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朝的故乡最开始只包括盛京
盛京
直到18世纪中期，吉林和黑龙江对朝廷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王朝或满洲人的故乡。只有两个地区拥有这样的意义：包括盛京和吉林部分地区的“大盛京”，还有就是满洲人为自己建构的神秘发源地长白山。在清朝统治时期，很多文献都将盛京和长白山称为 “根本之地”，后者还有一个单独的称呼“发祥之地”。人们在文本中提到“盛京”一词时，会与帝国法令一样抬格以示尊重。相反，吉林和黑龙江就没有这种荣誉。这两个地区的重要性在于“靠近”满洲故里，它们是盛京的“藩篱”。1729年，雍正帝为自己的政策辩护时提到黑龙江和吉林“与盛京相连”，后者才是有特殊意义的“我朝发祥之地”。18世纪中期，清廷在解释包括开垦拉林土地在内的政策时，也是以黑龙江地区并非“根本重地”为基础的。这一时期主要管理机构的变化带来了一个额外效应：人们越来越从边疆的角度考虑问题。
沈阳故宫
2“东三省”的说法开始出现并流行
只有在朝廷授予地方政府权力时，这些话语才开始转变。这一变化是分阶段出现的。例如在1741年，吉林将军哲库讷请求强化对盗采人参的处罚，以便保护“满洲根本”。此时他将整个吉林视为满洲故地。他认为对满洲地区最大的威胁是汉人流民。1762 年，乾隆帝通过报告获悉盗采人参是整个东三省的通病时，首次将这三个地区视为一个整体；他提出东三省原本乃是“风俗淳朴”之地。而变化似乎正在发生：满洲地区原本的特点就是封禁。
1800 年之后，将“东三省”和满洲故里等同的做法变得更常见，人们特别将其当作帝国政策的管辖区域（a jurisdiction for imperial policy）。1803 年，嘉庆帝宣布“东三省”是王朝的故乡，同时又明确地说乌拉“皆系满90洲”；于是他命令当地人打猎以保持旧俗。在位期间，他多次将故乡和东三省视作一体，后继的道光帝也是如此。
有很多案例显示，皇帝不过是在模仿地方将军们的用词。吉林将军富俊屡次利用吉林是“王朝故里” 的理念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例如他在1816年将盛京和吉林称为“满洲故里”，强调这两个地区因具有“淳风”而与众不同。1821年，道光帝说吉林是“我朝根本重地”，而盛京、宁古塔与此相同。类似说法流传颇广。因治国才能广受赞誉的作家魏源（1794 年—1857 年）在《圣武记》（1842 年）这本有关清早期历史的标准史书中，将东三省视为“满洲根本重地”， 并反复提及。通过《圣武记》等文献，这种帝国与学者共享的观念在19世纪广泛流行，它出现在很多官方文献汇编、地方志、游记和史书中。
3背后的人口与资源管理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新论述体系在19世纪的传播与蚌、人参的危机并行，而且反映了朝廷对汉人流民的关注、对满人汉化和沙俄扩张主义的焦虑。《清实录》中第一次将“东三省”和“满洲故地”联系在一起的记载可追溯至1777年，是关于当地汉人移民问题的。实际上，1800年之后，这种反复出现的论述在阐明控制灾民流入东北的政策时变得越来越常见。
而在其他方面，此种说法与涉及资源管理的问题密不可分。最早对保护吉林“淳朴”旧俗的呼吁就与对盗采人参的焦虑有关。对满洲故地以及自然物产的担心互相关联；帝国用一个方法对付两个问题。这些担心围绕着某些常见问题：腐败的官员、庸碌的旗人、盗采者。它们也引发人们对过往的一种特殊认知：满洲人起源于满洲地区，而不是那里的占领者；盗采是不正常的新生事物；满洲地区曾经是“淳朴”的。简单地说，在贸易繁荣时期，当珍珠和人参最初在这片土地上消失时，“淳朴”的满洲地区和满洲人的王国方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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