场里做工的已超过30万人。

工业的机械化对机器设备的需求日益增长，可是俄国的机器制造业直到50年代才开始有所发展，因此俄国工厂所需要的发动机和其他机器大部分是从国外输入的。在十九世纪30-50年代，俄国工业中所使用的机器价值10，800万卢布，其中进口的设备价值6，400万卢布。而且，工厂生产还由于对工业品的需求不足和这种需求的增长非常缓慢，而停滞不前。

由于资本主义在农业和工业中的发展，国内各个经济区的经济专业化加强了。商品性农业在中部地区、黑海沿岸地区和伏尔加河下游的各个黑土省份优先获得发展，不过俄国的谷仓仍旧在中央黑土地区（库尔斯克省、奥廖尔省、唐波夫省、沃龙涅什省和奔萨省出产的投入市场的粮食占商品粮总量40%)。商品性畜牧业的基地在南部和东南部的草原边区。在北部和西部各省广泛播种经济作物，特别是亚麻。甜菜的主要产地是乌克兰。

俄国的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非黑土省份，那里出现了整片整片的商品性的农村手工业地区，兴起了许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工业城市。冶金业的主要基地仍旧是乌拉尔。“莫斯科附近地区”的老工厂和北部的一些企业只有次要意义。这样，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欧洲部分终于分为两个各具特点的经济地区，这两个地区大体上以奥卡河为分界线，投入市场的食物和工业原料大部分是这条分界线以南地区生产的。小型商品性工业和大型加工工业在这条分界线以北地区获得很大发展。

农业省份和工业省份之间商品交流的加强，是国内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农奴制俄国的国内贸易中，集市起着极大的作用，集市的数目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由3，000个增加到4，300个，集市的总贸易额年达23，000万卢布。工业品的主要贸易中心是马卡里耶夫集市，它于1817年迁移到下诺夫哥罗德，这个集市的年贸易额在十九世纪中叶估计为4，500-5，000万卢布。在农产品和畜产品贸易方面，乌克兰占据主导地位，那里有集市近1，750个，总贸易额达7，000万卢布。

此外，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贸易的意义也显著增大了。仅仅莫斯科一地1840年的经常贸易额就超过5，000万卢布。国内市场的发展仍旧落后于工农业商品生产的增长。在市场上，商品的主要消费者，农奴的群众性需求增加得不多。俄国的交通梗塞也严重地阻碍着国内交換的发展。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货运仍旧主要依靠旧式的水上运输和兽力运输。这些运输方法速度缓慢，而且不可靠。

伏尔加河流域各黑土省份登场的粮食，最快也得到第二年航期开始后才能运到彼得堡。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最早的一条公路是直到十九世纪30年代才开辟的；到1850年，全国修成的公路还不超过5，000俄里。在俄国，轮船的建造和铁路的修筑，早在蒸汽运输史上的最初阶段就开始了。1815年，第一艘轮船在涅瓦河上试航，20年代初，卡马河和伏尔加河都开始航行轮船。

30年代末，在彼得堡和它的郊区巴甫洛夫斯克之间建成了一条“实验”铁路。但是，其他铁路建设计划却因为遭到农奴主的激烈反对而未能实现。直到十九世纪40年代末期，才有商轮在伏尔加河上航行，并兴工建筑三大铁路：彼得堡——莫斯科铁路，华沙——奥地利边境（通往维也纳）铁路，彼得堡——华沙铁路。在十九世纪中叶，只完成了前两条铁路，那时俄国铁路的总长度不超过1，000俄里。在蒸汽运输方面，农奴制的俄国远远落后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国内市场发展（虽然是缓慢的），对外贸易也扩大了。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商品输出额由7，500万卢布增加到13，300万卢布，输入额由5，300万卢布增加到13，000万卢布。主要出口商品是农业原料，

首先是亚麻、大麻、亚麻籽、羊毛、油脂和皮革

。粮食的输出，只是从40年代后五年，由于英国废除《谷物法》和西欧各国歉收，才有显著增加（达到俄国出口总值的30-35%).工业品，主要是纺织品和金属制品的输出量是很有限的（占出口总值3-4%)，并且几乎全是输往中国、中亚细亚、伊朗和土耳其的。

在俄国进口额中，工业原料和制成品达到50%。在国际贸易中，农奴制的俄国对欧洲各个工业国首先是英国来说，是食品和原料的主要供应国之一，英国吸收了俄国全部输出商品的40%以上。

虽然如此，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首要意义的毕竟还是国内市场

。国内市场的容量，在十九世纪第一个25年期间，估计差不多达到10亿卢布，这个数字比俄国的对外贸易额大好几倍。并且，俄国的国内需求是比较稳定和经常的，而对外贸易额因为受到军事政治局势和各国关税政策等等的影响，经常发生剧烈的波动。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趋势，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资本主义经济以很快的速度发展着，这是由于那里靠近国外市场和处于有利的滨海地位促成的。畜牧业发展了，酿酒业繁荣了，亚麻（很大一部分供输出之用）的播种面积扩大了。当地的地主继续实行他们早在十八世纪就采取的扩大主人耕地的措施。由于他们力争，政府于1816-1819年颁布了解放农奴但不给农奴土地的法律，可是地主对农奴的权力有很大一部分却依然保留了下来。

