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的中国》：了解《国歌》背后的故事，体会国歌真实的情感

艺术总是来源于现实，在动荡的年代、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总是能诞生出一批批震撼人心的作品。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启蒙的新思潮逐渐深入人心，而在文艺领域，艺术作品也多点开花，不论是小说、戏剧还是音乐、绘画都展现出了困境中的奋发、彰显出了民族的觉醒。

《故事里的中国》第二季第八期就将目光投向了“国歌的诞生”。从电影《风云儿女》到吴子牛拍摄《国歌》，当现实中的人物通过艺术化的手法被重新演绎时，我们更能直观的感受到人物内心情感的迸发，也能对那段艰难的岁月更加感同身受。

从1949年开国大典，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到之后的每一天，国歌与国旗都会在亿万中国人民的见证下迎接晨曦。

时至今日，国歌已经浸润到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它承载着这个国家和民族不朽的精神价值，同时也见证着中华民族迈向新征程中的日新月异。

1、国歌背后的故事

在节目一开始，主持人撒贝宁就邀请了电影《国歌》的导演吴子牛先生来到了节目现场。通过吴子牛先生的讲述，通过电影中的一些场景，观众更直接地体会到了“国歌”诞生的大背景。

身在上海的左翼领袖田汉先生在经历了东北沦陷后深刻地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

火车过了山海关后开不进东北，曾经沃野千里的大片黑土地竟然被竖起了“伪满洲国”的界碑。

几百年来巍峨雄壮、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山海关已经保护不了支离破碎的旧中国，曾经繁荣强盛的中国已经像东北抗联在雪中散落的那面国旗一样，千疮百孔、鲜血淋漓。

这些都是电影《国歌》中的意象和镜头语言，吴子牛导演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为引子，用影视化的手法展现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在生死边缘的重要关头时，这个国家的人民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呐喊和吼声。

也正是这种绝境中的反击，才能唤醒人民心底的热血，激发出足以改天换地的力量。

之后，撒贝宁又请到了《义勇军进行曲》第一版录制时录音师司徒慧敏的女儿司徒恩湄，词作者田汉的孙子欧阳维，曲作者聂耳的外孙青山来到了现场，从一个更具生活化的角度，对“国歌”的诞生进行了一番解读。

1931年，33岁的田汉先生和19岁的聂耳先生在明月歌剧社相识。两人对音乐理想的追求、对当下苦难的共情超越了年龄的限制，使得他们二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作为上海左翼领袖之一的田汉先生早已因戏剧内容激进、具有煽动性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但是当一·二八事变，日军入侵上海之时，田汉望着头顶日军的轰炸机还是下定决心要写一部抗日救亡的剧本。

《风云儿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在剧本的最后一页，田汉先生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版歌词。可遗憾的是，《风云儿女》还未上映，《义勇军进行曲》还未传唱，田汉先生就被投入了监狱。

此时这首歌的歌词才刚刚定下，还没有曲调，与田汉合作默契的聂耳接过了这首歌的谱曲任务。他将这首歌当成了两人送给苦难的旧中国的一把利剑，聂耳以为这可能是好友人生中的最后一支歌。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首歌确实成为了绝唱，但却是聂耳的绝唱。

通过先贤后人的讲述，我们更能体会到那个时代的人们活泼泼的生命力，即使身处荆棘之中，但他们对理想坚定，对未来充满希望，更可贵的是，他们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2、戏剧舞台上的“国歌”

为了从多角度重现国歌的诞生，导演田沁鑫和一众演员们对舞台进行了更多元化的设计。

从田汉与聂耳的相识，到两人在戏剧社的互动，再到国歌的诞生，我们能从不同的角色定位中去了解田汉和聂耳，也能透过不同人物的视角去体会“义勇军进行曲”所特有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14岁的年龄差让聂耳和田汉身上体现出了不同的人物性格。王源饰演的聂耳无论是从学识背景还是年龄上都和聂耳先生本人有些相似，而王洛勇老师则更能表现出田汉先生的儒雅、随和和坚毅。

