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刑辩律师：将杀人凶手改判三年，受害者家属追着喊我“人渣”

在中国请律师容易吃亏，因为既专业又勤快的好律师在律师队伍中的比例，大概是20%。也就是说，如果找10次律师，大概只有2次不会吃亏，碰到不好的律师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有些人有生之年可能就打了一次官司还请错了律师了，有时候虽然请错了，但自己不知道；有时候知道请错了，但错过了取保的最佳时机。

图：捍卫法律尊严，是我毕生的追求

我叫航。广西人南宁人，今年算算都35岁了，现在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深圳市福田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平时接到委托业务时，总会有杀人凶手、毒贩什么的，身为刑事辩护律师，我自然要穷尽一切办法，为我的委托人合法辩护，争取合法权利，这样一来，往往会受到一些来自社会或者被害人家属的误解。

他们责问我为什么要为坏人、恶人辩护，骂我是那些坏人、恶人其中的一份子，有些骂人的话还很难听。今年6月底的时候，我去珠海市为一名性侵少女的疑犯辩护后，受害人的家属在法庭上一直在狠狠地盯着我，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眼里的恨意比他看向罪犯的还要强烈。

出了法院后，那家属突然冲上了来，抓住我的衣领不停地晃动。

“你还是不是人？替那种挨千刀的人渣辩护？”家属哭喊着说。

“你先放手，有话好好说。”我有些慌了，这种场面我是第一次遇到，不知道怎么应付。

“你这种人渣，你他妈的以后生了女儿，让你的女儿也试试我女儿的遭遇。”家属说完一口水吐在我的脸上。法院门口的法警赶紧过来分开我们。

我当时是气得发抖，脸上发青，可是又能怎么样呢？起诉他嘛又不合适，冲上去打他一顿？我自己成了被告了。晚上回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决定写了这篇文章。借着这篇文章说说那些杀人凶手、毒贩背后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也说说我们刑事辩护律师的立场，期望能多少消弭社会上对我们刑事辩护律师的误解。

我是2008年在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毕业，读的是司法警务专业，父亲给我选的。毕业后，我来深圳找工作，找了一个多月没找到，于是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决定参加司法考试，为此还和父亲吵了一架。

“你读书读懵头了？司法警务吃的是国家饭，还有机会做法官、检察官，你竟然不想要？还要去做律师？”父亲有些火大地说，他一辈子吃的是皇粮，在国土局上班，也想让自己的儿子去考公务员。

“律师可以帮到一些人。”我解释说。

“你先帮好你自己吧。社会上那么多的律师专业的转行的转行，失业的失业。”

父亲知道我的性格，决定了就不会改变，他除了发发牢骚之外，对我也是无可奈何。

我是在2010年通过了司法考试，自己在深圳福田找了一家名叫公X律师事务所实习了一年，顺利拿到了执业律师许可证。我继续在这家律所上班。律师表面上衣服光鲜，其实工资待遇并不高，五千多块钱，只不过有提成，一般是律师费的5%～15%之间。

2010年10月，我接到了第一个案件，是一个死刑案件。嫌犯是广州某个片区的，名字就不说了，用黄某某来代替。黄某某的一生可谓劣迹累累，打砸抢，无恶不作，这次犯案是把一个人打成重伤，还挑断了受害人的脚筋。法院认定他有恶势力犯罪性质，一审判了死刑。我在这里说一下，恶势力和黑社会性质是不一样的：一个指称霸一方，没有组织；一个是有组织，有马仔。

委托人是黄某某的亲姐姐，黄某某为了义气不上诉。不上诉就意味着死刑了。委托人委托我劝他上诉。我接到案件委托时，已经是判决下达的第九天了，距离法定上诉截止期只剩下最后一天了。我赶紧赶到广州去会见。我记得去的那天，出门天气好不错，到了目的地，就下起了大雨。拘留所距离停车场有点远，等我跑过去时已经淋湿了。

黄某某是戴着手铐和脚镣来和我会见。

“你为什么不上诉？这样一来，你的死刑判决就无法挽回了。”我问他，“你姐姐的小孩快出生了，你就不打算以后出去看看她的小孩？你就这么一个姐姐了。”

“我知道你来的目的，一是想要劝我揭发我兄弟的案子；二是想接我的上诉的案子，想要赚我姐姐的钱。”他说道。

“一，我是来传递你姐姐的想法，她就你这么一个弟弟，想要给你留一线生机；二，我目前只接受了律师会见的委托，上诉的委托你姐姐不一定会找我。”

“做兄弟要讲义气，我死也不会去坦检我兄弟的案子。”

我叹了口气，实在无法理解犯罪分子之间这种古怪的情谊。我从包中拿出一封信，对他说，“我带来一封你姐姐写给你的一封家书，你要不要听？”

黄某某低着头，只是“嗯”了一声。然后我念了那封家书，他听着听着，眼眶红了。在我看来，黄某某的犯罪证据确凿，劣迹斑斑，如果他改变心意决定上诉，上诉能否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坦白揭发他人的案子。他用湿红的眼神看着我说，“我犯了死罪，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国家判我死刑我也不觉得冤枉。要是我这次没有被抓到了，我还是会在外面打砸抢，因为那就是我的生存方式啊。”

