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震惊上海的于双戈案 ：抢劫杀人后，他和女友上演“生死恋”

1987年11月16日中午，一声枪响，震惊了全上海。

一名24岁的歹徒，抢劫了中国工商银行西体育会路储蓄所，并残忍地开枪打死了32岁的女出纳员。

这是建国后上海市发生的第一宗持枪杀人抢劫大案。全市出动了2万多名公安民警展开大搜捕。罪犯亡命7昼夜后，在宁波落网。

事件一发生，就被传得满城风雨。产生轰动效应的，不止案件本身。罪犯于双戈在杀人后，与女友上演了一场“生死恋”，热恋中的女友蒋佩玲愿与其一起出逃，“生同生、死共死”；还有一个很讲“义气”的哥们徐根宝（与知名足球教练徐根宝同名），明知于双戈盗枪，仍为其提供资金帮助。

那个冬天，全上海的市民茶余饭后几乎都在议论这个案件，社会上还流传着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荒唐说法：朋友要轧徐根宝，老婆要寻蒋佩玲。

于双戈受审后，蒋佩玲和徐根宝的庭审成了又一个高潮。审判当天，福州路法院大门外人头攒动，有人高喊用电视机票换旁听证，还有黄牛开价10元钱卖一张旁听证的，这在上海恐怕空前绝后。

此次庭审，法院允许媒体全程摄录，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电视台提前预告后，在黄金时间播出了70分钟的庭审录像，当天晚上，收视率超过了95%。

笔者有朋友说，当时自己还很小，直播看得懵懵懂懂，只记得电视里说，“律师辩护，跨出了历史性一步”。在这场“电视公审”中，公诉人和辩护人进行了精彩辩论，改变了人们对律师是“聋人的耳朵”的印象，律师郑传本一夜成名，审判本身也成了一堂法制教育课。

当年沪上媒体对此案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仔细梳理了十余万字的内容后，笔者发现，此案背后，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当事人此后的生活也出人意料，令人唏嘘。

时间让一些细节模糊了，但案件的阴影永远都在。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到34年前那个阴冷的冬天。

①

3支手枪与268发子弹

于双戈家在虹镇老街。1987年，他24岁。

上海滩有杜月笙和青帮，其实，虹镇老街和“小阿飞”的故事更充满底层黑帮的波云诡谲。

这个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棚户区，出名的不仅是“脏、乱、差”的生活环境，还有流氓。老人们都说，“上海其他区的流氓，听到是虹镇老街的流氓，肯定退让三步。”80年代，父辈会严厉教导孩子们，“虹镇老街是流氓窝，小孩子不要进去。”

在虹镇老街长大的于双戈也有些江湖气。他的亲生父亲是养父的哥哥，养父母非常宠爱这个独子，尽力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所以他从小不愁吃穿，生活逍遥。1982年8月，他在海运局“长更”轮当乘警，在同事印象中，他话不多，人比较内向，工作表现不错。

于双戈谈过三个女朋友，但每段恋情都不长久，每次谈不了多久，他就把对方甩了，现任蒋佩玲算是时间长的了，两人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谈恋爱要花钱，结婚也要花钱，可于双戈平日里抽烟、喝酒、赌博样样不落，还总是大手大脚，为了面子“掼派头”，不仅工资都被挥霍掉了，还欠下一屁股债。

钱钱钱！于双戈天天睁眼就在想怎样能变有钱。

1987年7月，他向同学小王借了300元钱，利用工作之便，开始在船上贩卖进口香烟，刚赚了点钱，又被他糟蹋掉了。

债台高筑的同时，因为赌博和贩卖外烟，于双戈8月被海运局辞退，去公交公司的75路车队当起了售票员。虽然乘警工资不高，但工作体面，当售票员之后，有了地位落差，于双戈非常懊恼。

女朋友家人听说他丢了工作，劝他们缓缓再办婚礼。有次和蒋佩玲吵架，于双戈甩下一句，“你看好，我们的婚礼不会比别人差！”，就气冲冲地离开了。

可他又没办法恢复工作，面子只能靠婚礼的排场赢回来了，可家里也没多少积蓄，怎么搞钱又成了大问题。

于双戈无比烦躁的时候，同学小王还多次来催债，见搪塞不过去，他只得写下借条，讲明“11月16日晚8时，将300元钱归还给小王，如还不出，以家中电视机作抵押。”