地主夺得了几乎全部的土地，并且使农民沦为受奴役的佃农和雇农。这种改革给地主更加迅速地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创造了条件，随之就确立起对农民来说是特別残酷而沉重的剝削制度。此外，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还要受德意志地主贵族的民族压迫。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工场手工业很不发达：

在城市里是手工业占优势，在农村里是地主的领邑企业占优势。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大工厂企业，如那尔瓦的克林哥尔摩纺织厂，里加的造船厂及其他工厂等等。

在乌克兰，商品性农业生产在南部草原省份取得特別急剧的发展，因为在那里，贵族土地所有制不大盛行。俄国小麦出口的增加，在十九世纪30-40年代使得黑海沿岸各省使用季节性雇农的雇佣劳动力的耕地日渐扩大。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地主庄园的商品率也增加了。贵族大规模地剥夺农民的份地来扩大自己的耕地：在哈尔科夫省，“月粮农奴”达到农奴总数的11.5%，在基辅省，领地农民34%被剝夺了土地。

从十九世纪30年代起，乌克兰的甜瓜种植场获得急剧的扩展；到十九世纪中叶，乌克兰的甜菜种植总面积有一半以上是在基辅省和波多尔斯克省。甜荣制糖工厂、酿酒工厂和呢绒手工工场都控制在贵族地主手中。到40年代，商人经营的呢绒企业跃居首要地位；其中一些企业已经发展成为工厂。商人所拥有的炼制脂油、制造蜡烛，制造肥皂的企业，规模都是不大的。当时在乌克兰，重工业只有一家古老的路甘斯克工厂。顿巴斯和克里沃罗日耶的丰富的地下资源都勘探得不够，未加开采。

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劳役经济的危机，从30年代起就明显表露出来了，这是和地主试图使自己的庄园适应于恶化了的粮食市场的条件有关的。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养羊业有了发展，而在南部地区，甜菜制糖业有了发展。白俄罗斯渐渐成了酿酒业的中心，地主又利用酒糟来发展畜牧业。地主庄园生产的扩大，使农民越来越多地失去土地，经济日益破产。歉收和饥荒年复一年地重演着。

由于当地的工业不发达，农民俄国内地各省去谋生的越来越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作为工业原料和雇佣劳动力的供应者而进入全俄市场。

高加索同全俄市场的联系比其他边区都差。

在30年代，高加索进入了帝国统一的关税体系，这就加强了它同俄国内地各省的正常的经济联系。穿过中央高加索山脉的公路的修建，也促进了这种联系的发展。50年代，通往高加索的黑海沿岸地区的班轮开航了。

南高加索同俄国内地各省之间的贸易额扩大了，这就推动了南高加索的商品性的烟草种植业、葡萄酒酿造业、园艺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工业原料（颜料、生丝、羊毛等）生产的增长。

高加索的丰富的自然资源那时几乎还一无所知。

石油矿被租让出去，使用简陋的手工技术开采，1850年的石油年产量还不超过5，000吨。

那时，北高加索草原地区（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肥沃土地正在卓有成效地进行开垦，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加了4倍多，人口的增加首先是由于农民的移民。从俄国内地各省和乌克兰各省迁移到那里的国家农民，开垦了荒地，发展了商品性农业和商品性畜牧业。移民们学会了当地居民阿第盖人、卡巴尔达人、奥谢提亚人等的经营经验，也把好的耕作方法传授给当地居民。哈萨克斯坦也卷进了俄国国内市场。

哈萨克斯坦输出牲畜、羊毛和手工毛制品等；哈萨克斯坦从俄国内地各省输入的，主要是棉织品、粮食、鞣制皮革和铁。此外，假道运往中亚细亚各国的俄国货，也部分地留在哈萨克的乡镇和山村。商业的发展促使在哈萨克人中分化出一种新的势力——巴依。哈萨克斯坦本来就很发达的封建关系，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影响的增长而复杂化了。西伯利亚的生产力发展缓慢，尽管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比重在那里是微不足道的。由于西伯利亚许多民族保有宗法氏族关系的浓厚残余，自然资源的经济开发工作受到了阻碍。

从俄国欧洲部分迁来的农民移民，人数不多。西伯利亚的垦殖之所以进展迟缓，也是因交通梗阻造成的，那里沒有一条公路，西伯利亚的河川到十九世纪40年代才开始行驶轮船，而且轮船数量极少。在工业方面，稍微像样的企业只是阿尔泰的几个金矿，但是由于滥肆开采，丰富的矿床很快就枯竭了。尽管如此，商品货币关系毕竟也在西伯利亚发展起来了：集市的贸易额上升了，城市人口增加了，俄国内地各省的工业品的输入量扩大了；并且从西伯利亚向俄国内地各省输出毛皮、粮食和畜产品。

西伯利亚商人在下哥罗德集市中，在对华贸易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十九世纪30-40年代俄国经济的发展是复杂并且充满矛盾的

。在俄国不断成长起来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动摇着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可是农奴制度的统治却阻碍着俄国向当时比较进步的资本主义制度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