我是律师，完成委托人的委托是我的天职。所以，我就问了，“那你决定上诉吗？”

他沉默一会儿，才缓缓地看着我说，“我确实知道一起纵火案，那案件至今没有破案，只是……要是我去检举了，即使我活下来了，我的名声也倒了。”

“你不检举，公安不一定破不了案的，可能破案只是时间问题，我在这里重复你姐姐家书最后几句话——“弟弟，虽然你是法律上的罪犯，但是你是我心中永远的弟弟，你争取活着，给姐姐一个健康快乐活着的理由好吗？”我故意在这里停顿了十秒钟左右，让家书的话发挥最大的效果，然后才说，“你听听，你不是一个人，你有家人，你的人生和她息息相关，你要为你姐姐考虑一下。”

他一直在思索。

“上诉不上诉，决定权在你。”

黄某某最后表示要上诉，我从公安局拿到了相关的举报材料。可是，黄某某姐姐以为有了这资料就能上诉成功，她的经济很困难，为了省律师费，决定自己去法院申诉。但是她不知道这个举报材料还不是立功证明，还要走法律程序、向法院申请延期审理，最终的结果是法院不认可这份举报材料，驳回了她的申述，维持黄某某死刑判决。

隔了一段时间，我就听到他被执行死刑的消息。这是我经手的第一个案件，当天晚上我买了五瓶啤酒，把我自己灌醉了。

图: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南山必胜客也照摸不误

2013年，我接到一个故意杀人案子。委托人刘某莉是疑犯赵某家的妻子，赵某家和他妻子在深圳沙头角工地一处工地干活。案发的当天，当地的四五个二十岁出头的地痞子在工地附近喝酒聚餐，喝得醉醺醺的他们见刘某莉姿容不错，便围了过来，口中不干不净，还对她动手动脚。赵某家见此冲了过去，将他们推开，把妻子护在身后。根据委托人刘某莉的陈述，我大概勾勒了当时的场景，赵某家一开始是推了其中一位的身体。

“你们干什么呢？”赵某家怒声说。

一位地痞子看了他们的朋友一眼，阴阳怪气地嘲讽说，“一个狗屁的工地仔，还敢替女子出头？”

地痞子们哄堂笑了起来。其中一位突然出手，将他妻子拉到他们当中，有一位还肆意地摸了刘某莉的胸部和屁股。

“弹性还不错。”摸完他还向地痞子朋友们炫耀。赵某家一下子发怒了，他打了这个人一拳。这一下，地痞子们纷纷对他拳打脚踢，很快他就被打倒在地。刘某莉一边哭喊着“不要打了”，一边劝架。不知道是在劝架的时候还是被地痞子故意弄的，刘某莉前胸的衣服被撕烂了，露出内衣。赵某家见此大怒，他掏出折叠刀对着地痞流氓一阵乱挥乱舞。

工地的工友们此时也围了过来。地痞们见他们人多势众，便落荒而逃。其中一个在逃走的时候，突然身体一瘫，倒在地上。等救护车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死亡原因是右胸被刺，引发大出血而死亡。

赵某家当场被警方抓获，被公安和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刘某莉一开始就因为家里没钱请律师，打算放弃。工地老板和工友们很有古道热肠，他们纷纷捐钱，筹集了一笔律师费。

我接手这起案件。

开庭的时候，与负责此案的检察官作了一番激烈的争锋。

图：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不要怂，直接刚

“控方认为赵某家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事出有因，而案发的主要原因是赵某家目睹被害人张X信，伙同柳X、诸葛XX等人对其妻子实施性骚扰，因被害人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故对其从轻处罚，希望判起被告人赵某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官在法庭上陈述他的检控意见。

我在其后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申述主张——赵某家是正当防卫，应该无罪释放，不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赵某家是在制止张X信等人对他妻子的侵害。其后又受到群殴，生命受到威胁，因此拿出武器自卫。”我向法官陈述己方的主张。

“赵某加拿出武器时，他妻子已经停止受到侵害，他刺杀张X信的动机和制止其妻子被侵害之间并未关联。”检察官提出异议。

我随后在法庭上展示他妻子当时衣服不整的照片和警方证人材料，力证衣服不整是在赵某家被围殴的过程中发生。

法院最后认为赵某家是在被围殴的状态下实施的防卫和制止性侵犯，且被害人逃离现场后，赵某家再无伤害行为，因此宣告赵某家无罪。一审判决后，公诉机关不服判决，向深圳中院抗诉。

2014年4月，深圳中院经过二审，认定公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不成立，依法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接下里，我说说给毒贩打官司的一次经历。地点是云南，时间是2015年7月。

当地警方当场从我委托人驾驶的2辆运输车上查获毒品海洛因、冰毒可疑物共计54包，重32.78公斤。接到委托我就去了云南，当时就是客户会派人全程跟我在一起，我全天的衣食住行都在对方视线之内。最后费了好大的周折，才把人从极刑的边缘拖了回来。由于保密原则，具体过程我就不能多说。