此时，一个疯狂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成形。他那时也想不到，这个日子将成为自己人生的分水岭。

11月7日，于双戈在四川北路上的伟民空调商店购买了螺丝刀、钢锯条、羊角榔头等工具，决定干一票大的——偷枪！抢银行！

于双戈在客轮上做过5年乘警，对枪再熟悉不过了，闭着眼睛都知道枪放在哪个柜子的哪一层。他的想法很简单，要有钱，抢银行是最快的，要抢银行，离了枪肯定不行。

他早早将工具放在绿色帆布包中，13日下了早班，从十六铺码头渡江到浦东，大模大样地晃进了东昌路码头，登上了“荣新”轮。一路如入无人之地，没有人阻拦，也没有人问他从哪儿来，要干什么。

于双戈吹着口哨，自在地踱步到三楼的航警值班室，拿出工具准备动手。没想到刚撬了两下，就听到码头上传来一阵脆生生的自行车铃声，循声看过去，是一个穿警服的人，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于双戈曾经的老队长。

想起老队长对自己不薄，不仅充分信任，给了自己当团干部的机会，还推荐自己做“先进工作者”、评“新长征突击手”，那时候，他于双戈的未来一片光明。而现在，自己因为倒卖外烟丢了饭碗，还是个人见人嫌的赌徒。他没勇气面对老队长，也不能让老队长因为自己而受处分，所以悄悄下了船。

回浦西的船上，于双戈摸着包里的家伙事儿，想起一个个催债的债主。来都来了，他还是不甘心空手而返。远远看到“茂新”轮刚刚下锚，他当即决定，“就是它了！”

每天下午两点半，海运局的交通艇会起航将工作人员送上轮船。趁中间这个间隙，于双戈坐车去了黄浦公园前的42路终点站，给单位打完电话请了一天半病假，然后走上交通艇。他心里有些打鼓，祈祷工作人员别要自己出示工作证，果然，根本没人注意他，直接将他送上了“茂新”轮。

顺利摸到航警室上后，见四下无人，他三下五除二就将门锁撬开，直奔藏枪的铁皮柜，用榔头砸，用螺丝刀撬，不一会儿柜门就弹开了，藏枪的抽屉就在眼前。

顾不得多想，于双戈把里面的一支“六四”式手枪、两支“五四”式手枪、一副手铐还有268发子弹统统装进了包里。出门前，还用布擦干净了自己接触过的地方。

等待下一班交通艇的间隙，他悠闲地点上一支烟，翘起二郎腿，闭目养神了一会儿。

于双戈早就想好了，不能马上回家，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一包枪弹藏起来。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徐根宝，这个老同学很讲义气，于双戈最信任他。

刚进徐根宝家门时，于双戈还带着得手后的欣喜，“有事体来了，朋友！”

他找了块旧布铺在徐根宝的床上，拎起沉甸甸的挎包，“哗啦”一声，倒出了一堆枪弹。徐根宝一下子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这些枪是我偷来的，我要去干一件大事。”于双戈说起自己的抢银行大计，语气上扬，“吾欠了这么多债，只有拿枪抢银行才还得清。”

此时徐根宝早已面无血色，嘴里不断喃喃，“朋友，侬闯大祸了，闯大祸了！”他劝于双戈赶紧把枪还回去，或者带着枪去自首。

于双戈摆摆手，“侬讲得倒是便当，哪能摆回去，偷枪不是介便当的，这是大事体，自首会被判刑的。要不，我一轧，苗头不对，就豪稍跑路。”

“对对，侬要掼得远些，警犬可不是吃素的。”徐根宝脑子也懵了，居然鼓励于双戈跑路。

于双戈提出，想去外地避避风头，保证回来就销毁枪弹，还向徐根宝借钱支援。徐根宝明白，借钱给他就是肉包子打狗，上次刚借了2000块，估计是要不回来了。但他还是拿出300元给于双戈，嘱咐他尽快把事情处理好。

第二天，徐根宝还帮于双戈处理了盗枪的工具，他一大早专门跑到离家比较远的地方，把螺丝刀、钢锯条、羊角榔头分别扔进了三个垃圾桶。

当然，于双戈根本就没想去外地，他心里还想着那件大事。过了两日，看没人找上自己，暗忖风头过去了，他准备开始行动。11月16日轮休，一大早他去同学小单家借了辆“永久”12型自行车，车子很破旧，骑起来吱吱呀呀，载于双戈走上了不归路。

