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统一：历史上三位现代意大利的奠基者

引言

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使开明专制的进程戛然而止，所有的统治者都摒弃了以前实行的改革。拿破仑在征服中获得了对意大利的统治权，他的统治为意大利意外带来了诸多益处。

首先是拿破仑法典在各地强迫施行使得旧式的错综复杂的法律体系被简化，所有的公民，不分贵贱贫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拿破仑终于把意大利从长期麻痹状态中摇醒过来，他教会了意大利兵士作战，训练了意大利青年；同时因为拿破仑成立的意大利王国打破城邦国家的界限，人们开始倾向于把自己视为是意大利人，而不是托斯卡纳人和皮埃蒙特人，于是一种民族自觉的轮廓开始显露出来；如同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统治者一样，拿破仑的极端残暴统治和他所引起的仇恨，又导致另一个后果，即加深了意大利人自己管理国土和驱逐外国人的愿望。

拿破仑无法控制由他激起的整个欧洲沸腾的民族浪潮，这种浪潮推翻了拿破仑的统治并导致了原有王朝的复辟。但复辟王朝已不可能清楚革命思想，独立自主的思想在意大利已经产生以前那个意大利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1815年的意大利，一共分为8个政治单位，多数受到奥地利直接或间接的支配，其他能够独立自主的国家，也是在保守的专制君王统治之下。要完成统一，困难重重，首先要赶走外来势力，其次是各国专制君主必须下台。

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出现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兴起。1831-1846年这一新时期的显著特色便是爱国文学的出现。这是一种文学上的谋叛，具有唤起民族感情和打击奥地利威信的双重目的。在这些文人中间，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人物是马志尼。他的出生地热那亚，是共和思想与国家民族主义诞生的温床，他从小就在革命党人和保宁分子之间的热烈辩论的气氛之下长大1832年，马志尼和几个同伴创立青年意大利协会，并以这个名称创办刊物。在当町沉明目由和独立两个目标之外。马志尼加上了第三个目标：统一。他认为意大利必须在一个建都罗马的共和形式的政府领导之下成为一个自由、独立和统一的国家。只有这样，民族才可能复兴。

“实现民族统一”是马志尼创造的一个神话。但意大利英烈们用自己的鲜血，最终使这一神话变为了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进程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实现民族统一”的神话，来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发挥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鼓舞作用。马志尼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为实现统一必须发扬集体主义精神的口号，“这些口号的价值，远远超过打一千个胜仗，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一种促使青年意大利发展的高效生长素，它们在推动思想与行动结合，克服反改革逆流对人们信仰的瓦解方面，发挥着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从而使马志尼被誉为“民族统一事业的摩西”。

在马志尼等知识分子的大力宣传下，要争取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关于怎样获得统一以及成功后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形式仍然有很大的分歧。1831年玻纳洛提出版《试思联邦政府是否适用于意大利》一书，主张应该放弃联邦制，因为这种制度不利于新生意大利国家的强大；乔贝提在《论工业文明在道德及文明方面的优越》一书中建议意大利的统一应以宗教为首、皮埃蒙特为后盾，共同组成一个联邦；而包伯的《论意大利前途》则指出皮埃蒙特的君主命定领导全意大利；并认为要实现统一，务必从欧洲的架构和眼光来看问题，要想驱逐出奥匈帝国的势力，必须靠列强出面协助。对包伯来说，当务之急是建立温和、理性的国家主义观念，他的理想在后来的实干家加富尔身上得以实现。

在整个欧洲爆发革命的形势下，意大利进行了第一次真正的独立战争（1848-1849年）。可惜在外部力量的干涉下，这一次起义最终失败了。

1848年革命的仅存硕果是皮埃蒙特宪法，这是由阿尔伯特颁布的著名宪法，其中对于自由有一些基本的保证，例如对人身和财产的保障、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议会对税收的监督、出版的自由、公共集会以及公民军即国民自卫军的成立。虽然这部宪法只是一些法律原理的收集，但它还是为建立一个自由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1852年，年轻的加富尔伯爵在经过短期的大臣生涯以后，做了皮埃蒙特（撤丁王国的大陆部分）的首相。在年轻的时候，加富尔曾游遍法国和英国，在那里研究农业、社会状况，特别是政治生活，从而成为一个研究欧洲政治的学者，可以说，他充分具备他那时担任的职务所需要的条件。在加富尔的指导下，皮埃蒙特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农业技术更新、工厂扩张、商船吨位增加、成立中央银行、修筑铁路和公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等等。这些富国强兵的措施使得皮埃蒙特在以后的统一过程中有实力占据领导地位。

