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甬坚 | 《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谭其骧先生的品质

作者简介：

侯甬坚，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学术兼职为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历史地理研究》、《中国人文田野》、《西部史学》、《生态史研究》期刊/集刊编委等。

1954年秋，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间与吴晗谈到应组织人把《资治通鉴》整理一个标点本出来，还谈到应该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作读《资治通鉴》时查阅历史地名之用。会后吴晗找到范文澜、尹达等商议，地图从改绘清人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做起，请复旦大学谭其骧来北京主持这一工作，并制定了初步的计划。吴晗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给吴晗写了回信，表示同意他的计划。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吴晗立即邀集中国科学院第一历史研究所、第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出版总局、高等教育部、地图出版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和专家商议，于当年11月2日成立了“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编‘杨图’委员会”，后一项工作，经吴晗推荐，委员会一致同意请谭其骧进京主持，责成高等教育部向复旦大学借调，时间暂定一年。[1]

谭其骧先生其时在复旦大学，得到陈望道校长的通知后，既感兴奋又觉突然，考虑到赴京工作后的时间安排及资料提供，相当操心。[2] 1955年2月11日（乙未年正月十九，周五），谭其骧启程去北京，次日到达，这预示着绘图工作将要开始。谭先生时年44岁，有子女四人（二男二女），自己一出差，孩子就全由夫人照看。

据谭先生《京华日记》，2月17日（周四），在“科学院，开标点《通鉴》改绘杨图会，我所提的意见未经仔细讨论，一切需俟实际工作中决定矣” [3]。到北京六天后的第一次会议上，谭先生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会上并没有进行深入讨论。谭先生很快明白了其中的情形——“一切需俟实际工作中决定”，这预示着该项工作将会进入一个摇摆不定，或是遥遥无期的茫然状态之中。日记3月7日有载，“开始撰杨图各朝年代说明”[4] ，说明谭先生彼时已开始做实际工作了。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所著《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以两章的篇幅，即“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之上下，详细叙述了传主谭先生在其中的亲身经历。阅读下来，留给笔者最深印象的往事有三件。

谭其骧先生为在京绘图事不得不袒露心扉（1956年3月18日信函）

上述1955年2月12日，谭先生只身到达北京，先住地图出版社，4月迁至科学院历史二所宿舍，每天在京忙于改绘图工作及各项事务，此次在京一直住到1956年8月18日，为时一年有半。回上海近两个月，10月12日又返回北京。

其实，到1956年2月，暂定一年的借调时间就到了。当时，复旦大学和家里都要谭先生回到上海，而科学院方面因改绘图工作紧急则希望挽留住谭先生，在北京继续作图。属于公家之间的交涉都做了，“杨图”委员会还希望谭先生给学校写封信，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据谭先生日记，3月21日，委员会“决定由余去函复旦洽商”；3月22日，“起草致学校信函”；3月30日，“今日自早至晚，竟日作致复旦谈返校问题书。夜十二时始成”[5] 。这封信落款为3月18日，葛剑雄解释这应该是谭其骧开始写信的时间，此解释相当合理[6]。谭先生在信函中首先强调了“现在的问题只是如何把这项必须完成亟待完成的绘图工作继续下去”[7] ，然后分述此项工作在京沪两地展开情形之不同（表1）。

表1　1956年谭其骧分述京沪两地绘图的情形差异

事实上，在上海复旦校园工作的一个相当要紧的理由，就是可以照顾家庭，可是在这封信里谭先生只字未提。为了继续在北京作图，他还不惜翻出旧账，讲述1951年出版总署约自己编绘中国历代疆域图的事情，当时学校“没有同意，结果顾了教学顾不了绘图，拖了一年多所成无几，完工遥遥无期，被迫停止”。信的末了，他说到此次绘图的价值和责任，在于“比较详细的历史地图的出版实为多年来学术界所迫切需求，如果再过三两年还搞不出来，岂特主持此项工作的几位同志无法向上交账，恐怕也很难得到学术界大众的谅解”[8]。就是这样，一封号称极为“难写”书信（内容如上），让谭先生采用实事求是的方式完成了，在展现其工作责任感的同时，他也向学校等方面诉说了自己的学术追求和理想。