②

一声枪响

11月16日，中午12点02分，大连西路的拥堵高峰刚过，工商银行西体育会路储蓄所传出一声响亮的枪响，伴随着尖叫声、车辆的鸣笛声、人群的嘈杂声，一件罕见的恶性案件发生了。

“有人抢银行——用枪——一个女职工满脸是血，人已经不行了。”几分钟后，虹口公安分局值班室就接到了报警电话。此时，中枪倒地的朱亚娣正被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师和职工们送往建工医院。

这家储蓄所不足30平方米，前门是大连西路506号，后门出去有两个通道，一个可以从小门进入外院的操场，另一个通向马路。因为是中午饭时间，前门紧锁着，后门半开。

警察迅速赶到，现场一片狼藉：室内的几张帐台上，散落着算盘和其他办公用具，靠近后门的一张帐台抽屉大开着，电话机倾翻在一边，话筒撂在台面上。

最显眼的，是后门内侧地上的一滩血浆，鲜红刺眼。警察在室内找到了一枚弹头、一颗弹壳，还有一发完整的子弹。

子弹从朱亚娣的右鼻孔射进，从后脑左侧穿出，她被当场枪杀，但储蓄所分文不缺。

通过媒体采访到的目击者，我们可以拼凑出案发时的情形：

储蓄所隔壁是上海外语教育书店，12时2分时，书店的工作人员听到隔壁银行里传出很大的响声，女营业员张伟芳说：“当时我们还说，是有人在放炮仗，还是热水瓶爆了？但感觉都不太像，我就赶紧过去看看。”

张伟芳刚跑到门口，迎面就撞到一个陌生的男青年，杀气腾腾地提着手枪夺路而逃。她一侧脸就看到朱亚娣倒在地上，满脸是血。“呀！”张伟芳吓得尖叫一声，掉头就跑回书店找人帮忙，“杀人了！抢银行了！”

外国语学院宿舍楼上，两位教师目睹了整个案发过程，他们第一时间下楼报了案。

当时，储蓄所另一位女职员方芳正在外国语学院打网球，她看见一个青年从小门跑出来，与此同时，还有两个身穿蓝色服装的男青年也翻墙跑掉。听到储蓄所被劫的消息，急忙跑回去，看到现场的惨状，方芳当即昏厥过去。

她清醒后反应过来，原来自己看到的那个青年就是凶手，“那个人今天早上在储蓄所坐了很久！”方芳一说，储蓄所的男职员史德瑞和方正也想到了上午的情景：

早上10点左右，有一个20多岁男青年从前门进来，他体型偏瘦，个子中等，头发比较长，身穿米黄色夹克衫和蓝裤子。

男人来了储蓄所后，先是独自坐在一旁，后来又趴在柜台上，直楞楞地盯着营业员们。方正询问他有什么要帮助时，对方称，自己和同学约好11点钟来取款。11点半，史德瑞告诉他中午要关门，请他出去后就将前门关闭了。

当天中午是朱亚娣值班，案发时她正在打电话。

笔者发现，沪上两家报纸提到了通话人，但所指不同——

一说，朱亚娣当时在与同事小姚通话，小姚在电话中听到敲门声，朱亚娣让小姚等一下，自己先去开门。接着就是一阵嘈杂，还有女人的惨叫声和“砰”的一记闷响，像是重物倒地的声音。小姚在电话里大喊，“小朱！小朱！”却没有任何回音。

另一说，朱亚娣正与男友通电话，听见敲门声后，放下耳机，转身跑去开门。

笔者更倾向于第一种说法，看起来是去采访了当事人。

当时，朱亚娣32岁，当年2月，她的丈夫因尿毒症病故，儿子只有两岁半，她是孩子唯一的依靠，却被残忍杀害。

一个持枪的亡命徒，已经犯下滔天大罪，如果再继续作案，后果不堪设想。

案件发生后，时任市委书记指示：要从速破案！

枪击事件刚发生时，不少警察就联想到了3日前的枪支被盗案。在对现场获取的罪证和痕迹进行鉴定后，案情果然很快有了进展：歹徒杀人时所用的手枪，正是客轮上被盗的3支手枪中的1支，两案作案人系同一人。