加富尔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政治信条概括在他的一句话里：“诚实的中庸之道”，也就是说，一方面反对反动派，另一方面反对民主派，在他一生的剩余10年中，他一直忠于这个立场。在这种政治立场的指导下，加富尔促成了中右和中左势力在内阁的联姻。加富尔懂得，根据王国在意大利国内的责任、在国际上的义务、以及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使命，都要求它必须形成一支不偏不倚、具有建设精神的中间势力。这支中间势力，对于各方面的要求必须能兼容并蓄，既能遏制反动派的进攻，又能有效的对付左派的煽动宣传和极端行动。这一举措后来证明是成功的，它既在国内求得了平衡，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安全的保证。

加富尔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交家。通过1848年革命，加富尔认识到专制君主虽然不堪一击，但终因有外援而起死回生，这就显示出国际外交的重要性。

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对欧洲局势的影响为加富尔提供了外交政策的支点。皮埃蒙特加入英、法作战，并取得了胜利。在随之而来的巴黎和会上，加富尔利用一切机会谈及意大利各邦国的处境，并强列谴责奥地利的统治所引起的动乱和不稳定。在这次会议上，他赢得了俄国的支持，得到了英国的同情。更为重要的是，意大利问题由加富尔首次提交欧洲，从而提高了撒丁王国的地位及其威望，为皮埃蒙特争取了人心，从而使统一运动有了一个明确的中心。

加富尔一向注重与法国的友好关系，他深深知道拿破仑三世的野心，确信他决心要和奥地利作战。1858年7月，加富尔和拿破仑签订晋隆比埃秘密条约：只要皮埃蒙特遭到奥地利的袭击，法国就将出兵援助；代价是将萨伏依和尼斯让给法国。1859年5日撒丁王国遭到攻击，法意联盟生效，法国军队蜂拥开进皮埃蒙特，战争和联军的节节胜利使托斯卡纳和艾米丽亚政府相继创台，并相继并人皮埃家特。但是法军在战争中也损失惨重，同时其国内民众根本不支持这场战争，加上普鲁士军队在莱茵河畔集结，使得拿破仑三世决心谋求和平。

1859年7月11日，法国和奥地利的两位皇帝在维拉弗朗卡签订和约。这个和约是对意大利的沉重打击。根据和约，奥地利人没有被赶走，统一为联邦所代替，甚至伦巴第的要塞仍然在奥地利手里，近在咫尺的胜利又化为泡影，加富尔因而愤怒辞职。

但残局必须有人来收拾，加富尔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外交能力。当他于1860年1月重新当权后，立即让尼斯和萨伏依两地的居民举行投票，结果是大家所预料的，萨伏依和尼斯根据投票的结果并入法国，使得法、意重修旧好。同时，加里波第（1807一1882年）的远征军又重新给意大利人带来了希望。事实证明，加里波第的游击队作战能力要远胜过正规军，“千人团”势如破竹，倾扫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一直打到罗马脚下。

加里波第的迅速胜利为加富尔制造了难题，显然加里波第不仅不想与撒丁王国合并，而且其继续远征的雄心将会引起与法国的武装冲突。于是加富尔作出决定，由国王率领军队通过教皇辖地堵截加里波第前往罗马的军队。1860年10月26日，两军在太阿诺会合，加里波第顾全大局，交出自己的领导权，并谢绝一切报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加富尔的战略又一次成功，他避免了与加里波第的追随者及法国军队发生冲突。加富尔把统一握在了自己手中，而加里波第则成为了意大利的民族英雄。

1861年1月，意大利举行议会选举，3月宣告意大利王国成立王国采取君主立宪形式，由维克托·伊曼纽尔任国王；并决定定都罗马，尽管当时罗马还未收复，临时首都设在都灵。加富尔、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为意大利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马志尼代表的是统一的理想；加里波第是统一的行动者；而加富尔则是统一的现实策划者。如果不是加富尔通过皮埃蒙特这个宪政国家保证意大利的自由和秩序，意大利在1861年是很难获得统一的；作为一个国家，在国际上也无法获得合法地位，得到欧洲各国政府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