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杀人》：未成年人的暴力犯罪何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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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如果你胆敢偷东西或勾搭附近的女孩，我定会给你颜色看。”

这是《他们何以杀人》里，犯罪学家朗尼·阿森斯关于童年对自己父亲的一段回忆。回顾过往一生，自己没有沦为暴力罪犯，而是成为了犯罪学家，阿森斯觉得这简直是人生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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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何以杀人》是关于阿森斯和他的犯罪学研究的一本书，作者是美国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获得者理查德·罗兹。

阿森斯是希腊裔美国人。他成为犯罪学家，并决定对暴力犯罪追根溯源，与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十八岁以前遭受过的暴力，可能比别人一生中见过的还多。

阿森斯的父亲性情极为暴戾，四五岁时阿森斯曾因拒绝让母亲洗头而被父亲把头按进马桶。父亲连按几次冲水，差点把阿森斯溺死。

吃尽父亲苦头的还有大阿森斯两岁的哥哥，父亲发起怒来会揪住两个儿子的头把他们的脑袋撞在一起，撞得满脸是血。母亲更是动辄被打得鼻青脸肿，甚至骨折住院。

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父亲的匕首，阿森斯会迅速冲到室外摸起砖头。十几岁时，有一天他在后院玩一把借来的弓箭，父亲走过去命令他收起，他却径直搭上箭拉开弓对准了父亲：“别再来惹我，别再对我动手，如果你敢碰我，我就杀了你。”

从那之后，父亲只敢对哥哥和母亲动手，不怎么碰他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阿森斯，在学校逐渐成了没人敢惹的孩子，他个子不高，却攻击性极强。

阿森斯后来发现，与他有过相近童年“教育”和经历的人不在少数，只是，在听到他们的故事时，他已是攻读犯罪学的研究生，而他们是监狱里的服刑的暴力罪犯，他在对他们进行访谈。

“我的父亲告诉我，如果你和什么人杠上的话，不要拔腿就跑，你要站在原地战斗。如果有什么事情值得为之战斗，那么也就值得杀掉某些人。”一个抢劫犯如是说。

“我的母亲教导我，当别人霸凌我欺负我的时候，要自己为自己出头。她说，你得为自己而战，不能指望别人。”这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囚，因杀人入狱。

“受到欺负一定要还手，如果拳头不管用，那什么管用就用什么，管它是石头、棒球棒还是枪。”另一个暴力罪犯说，他曾是个很乖的孩子，直到九岁那年，听到爷爷上述这番话后，他成了小霸王，在学校常常把同学打得满地找牙，并最终走向了监狱。

在整理分析了一百多个暴力罪犯的访谈后，阿森斯发现：将暴力犯罪付诸实施的人，总有些与暴力相关的背景经历，而且多与童年和家庭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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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能沦为罪犯”，到成为犯罪学家，阿森斯经历了什么，谁改变了他？

他的答案是学校。

高中时，阿森斯有一个不一样的朋友。那是一个在正常家庭长大的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孩子，他们常常一起放学回家。阿森斯知道，那同学体格有点弱，之所以愿意和他在一起，是为了免遭别人欺负。也是在那个同学母亲的帮助下，阿森斯申请了一所理工大学并幸运被录取。

大学使阿森斯远离了暴力的直接危险，他成了一个很优秀的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有“犯罪学”这样一门学科，他心下一动，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应该能有所作为——毕竟，遭受了那么多暴力，经历本身就是宝贵的研究资料。

本科毕业后，他就申请了犯罪学研究生，并开始走进监狱对暴力罪犯进行访谈。比起导致某个案件的事实背后的貌似最直接的理由，阿森斯更在意的是暴力的根源。他设法让访谈对象在放松警惕时打开心扉。

心理学家多认为，90%的杀人犯都是激情犯罪，犯罪者行动非常迅速，以至于理智和时间都无法支配。阿森斯却发现，暴力罪犯在决定采取暴力行为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谋杀从来不是无意识的，而是做了决定的。

阿森斯在研究中发现，每个人的情绪都有个隐秘的来源，关键时刻人的内心会有一番自白。而当一个人自白时，他并非只与自己对话，而是与一个“幻象社群”在互动，那是情感的主要源泉，也是决定行动的关键。这个“幻象社群”，就类似于我们平常说的交往圈子。

阿森斯最终得出结论：预防暴力犯罪的地方不是别处，是学校。立足防治功能，学校将有条件培育非暴力幻象社群，制止暴力幻象社群的滋长。

他的研究得到了该书作者罗兹的共鸣。罗兹关注暴力犯罪，也与自己的经历有关。在十到十二岁连续两年的时间里，他频频遭受继母殴打凌虐，几尽饿毙。成为作家后，他试图探究暴力的起因，寻求防止、减少暴力犯罪的途径。阿森斯和他的《暴力罪犯的诞生》由此进入罗兹的视野。

罗兹出版过一本关于自己经历的书——《黑洞》。这本书吸引了不少相近经历的人谈吐心声，他们都是从童年虐待中幸存下来的人，都有过被暴虐的经历，也都曾对别人暴力化，但是最终都没走向犯罪。他们认为将自己拯救出来的是适时的干预，学校和老师成了救生索。

03

在我正读着《他们为什么杀人》时，黑龙江巴彦县公安局通报了一起十四岁初中女生弑母案。

警方通报称，2021年3月12日，巴彦县公安局兴隆镇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刘某财报警，称其儿媳庄某在家中被杀。警方经工作确认，刘某某（庄某的女儿）有重大作案嫌疑。刘某某对与母亲发生矛盾将其杀害的事实供认不讳。

翻看当时留言，人们本能的反应是惊呼:“天啊，这么小的孩子咋会成了穷凶极恶的杀人犯，还是对自己最亲的人？！”汹涌的呼吁是严惩。一片喧哗中，也有些声音低沉却引人注目，“期待后续详情，希望能搞清楚是什么诱导女孩做出这样的举动。”——有人在寻根溯源。“希望国家能在未成年教育这一块抓紧，预防更多犯罪。”——有人寻求改变。这些声音，代表了若干人内心深处的焦虑和诉求。

这些年，未成年杀人案时有发生，每次都引起不小的震动，尤其当被害人正是未成年人的父母。这些年，严重犯罪者年龄也越趋低龄化，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国家不负众望，社会安定，法律先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20年12月26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12至14周岁未成年人故意杀人等犯罪要负刑责。

同日通过了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犯罪法，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预防犯罪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学校设心理健康老师，建立心理健康筛查和早期干预机制，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及时疏导；学校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将预防犯罪教育计划告知未成年学生父母，配合学校进行针对性预防；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和矫治……纵观《预防未成年犯罪法》，学校被当成预防未成年犯罪最重要的场所和力量。

04

回到《他们为什么杀人》，回到问题本身:暴力何以发生，对此我们能做什么？

根源在家庭。这已不单是阿森斯的犯罪学给出的答案，媒体早有报道，大多数暴力罪犯，是在家暴或畸形家庭教育中成长起来的。

根治要从源头做起。国家已为此付出很多，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减少和预防暴力犯罪这个问题上，“我们”其实都能为，也都该大有所为。

是时候了，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预防暴力犯罪，从“我”做起，从给孩子良好的家庭教育做起，从告别家暴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