但方芳见到了三个人一起窜逃，当天还有群众报案，下午2点28分，河南北路永春五金电器商店发生一起抢劫案，三名歹徒冲进该店，抢去部分现款后逃逸。

难道持枪杀人案也是团伙作案？

但警方很快查明，抢商店的歹徒与抢银行的无关。方芳看到的另两位翻墙者，是外语学院两名赶来帮忙的职工。由此基本确定，作案者是一个人。

嫌疑人缩小到与客轮相关的人员，盗抢工具也被找到了。顺藤摸瓜，17日中午，警方锁定了重大嫌疑人——于双戈。

他当过乘警，因参与赌博、贩卖外烟等违法活动被调离海运局，很有条件上船盗枪。于是，侦察员找到于双戈的照片，混杂在许多人的照片中让目击者辨认，“就是他！”目击者们毫不犹豫，一下子都指出了于双戈。

破案仅用了一天，接下来就是抓捕。

17日夜里，大批警力直捣虹镇老街。在于双戈家里，搜出了“五四”式手枪1支、手铐1副，还有248发子弹，以及于双戈和蒋佩玲写给亲朋的3封信。

在信中，于双戈承认了盗枪和杀人都是他干的，还说自己是因为赌博负债累累和筹集结婚资金，才走上了这条路的。侦察员从于双戈写的信中获取的指纹，与行凶现场留下的指纹进行比对，发现完全吻合。至此，凶手是于双戈确认无疑。

但问题又来了，于双戈逃去哪里了呢？

当时，上海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都被动员起来，以于双戈的照片和特征信息为线索，全力展开搜查。派出所民警深入大街小巷搜寻罪犯，武装警察昼夜巡逻，密切注视着可疑对象的出现。出入上海的公路、水路、铁路设置了关卡，公园、旅馆等公共场所则被重点摸排。

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骇人的案件，市民对这种野蛮行为咬牙切齿，同时又有些害怕，希望能尽快将其擒拿到案，严加惩治。

可于双戈始终不见踪影。

时间在流逝，全市人民焦虑，公安人员更焦虑。

③

亡命七日

时间回到案发当天。

于双戈一大早骑车到了西体育会路，选择这家储蓄所，他早有预谋，后门处有一条方便逃脱的小路，可让他全身而退。

等了一个上午，储蓄所里一直都有男职工，于双戈不敢贸然行动，到了中午，终于只剩一个女员工了。于双戈瞅准机会，绕到后门，摸了摸胸前的“六四”式手枪，从后腰间拔下另一支“五四”式手枪，子弹早已上好膛，枪机大张。于双戈深呼一口气，敲响了门。

门锁刚刚转动两圈，还没打开，于双戈便用力推门而入，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朱亚娣。朱亚娣被吓坏了，尖叫一声，想要跑开，而于双戈听到叫声，顾不得多想，血一热，就扣动了扳机。朱亚娣刚跑开一步，就重重地摔倒了。

于双戈脑子一片空白，也没想到去拿钱，就急匆匆跑路了。

第一反应是回家。从外院操场溜出去之后，他沿着中山北一路走到了曲阳新村，跳上100路公共汽车，在海宁路换乘14路电车，到和平公园下车。到家门口徘徊了一会儿，他又不敢进门。

于是准备去找女朋友蒋佩玲。当时，蒋佩玲在东海船厂供应科小五金仓库工作。于双戈从邮电新村乘55路到五角场，又换75路，到终点站闸北发电厂后，蹿上90路直至张华浜码头。

见到蒋佩玲，于双戈说：“我脑子里生了个瘤，没有几天好活的了，我们分手吧。”他还写下两封信，给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徐根宝和一位原同事，希望他们“在各方面多多照顾她（蒋佩玲），我是真心喜欢和爱她的。我不希望看见她受苦。”

23岁的蒋佩玲被于双戈的“真情”打动了，她自幼父母去世，由3个姐姐拉扯长大，和于双戈谈朋友后，她就全身心信任这个男人，当即表示，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离开他。可是据报道，于双戈此时早就“劈腿”了，他还有另一个女友，经常约会，不得不说，真是从头渣到尾。

于双戈告诉蒋佩玲，自己和父亲闹翻了，没法儿回家，于是两人就回到了蒋佩玲在老西门附近的家里。

儿子一夜未归，于双戈的父母也很着急。于母想起，儿子昨天出门前，给了自己20元钱，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是不是因为债主天天上门讨债，他想不开去寻短见了？”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