谭先生不以主编，而是以一名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绘图工作

到了1957年年初，在北京编图又进行了一年后，鉴于编绘地图工作量浩大，旷日持久，加上复旦大学和家里的再次催促，1月12日，谭先生终于离开北京，于次日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的支持下，为全力推进绘图工作，1959年在历史系成立历史地理研究室。可是，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谭先生在校园里一一经历，很难安心定神地从事自己心仪的绘图工作。当时校园停课，人人参加运动，绘图工作一度中止。1969年5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鉴于绘图工作是毛主席交办的事项，曾安排把这一工作恢复起来，但强调：“现在不是主编负责制，而是民主集中制，但该看的也要看。”（这是对谭先生来说的）[9] 谭先生的工作情形，可参见1969年的两则日记:

6月21日 ……下午全室大会，讨论以后工作，开展大批判，批谭过去一套，讨论编例应与大批判结合，有纯业务倾向。下星期六批判清图体例及目前在工作中谭的表现，旧明图编例留下供大家参考，做批判用。至五点。[10]

12月12日 早天天读集中批余前日发言，改造不自觉，以“忘记了”为翘尾巴，谈及重复劳动、改变计划为挑衅，不是执行反动科研路线，而是初则独霸，继则拒绝青年参加，引诱青年走白专道路，排挤青年，拉牛鬼蛇神，最后怠工，又批“不重视”。[11]

一方面，“文革”期间谭先生为各种政治活动所累，对于逼近自己的运动已噤若寒蝉；另一方面，绘图工作已进行十多年，虽然为运动所冲击，但在谭先生的日常工作生活里，却是无法放下。他借一个机会谈到自己：“这些年我也够辛苦的了，可以说是复旦所有教授中最辛苦的一个，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每天三班时间都泡在这上面。我希望将来还能继续让我画，能够搞出一个结果来。”[12]他还说：“今后如果让我继续画历史地图的话，最好有人帮助出主意、定方针，让我在下面干些具体工作。”[13]因为历次运动动辄让谭先生自我检查、写材料、受审查、接受批判，他已经非常害怕了，复旦的工宣队也批判他“怕”字当头的想法，却不知道这“业务挂帅”与“政治挂帅”是无法统一协调到一起的。此时的谭先生已经不做主编了，别人对他也就少了许多尊重。但所谓“该看的也要看”，是说绘图到最后还是需要谭先生把关，“并希望他如果认为自己意见是正确的，应该坚持”，对此谭先生表示“心里却是很怕”，因为指出别人的错，别人就会不开心，说不定还会引起其他风波。这一时期，谭先生采用自己习惯的方式，两次抓住《文汇报》记者采访的机会，谈出自己的想法和处境，留下笔录，不能不说是对这段历史负责任的做法。

在1973年1月10日的一次协作会议上，谭其骧先生还谈道：“这次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讨论决定我们下一阶段的战略战术，以求达到最后的胜利，达到正式出版的水平，出版后要能让毛主席老人家看了满意。”[14]这是谭先生当时的心情流露，即使在极为困难的境遇中，他仍能够忍辱负重，凡事总是以工作为重，为工作着想，见解又最具水平，所以，作图的实际工作中还是不可能离开他的。

1986年，谭先生为台湾和南海的画法坚持主编立场

在197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发行本问世、1982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开本前几册发行后，第七、八册的修改过程中，有关台湾岛和南海的画法曾出现不同的意见，甚至产生激烈的争论。因为兹事体大，谭其骧先生写了材料，准备向中央汇报。这是一个令人心焦如焚的时刻：

……有人问他：“要是中央不明确表态怎么办?”他说:“那我只有在第八册的后记中写明，此图集所有的点、线都有史料根据，唯有第七、第八册中台湾和南海的画法是根据某部门的指示。”“如果办不到，最低限度也要在第七、第八册上取消谭其骧的主编字样。”他表示，主编可以不当，图可以不出，但历史事实不能歪曲。[15]