在表演的过程中，总导演田沁鑫采用了“跨时空式”的舞台设计，通过田汉与聂耳两人合作的深入，向观众展现了一位优秀的左翼文学领袖是如何启迪民智，如何引导后辈。

田汉、聂耳、戏剧社的学生三方构成了一个逐级发展的群体。已经觉醒的田汉用他春风化雨般的关怀，在乱世中给予了一众爱国青年一个避风港，让他们能在戏剧社中自由地发表意见，自由地憧憬梦想。

而年纪尚小的聂耳则兼具启迪者与被启迪者两重身份。在云南时，聂耳已经初具革命者的品性，而来到上海之后的聂耳则在经历了更多事情后，思想上有了一个质的升华。

他能敏锐地捕捉到劳苦大众真正需要什么，中国人民现在最需要什么。因此在叩问自己“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后，聂耳能坚定地回答“它是代表着大众在呐喊”。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戏剧社的学生们则是正在觉醒的人。他们渴望冲破旧社会的藩篱，但由于社会阅历不够，他们还难以对社会、对人民产生强烈的共情。

在舞台表演部分，学生们在排练戏剧时始终难以把握剧中人物的情感，东三省沦陷已经是事实，但并非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体会到这种切肤之痛。这种耻辱与悲怆可能仅仅流于表层，难以深入骨髓。

而当从东北逃亡出来的学生杨靖山和尹雪珍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时，在场的学生无不动容，也终于明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真正含义。

革命者认为，文学艺术是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良人生的工具。只有文学艺术真正走进社会现实，真正走向民间，以苦难者的遭遇为蓝本，才能创作出时代的悲歌，民族的史诗。

之后，在呈现国歌创作过程时，田沁鑫将词曲的创作放在了同一个时空进行。

这多少弥补了田汉和聂耳先生两人的遗憾，也更能展现出国歌超越时空的斗志和生命力。

在不同环境中填词作曲的两人，不停地追问、不停地修改。我们能感受到两位艺术家生命的燃烧，这种亢奋的精神、这种对现实的痛斥、对崛起的渴望，深深地印刻在了每一个观众心中，也最终完整地体现在了戏剧社学生的表演之中，而这同样也是一种传承。

3、《义勇军进行曲》在今天

在舞台表演时，王源饰演的聂耳先生在参加完戏剧社活动后曾对田汉先生说：“像是生命的燃烧，然后再痛快地死掉，值得，值得”。

虽然不知道这是否是聂耳先生说过的原话，但一语成谶，聂耳先生的生命永远地停留在了23岁。

他在日本冰冷的海水中沉沦，没有等到与田汉先生的重逢，也没有看到共和国的诞生。

田汉先生出狱后，先是听到聂耳不幸身故的消息，接着便知道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全国传唱。悲喜两重天，聂耳先生的一生却是为艺术燃烧、为国家燃烧，值得、值得。

据田汉先生的孙子欧阳维回忆，田汉出狱后曾为聂耳写下一首悼亡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正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终与吾民诉不平”。这首悼亡诗写尽了田汉对聂耳英年早逝的惋惜，也表达了田汉痛失战友的悲痛。

革命者从来不畏惧死亡，但革命者总是侠骨柔情，希望所有同胞都能看到初升的朝阳。

但田汉先生又何其有幸，作为一名戏剧家、词作家，他写出了传世的经典，而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也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听到自己的歌在新中国奏响，看到儿子作为一名战士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一门忠烈皆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挥洒过汗水和泪水，而开国大典上父子的同台，则恰恰表明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和灵魂。

在节目的最后，司徒恩湄、欧阳维、和青山与开国大典上军乐团的小号手汪奇老先生一起唱响了国歌。

随着熟悉的小号声响起，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段峥嵘岁月，又看到了那些可亲可敬的革命先烈。

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或许生长于和平年代的我们难以完全体会到战争年代先辈情愿牺牲一切也要建立新中国的决心，但当我们日渐长大，当我们遭遇挫折、不公之时，却总能从这首歌中汲取到源源不断的力量，而这正是优秀艺术作品的价值——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岁月的洗礼，且永远历久弥新。

最近，东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每当看到五星红旗飘扬，每当听到国歌奏响，不论是运动员还是电视机前的我们总会热泪盈眶。为抗日而作的“义勇军进行曲”飘扬在东京上空，绝对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这是告诉所有中国人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也是告诉世界，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东方雄狮已经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