于父也有些担心，17号一大早，他马上去单位请了假，然后急匆匆地跑去蒋佩玲家。当时于双戈正躺在床上，推说自己身体不适，起不来床，把父亲打发走了。

而独自在家的于母，想去儿子房间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信件，翻找中，发现五斗橱的一层抽屉被上了锁，她觉得奇怪，就用剪刀从抽屉下面桶了一个小洞，结果，“吧嗒”一声，洞里掉下一个硬盒，打开一看，是黄灿灿的子弹，于母登时被吓坏了。

想到最近大家都在议论的抢银行案子，她脑袋都要炸开了，把手伸进抽屉继续摸，接着掏出了第二盒、第三盒……诶？什么东西这么硬？手枪！于母两眼一抹黑，站都站不稳了。正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于父回家了，她带着哭腔说了子弹和手枪的事。

于父二话不说，直接撬开了抽屉，拿出了手枪和手铐。这些不能被人看到！于母赶紧找了个塑料桶，把枪弹放进去，在上面堆上一些瓶罐，塞进了床底，于父急匆匆去叫儿子回来。

于双戈这头，正在催蒋佩玲弄钱，“多弄些，越多越好，有多少要多少”，蒋佩玲一遍遍问他，到底要钱干什么，于双戈却一直搪塞，蒋佩玲还是从大姐那里给他借了200元，于双戈这才说“我杀人了，犯罪了……”

于父此时也赶到了，他冲上去就问儿子，“怎么家里会有枪？你到底干了什么？”于双戈知道瞒不住了，将盗枪和杀人的事情和盘托出。于父震怒，他是个基层干部，还是有觉悟的，“自首，赶紧自首！”

可于双戈却大叫着“自首就是死路一条！”他还硬着嘴，说这件事是一伙人一起干的，要是出卖了朋友，家里人都会遇害。

争执不下，三人一起回到虹镇老街再做计较。他向母亲索要家里的手枪和剩下248发子弹，于母死也不给。

“现在只有逃走这一条出路！”于双戈决定跑路，而蒋佩玲则表示，“生同生，死同死”，要与他一起逃走。

于母也动了恻隐之心，还建议：“要不去山东吧，找你亲生父母，躲躲再说。”于父不干，他知道这就是在纵容犯罪，坚持叫儿子去自首。于双戈、蒋佩玲和于母，扑通一声一起跪在地上，求于父放条生路。

于父更生气了，直接给了妻子一拳，“你怎么这么糊涂，这可不是小事！”于母缓过神来，也叹息着说没办法，还是去自首吧。看父母态度一致，于双戈推说，“再让我想想，晚上十点再说。”

于是他带着蒋佩玲上了阁楼，其实，他早就做好了逃跑了的准备。两人上楼后就开始收拾东西，还写下3封告别信。给蒋佩玲的同事和蒋佩玲的三个姐姐和姐夫的两封，是两人合写的，蒋佩玲还单独给在安徽生活的二姐和二姐夫写了一封。

于双戈写，“……我想叫小蒋幸福，但我没有做到。我曾经不顾一切地去努力，想要小蒋将来生活得好一点，快乐一点。但我的努力现已失败……”

蒋佩玲则写，“……我和小于的关系已不是一般恋人，我们是夫妻。都怪我提起过结婚用品……小于抢了银行，杀了人，必死无疑……我们走了，永远不再回来了，请别找，只当没有我这个妹妹吧。”

两人上演了自以为浪漫的“生死恋”戏码。

写完信，趁于父不备，他们拎着两个大包夺门而出，于父发现后才反应过来，一边追，一边大喊着，“捉牢伊……”

此时，一辆14路电车刚好靠站，蒋佩玲在奔跑中摔了一跤，于双戈没有犹豫，撇下蒋佩玲，扔下牛津包，跳上车子就逃走了。这已经是17日晚上10点多了。

11点多，于双戈先去到蒋佩玲家，称两人大吵一架，要三姐和三姐夫去他家看看蒋佩玲。接着又乘出租车前往真如车站，但走到中山北路武宁路时，警惕的他又改了主意，让司机停车，下车后拦了另一辆车，去往华亭宾馆。