谭其骧表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修改方案就是要讲历史事实，讲实事求是。[16] 实际上，这符合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修改内部本的工作原则，当时所定第一条修改原则就是:“这次修改工作，一定要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严格按照历史事实。”[17] 可见，当时谭先生坚持自己想法的底气，是来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宏伟事业的时代潮流。

另外，谭先生善于坚持自己想法的底气，是来自长期从事历史学研究中形成的自我认知。从《谭其骧年谱》得知，高中之后，谭先生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国立暨南大学中文系（校址在上海真如）。1928年，暨南大学秋季开学，谭先生即转入外文系，两周后转入历史社会学系，主修历史学，兼修社会学。此时的谭先生，经过一年的学习，感觉自己的形象思维能力有限，却长于逻辑推理，判断自己搞文学创作未必会有成绩，研究历史倒相当合适。[18] 这就是谭先生学习史学、练习考据学、阅读古籍的开端。

1930年秋，谭其骧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做了顾颉刚先生的研究生。次年秋季开学，顾先生讲授“尚书研究”课程，讲义里主张《尚书·尧典》所记虞舜时的“肇十有二州”，是袭自汉武帝时的制度。谭其骧觉得应该是东汉的制度，在向顾先生口头表达以后，“先生当即要我把看法写成文字”。谭先生后来说：“我本来只想口头说说算了，由于他提出了这一要求，迫使我不得不又查阅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书的有关篇章。结果益发增强了对自己看法的信心。就把这些看法写成一封信交给了顾先生。” [19]这就是顾、谭师生讨论两汉州制问题的开始，随后的进展如下。

第一封信及其回应：1931年10月2日（星期五）晚，谭其骧书写，称作“甲、谭其骧与顾颉刚书”。当日，顾颉刚日记：“修改所草《尧典》讲义。抄其骧来书二千余言。”“草《答其骧论汉武帝十三州书》，得千八百言，不惬意。”次日（3号），又记“重草《答谭其骧君书》，得四千五百言，毕，甚快。（久不作论学之文矣，今日奋笔而下，几有脑充血之感。）”

第二封信及其回应：1931年10月9日（星期五），谭其骧书写，称作“乙、谭其骧再与顾颉刚书”。当日，顾颉刚日记“看其骧来信。……其骧熟于史事，予自顾不如。这次争论，汉武十三部问题，予当屈服矣”。10月24日（星期六），顾颉刚日记：“作《再答谭其骧书》，论汉代十三州事，得三千言，毕。” [20]

当年年底，谭其骧通过答辩毕业，被推荐至国立北平图书馆任馆员，负责编馆藏方志目录，并开始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论文。1934年秋季，顾先生准备赴苏州奔丧时，特意作一信函，为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听课的学生推荐谭其骧先生。函曰：“本年续开之‘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一课，已请谭季龙先生代理。谭先生为专研沿革地理之学者，刚所久钦。其所述作，精严简当，谅诸同学在《禹贡半月刊》及《史学年报》《燕京学报》上已经读得，有此同感。” [21]言辞之间，得见顾先生对于谭其骧先生的器重。

时隔近50年之后，谭先生还说出了当年那次讨论对于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意义：

通过这场讨论，使我这个青年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又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这对于我后来能够在大学里当一名还算称职的教师，在学术上多少能够取得一些成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22]

这一种能力，实际上是受谭先生习用沿革地理考据学思维长期熏陶的结果。因为欲对史实做出准确或正确的梳理及判断，就必须寻找、考订和尊重真实可靠的史实，坚持住这一点，不仅可以了解历史的真相，而且还可以做出对于历史问题的通解。1947年，谭先生有机会在《浙大校刊》上发表《近代杭州的学风》一文，更将实事求是的根源做了一番通透敞亮的解说：

求是即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明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

学术的趋向可变，求是精神不可变。[23]

1997年，“《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之《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出版，作者葛剑雄先生特意将上述话语置放在作者肖像后一页上（出版社还按此做成书签赠与购书人），使这段话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传。