图：当时这个事情闹得很大，还上了新闻

这就是做律师的难处，给毒贩打官司，承受了社会的舆论压力，在客户那边，其实也不受待见，但是又如何？你接受了委托，就必须站在客户立场为对方争取合法权利。

2017年8月份的时候，我接到了一起案情独特的案件。案发地在东莞。张X华和洪X两个人，一个情场失意，一个长期失业，生计成了问题。结果，两人都滋生了自杀的念头。他们两人在一个自杀QQ群（现在已经被解散）里相约自杀。这一年2月份上旬的时候，他们彼此添加了微信，在微信上相互约好了自杀的方式，最后相约来到东莞一座小山林里。根据两人的约定，张X华还将洪X勒死在树下，然后割脉自杀。他很快就因为失血过多昏迷过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来山林旅游的旅客发现了他，给他包扎止血，打电话叫救护车和报警。

张X华奇迹般地被救活了，但是命运并没有放过他。警方经过调查，起诉他故意杀人罪。他自杀不成，却面临死刑判决。

张X华的父亲在抖音上看到我的普法视频，给我发私信。于是，我就接下了这个案件委托。张父的家庭很贫困，我一开始接下这个案件，就不是为了钱。完全觉得张X华的父亲很可怜，一心认为他儿子不是坏人，相约自杀不应该被判刑。他从汕头老家的乡下赶到深圳来见我。为了省钱，他平时都睡在天桥下。我在福田上海宾馆附近的麦当劳餐厅和他见面。听他说，在深圳的时候，平时吃饭就跑到超市买一杯豆腐花和一块钱的面包填肚子。

“能填饱肚子就可以了，孩子在里面恐怕都吃不饱。”他说道。

这个时候，他还在想着他的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最多只能给八千四百六十块了。”他从沾满灰尘的黑色包里拿出一叠钱，常年在田地耕作而变成粗糙的手指拿着前递给我，动作有些坚硬。

我看着他被太阳晒得发黑、皱纹如皲裂旱地的面，突然叹了口气：算了，反正平时也会接到政府发来的法律援助案件，这个案件就当作是法律援助吧。于是，我就对他说，“你先把钱收起来，打赢了我再跟你要，打不赢就算了。不收你的费用。”其实自己内心很清楚，这官司证据确凿，很难打赢。

杨父呆呆地看着我，直到我将他拿钱的手推回去，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对我千恩万谢。

我去东莞会见杨某。他的意志很消沉。

“死刑我没有异议，只求能明天就把我枪毙了。”他说道。

我这次律师会见的目的只是为了确定彼此是相约自杀，并不是来劝导他，对他心理疏导的，因此我问清了他和被害人之间的认识过程。随后在外面进行一系列的取证，主要是要让法官认可“相约自杀”的案件现实，在求法官从轻量刑。

在相约自杀案件中，如果是对方是自杀，那活下来的一方是不需要承当刑事责任，如果是活着的一方杀掉对方再自杀未遂，那这种案件实质上符合受嘱托杀人的性质。在我国法律上，即使受嘱托杀人也会被认定为故意杀人，但是可以从宽处罚。

法庭最后听取了我的意见，认定被告人张X华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对其予以了较大幅度的从宽处罚，判处他三年有期徒刑。

判决下拉后，张父对我千恩万谢，执意要给我钱，我推辞了以后就收下了。站在被害人洪X的家属的角度来看，我肯定是助纣为虐，让一个杀害他亲人的山人凶手只判了三年。他们当场骂，说我为人渣辩护，说我是人渣，是垃圾，说我猪狗不如。

我没有回应，收拾东西后就离开了。

这就是我们刑事律师的尴尬之处——为当事人争取利益，必定会成为受害方谴责的对象，可是这就是我的职责，尽一切的努力为当事人辩护，大家都是拿钱办事，用知识捍卫法律的尊严，也不算是啥见不得人，法律想进步，必须要由律师推动。

图：打官司很累，回家跟贱内卿卿我我才是人间生活

前两天刷新闻看到一个问题，说是“那些帮坏人打官司的律师是怎么想的?”

其实我想说：这是一个逻辑题。

在你们眼里，所谓的坏人，是谁认定的，以什么标准认定的？

你们所谓的坏人有没有基本人权，有没有合法权益？

如认为再坏的人也有合法权益，也有基本人权，律师维护“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和合法权益对不对？如认为不对，为什么？

你们所谓的坏人被脱罪，责任在律师还是在国家司法人员？

你觉得允许律师挑刺之后的判决跟不准挑刺的判决哪个更正义？

在没有证据和法院判决之前，你不能说某一个人是坏人，其在最终的裁判结果出来之前，你也不能说某一个人是坏人，

不要轻易地对人开启道德判断。好坏在法律中是很难说的。即便是坏人，我们惩罚他也是为了尊重他。

我的眼里没有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作为一名律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尽我所能帮助我的委托人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也是我的执业准则。

图：律师也有水货，希望你不要遇到水货

最后，我希望在座的人，一辈子都不需要和律师打交道，不需要跟法院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