到了华亭宾馆后，他沿着漕溪路和沪闵路，步行了将近4个小时，到达莘庄，又乘上沪闵线，到了闵行后再返回北桥。这样迂回折腾了一晚上，天色已经大亮，于双戈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但他不敢在路边买食物。

在北桥，他坐上了开往金山朱泾镇的头班车，到朱泾镇后他才去吃了早饭，还在市场上买了一套行头——蓝色的制服和黄色军裤，以及一双布鞋和一只手拎包，换下了自己的黑色皮夹克、蓝色警裤和白色旅游鞋。

包里，装的就是他作案时带的“五四”式和“六四”式手枪，以及剩下的18发子弹。

中午11时，他搭上车，从朱泾镇前往枫泾，到站后午饭也没吃，就搭上了开往嘉兴的汽车。到嘉兴时已经是18日傍晚了，吃完粽子后，于双戈去寻找住宿的旅馆。当时住宿还需要工作证，于双戈将自己的名字做了些修改，成了“王双划”，拿着这个工作证，住进一家小旅馆。

第二天早上，他乘长途车从嘉兴到了海宁，投宿在朋友家里。他告诉朋友，自己要去宁波出差，但一不留神把介绍信落在家里了，请朋友帮忙弄一张空白介绍信。

当时消息还没传得这么快，朋友很快帮他搞来了一张海宁县丝绸公司的空白介绍信。于双戈填上了“杜卫国”一名，堂而皇之地用它坐火车去了杭州，当晚就到了宁波，住进“天一”旅馆303室。

服装换了，姓名改了，于双戈这才感觉自己逃出生天了，有种久违的轻松感。之所以选择宁波，是因为不久前，蒋佩玲带于双戈刚去过宁波的姑妈蒋阿香家。于是，于双戈谎称来宁波出差，顺便看望姑妈，受到了蒋阿香的热情接待。

23日4时35分，于双戈走出蒋阿香家，到附近的邮局打电话。没成想，几位警察一拥而上，将他双手反剪，拷上了手铐。于双戈没有反抗，耷拉下脑袋，束手就擒。

之所以可以“瓮中捉鳖”，是因为上海警方从蒋佩玲口中得知他们去过宁波，而对于双戈的逃跑轨迹，发现也与宁波吻合。于是迅速与宁波公安取得了联系，早早安排了便衣，日夜在蒋佩玲姑妈家门口蹲守，终于将其抓获。

11月24日下午2时10分，持枪杀人抢劫犯于双戈从宁波押回，关进了上海市第一看守所。

④

两场审判

对于双戈的第一次审讯持续了17个小时。这期间，于双戈神情紧张，他不时讨水喝，捋捋头发，按摩脸面，抽掉了三整包香烟，但对审讯员的提问，基本上有问必答。

12月5日，于双戈的审判日到了。媒体刊登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于双戈案的消息后，中午12时，福州路上已经聚集了大批群众。

于双戈被全副武装的法警押着，从法庭右侧一扇只容一人进出的小门里出来时，身穿藏青色囚棉衣，眼神惨淡绝望。

在最后的陈述中，于双戈自己分析了自己的犯罪原因：

“……我没有正确理解人生的价值，盲目地追求过分的金钱要求……不安心本职工作，一心想进行违法活动获取金钱。由于赌博、大肆挥霍而负债累累。当债主向我讨还时，我已无力偿还，就萌生了盗窃枪支去抢劫钱财的歹念，掉进了犯罪深渊……”

法院最终作出判决：以盗窃枪支弹药罪、抢劫罪判处于双戈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2月12日，于双戈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一周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徐根宝、蒋佩玲私藏枪支、弹药、包庇一案。此次庭审，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播出的庭审，上文提到过盛况，此处不再赘述。

当时，律师制度时间还不长，市民对律师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还不甚了解，许多人都认为律师只不过是“摆设”。蒋佩玲的辩护律师郑传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法庭辩论，这让市民眼前一亮，改变了原本的认知。

公诉人要求法庭对徐根宝、蒋佩玲依法予以严惩，因为他们明知于双戈是危害社会的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却出于江湖义气或愚昧的婚姻观，故意包庇。不仅没有向公安机关揭发，相反还多次隐瞒。

郑传本提到，起诉书中有一段关于“蒋佩玲被公安机关截获”的表述，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哪有在派出所门口被截获的道理？蒋佩玲想潜逃的话，也不会潜逃到住地派出所的门口，让你们截获。分明她是想去派出所自首，犹豫再三而没有勇气走进去罢了。”