回想1951年，新中国出版总署邀约谭其骧先生编绘《中国历代疆域图》，因学校教学诸事缠身而未能做下去，值1954年谭先生又获得了前往北京出任中国历史地图主编之请，葛剑雄先生誉此为“一个千年难逢的时机”[24] ，从那时到197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发行本的问世、1982年暨1987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开本的出版，谭先生和他的合作者、支持者又经历过多少艰难的岁月。到了1981年，国家决定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指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主办单位，次年成立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提名谭其骧先生为总编纂。[25] 谭先生时年71岁，不少友人都劝他不要再承担这样大的集体项目，他对自己的弟子说：“现在大家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评价这么高，老实说这是因为以前没有。但这毕竟只有疆域政区，称‘历史地图集’是名不副实的，只有《国家历史地图集》搞出来了才能算数。这件事情完成了，我这一辈子也就不白活了。”这位弟子就是葛剑雄，后来在《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中，葛先生专门写下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编绘《国家历史地图集》”一节，在这一节的后面，葛剑雄先生写道：

我深知，他把编绘出一本足以反映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世界第一流的巨型地图集当作他一生的最终追求，作为他对祖国、对学术的最后奉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切困难和个人的利益早已置之度外了。[26]

此处所言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毫无疑问是整个历史地理学界的科研目标所在，每一位研究者对此均有贡献，方才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类似图书的编纂形成。而在这样的科研目标追求之中，谭先生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学术榜样，其光辉品质亦是大家获取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

（作者附言： 本文的构思和撰写，甚为依赖葛剑雄先生所著《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文中引用之处甚多，在此谨向葛先生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谢之意。）

注释

[1] 葛剑雄: 《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3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208、213—214页。

[2] 葛剑雄: 《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3册,第214—215页。

[3] 谭其骧著,葛剑雄编: 《谭其骧日记·京华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4] 谭其骧著,葛剑雄编: 《谭其骧日记·京华日记》,第26页。

[5] 谭其骧著,葛剑雄编: 《谭其骧日记·京华日记》,第76—77页。

[6] 故此,这封信可以称之为“1956年3月18日谭其骧信函”。在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第254—255页处尚无这封信的内容,至201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修订版)第222—224页,作者葛剑雄先生已插入了这封信的全文。

[7] 葛剑雄: 《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3册,第222页。

[8] 葛剑雄: 《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3册,第224页。

[9] 葛剑雄: 《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3册,第389页。

[10] 谭其骧著,葛剑雄编: 《谭其骧日记·京华日记》,第186页。

[11] 谭其骧著,葛剑雄编: 《谭其骧日记·京华日记》,第200页。

[12] 葛剑雄: 《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3册,第385页。

[13] 葛剑雄: 《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3册,第386页。

[14] 葛剑雄: 《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3册,第418页。

[15] 葛剑雄: 《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3册,第469页。

[16] 葛剑雄: 《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3册,第470页。

[17] 葛剑雄: 《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3册,第447页。

[18] 葛剑雄: 《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3册,第18、605页。

[19] 谭其骧: 《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书后》,《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20] 以上叙述,参见顾颉刚、谭其骧: 《讨论两汉州制致顾颉刚先生书》,谭其骧: 《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3页;谭其骧: 《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书后》,《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还收录于《顾颉刚日记》第2卷,《顾颉刚全集》第45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69—575页。

[21] 顾颉刚: 《致两校选课同学(1934年9月25日)》,《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顾颉刚全集》第41册,第20页。

[22] 顾颉刚、谭其骧: 《讨论两汉州制致顾颉刚先生书》,谭其骧: 《长水集(上)》,第22—43页。

[23] 谭其骧: 《近代杭州的学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47年复刊第149、150期,第6—8页。收入葛剑雄编: 《谭其骧全集》第2集,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84—590页。

[24] 葛剑雄: 《悠悠长水: 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3册,第213页。

[25] 国家地图集编纂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6] 葛剑雄: 《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信息来源

《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2期，第5-10页，转自历史地理研究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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