听到这一辩护意见，旁听席上许多人会心地笑了。通过电视，律师在庭上敏捷的应变和机敏的谈吐，也尽收广大观众眼底，获得了市民的认可。

在最后陈述中，蒋佩玲则声泪俱下地说：“我从一个共青团员，变成了一个丧失了自由的罪人，追悔莫及。我受了戏曲中封建的‘好女不嫁二夫’的影响……在法律和感情的天平上，我只注重了感情。自以为我的感情是忠贞不渝的，但正是这种没有理智的情感，使我堕落成为一个罪犯。”

郑传本提出，蒋佩玲犯罪情节不严重，对这样一个“多情幼稚”的弱女子，应以挽救教育为目的，从轻处理。

徐根宝也走到话筒前，讲述自己的经历，他和于双戈是小学到中学的同窗好友，所以，双戈盗窃枪支弹药来找他后，他想的是“能包就包，能盖就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很后悔……要是我早点揭发，不至于有今天的结果。希望象我这样的人能吸取我的教训，要明白，包庇也是犯罪。”

徐根宝在淮海中路第二小学当公务员，1984年，他入了团，当上了学校后勤组的负责人。在工作之余，他拿到了高中文凭，业余还在攻读中等师范。他的家庭也很正派，父亲入党多年，是一个辛勤工作的老党员，哥哥是某单位的党支部书记。但徐根宝心里总觉得这种“正宗”吃不开，他欣赏“哥们义气”。所以每月工资70元的他，对自己很“抠门”，但对兄弟于双戈却很爽快。

在法庭上，徐根宝也曾大叫“冤枉”，强调“我再三关照于双戈，不要用枪杀人!”

但主审此案的市公安局预审二科科长郑志申反问他:“难道不正是你知情不报、帮助于窝藏枪弹、还资助他外逃，使得他得以实施犯罪计划么？你明明有检举立功的机会，自己却放弃了。”徐根宝无话可说。

最终法院作出宣判：以包庇罪判处徐根宝有期徒刑4年，以私藏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以包庇罪判处蒋佩玲有期徒刑3年。

⑤

孤儿、女主角和其他

悲剧发生后，那些被迫裹挟于其中的人生，各自有不同的走向。

受害者朱亚娣，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2岁。在媒体为数不多的报道中，能看出她性格开朗，聪明好学，在工作中也刻苦钻研，曾被推荐为金融业务技术能手、区工商银行金融红旗手，是虹口区银行中的业务佼佼者。

而她的生活非常坎坷，婚后怀孕5个月时，丈夫王建平因尿毒症住进了医院。朱亚娣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还要忙里忙外，每天到离家5公里的医院去照顾丈夫。由于过度劳累，导致孩子早产，但她硬是顶了过来。可1987年2月，丈夫还是不幸去世了，当时孩子王林（化名）仅18个月大。

单位为了照顾朱亚娣，11月份给她新增配了一间住房，16日上午，朱亚娣刚去房管所办理了住房手续，中午赶回储蓄所值班。新的生活即将开启，光明就在眼前，可半个小时后她却遇害了。

“妈妈呢？妈妈呢？”小王林整天在家里嚷嚷着要妈妈，“阿姨说，妈妈被坏人打死了。我要枪！给我‘太空枪’！我要乘车子（玩具警车）去捉坏人！用枪去打坏人！”

那把“太空枪”是朱亚娣三个星期前给他买的，也成了母亲最后的礼物。

1988年，上海市揭晓1987年家庭十大新闻人物，不仅有“世界名人”“海峡姻缘”“独腿中锋”等，三岁半的“社会的孩子”王林（化名）也是其中之一。

王林小时候，媒体在报道中提到最多的也是他“社会的孩子”这一面——社会的爱心捐赠，为他编织毛衣的师生、关爱孤儿的活动、疼爱他的老师和街坊……

在1998年一则关于刘长春老师的报道中，笔者找到了一点王林长大后的生活细节。

当年，王林的外祖父母为了和爷爷奶奶争抢抚养权、以及子虚乌有的“外国人赠送的钱财”，曾将他当作“人质”，在地下室藏了十来天，给王林的心灵留下了很大阴影，变得有些内向。

上小学时，不懂事的同学会对着王林喊：“你妈妈真没用，一枪就被打死了！”到了学写字时，他写的字很难辨认，有青年教师居然指责，“怎么你的字像枪毙鬼一样？！”

这些都让王林难过不已。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孤僻，学习成绩每况愈下……直到遇到刘长春老师，在她的悉心帮助下，王林的学习有了进步，性格也开朗了一些。

报道中提到，在与王林的接触中，刘长春发现，不管习题做对做错、上课听懂与否，孩子始终没有一丝笑容。一次补课时，王林情绪很低落，原来是因为要开家长会，一想起，“父母在哪呢?” 孩子就很伤心。刘长春鼓励他已经很了不起了，很坚强，还有独立的意志，“你的生活经历就是你的财富。现在好好学习，将来才能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

本案中关注度最高的人物，无疑是蒋佩玲。

在成为“新闻人物”之前，她生活得有滋有味，嗓音清丽的她，既擅长越剧、沪剧、京剧，又会唱流行歌曲，是厂里文艺舞台上的积极分子。

在狱中，她还加入了“新岸艺术团”，她的歌声常常让犯人们泪流不止。1988年，“新岸艺术团”在万体馆演出，现在网上还能看到视频片段，她手持话筒站在舞台上的样子，很像个明星，台风稳健，形象气质俱佳，有观众在台下大喊：“蒋佩玲，嫁给我！”

有记者在提篮桥监狱里见她时，曾问过她对“娶妻要娶蒋佩玲”这一说法的看法。她忍不住笑了，说：“我真搞不懂，我有什么好？没立场、包庇罪犯，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好处。何苦讨我这种吃官司的老婆呢？”

1990年，重返社会的蒋佩玲回到老单位——东海船厂，干起老本行——仓库保管员。那年她26岁，还年轻，听到“多灵”歌舞团要招收新演员时，就去面试了，她唱了一首龙飘飘的歌，一个星期后，收到了录取通知。

当时，“多灵”已经在上海有点名气，这是一个集体企业办的民间乐团，经常到外省市巡演，是上海艺术团体中脚头最勤的，因此也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蒋佩玲的第一次亮相，是在黄浦区体育馆的一个庆祝晚会上。观众席几乎爆满，大家知道她是谁，到处都是交头接耳的议论声。站在舞台上的蒋佩玲很紧张，不敢朝场子里多看一眼，她一口气唱了3首歌，唱完歌后后背已经湿透了。

乐团像“乌兰牧骑”一样，在山南海北巡回演出，蒋佩玲和负责道具、布景和音响的傅大哥走到了一起，她陪着开卡车的他翻山越岭，一路颠簸也不叫苦叫累。两人1993年结婚，隔年生下了女儿。

有媒体报道，1994年，上海某企业出资20万元，买断了电视剧《上海滩翡翠奇案》的版权，同时提出要求，由蒋佩玲出演该剧女主角，出资企业的总经理自己出任男主角。

案夜君没找到这个电视剧的相关信息，但在另一篇为癌症母亲捐款的报道中，有这样一句描述——

“曾因于双戈一案入过狱的蒋佩玲，目前正在主演电视剧《上海滩翡翠奇案》，她和男主角李斌各自捐出了稿酬2000元。”（笔者注：应该是片酬）

说明当时电视剧应该拍了，可能没有播出。毕竟，蒋佩玲的“名声”，完全是因为那桩大案而起的。提起蒋佩玲，人们就会想起于双戈，想起倒在血泊中的朱亚娣，还有年幼的王林；也会想起，蒋佩玲和徐根宝无视法律、包庇杀人犯的行为。

该企业邀请蒋佩玲来出演，也是为了博眼球。因为不光彩的经历成为知名人物，还上荧屏当女主角，无疑是种道德误导。

纵观此案，于双戈从一个老实的青年，成为可怖的凶手，是被什么“毁了”？说到底，还是一个“钱”字。阅历不深的青年们，心理上很容易出现消费期望过高和收入水平有限的冲突，一旦认为诚实劳动不如走偏门，就容易迷失在“金钱梦”中，铸成大错。

而蒋佩玲和徐根宝，毫无法制观念，因愚昧给自己留下洗刷不掉的案底。最无辜的朱亚娣一家，则只能接受一个既成的悲剧，王林的成长过程中，再怎么眺望，妈妈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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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案夜”

作者：Rick

微信编辑：佳思敏

校对：泰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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