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任大刚
截至北京时间7月26日收盘，美股好未来（学而思）的股价已经跌到每股4.4美元，与它在2月26日最高时每股收盘价77.54美元相比，已经跌去近95%的市值。
新东方的情形也差不多。据悉，面对政策变化，有人建议新东方转型做托儿所，当时俞敏洪在内部会议上都落了泪。
短短数月，一场富贵，烟消云散。
我的孩子购买的学而思课程还没上完，也有亲戚的孩子在学而思做英语老师，这个跌法，不仅相关持股人的财富化为灰烬，它的客户如我等成千上万的家庭，也须调整孩子的学习计划，至于为其服务的数万员工，想必都在思考未来的日子，该何去何从。
▲美股好未来等教育股近期均遭暴跌（图/网络）
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个体的命运在车轮下瞬间化为齑粉。这个说法十分史实，十分抒情，但抒情的话几乎都是废话。
在或庞大或微末的个体死亡来临之际，《百年孤独》那句著名的开头简直是百搭——“许多年以后，面对股价暴跌，好未来创始人张邦鑫一定会想起和同学一起外出联系家教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谁曾想到，如今产值上万亿的教培市场，会起源于那一个一个卑微的街头小桌子。
01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学，与上一个十年的最大不同，是市场意识和挣钱意识明显觉醒。
校园海报栏里还有谈论文学和哲学等学术讲座，但各种推销、展销和家教的势力越发迅猛，甚至贴出去不久的学术海报，不久之后就被挣钱的海报覆盖了，须得专人维护才占有一席之地。
我是组织哲学讲座的行家里手，一到暑假如果不及时回家，留在学校里自然也不会放弃一些挣钱的机会。
我看重的是家教行业。
学校里做家教，有两个细分领域，一个是直接上门到学生家里授课，一个是做家教信息收集。
前一个行当，先说价格，教小学生每小时15元左右，初高中每小时在25元左右。补习的课程，主要集中在数理化和英语，语文少一些，历史地理极少，没有见过需要补习政治的客户，后来大行于世的音体美此时还不见踪影，什么思维课、奥数课、国学课闻所未闻，“幼教”这个词还没有诞生。
我并不适合当一名家教老师，虽然我的小学语文和数学课程功底不错，但在家长看来，你学的哲学专业并不对口，即便说动家长接纳我，在价格上必定要打折扣。虽然刚上大学，初高中的功课仍然保持着元气，没啥问题，但保不准遇到一两道难题，解不出来必定丢脸，所以，机会还是留给了数理化和中文英语专业的校友们吧。
我能干的就只剩下家教信息收集。
▲2005年，江西景德镇一些暑期家教生在路边举牌等待（图/视觉中国）
家教信息搜集的活，主要在暑假，这个时候干这种活，简直是重体力劳动，上海每年的七八月，堪称魔鬼天气，酷热难当，幸苦程度不亚于当码头搬运工。
只要不下雨，上午十点，我和旅游系的朋友、重庆人周廷洋便顶着烈日，一辆自行车上驮着一张小桌子，一辆自行车上驮着一面小黑板，在学校附近两三公里范围内的路口边、公园小区门口、大商场旁摆好小桌子，桌子前面放好小黑板，上面大书四个字：联系家教。还有几行小字：授课教师来源、学科、价格范围等等。
就这样我们开始摆摊干活。
来问询的多半是中年妇女。有的漫不经心，有的问得很仔细，有的问一两句便扭头走了。
每一个来问询的都是我们的潜在客户，必须把握好机会。她们的发问，通常先从“你是哪所学校的”开始，理直气壮地答复是“师范大学”的，客户居高临下的姿态顿时就矮了一半，于是进入具体商谈的环节。
绝大多数家长对要不要请个大学生来家教，是犹豫的。第一，他们不知道教学效果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也就是对来教的大学生的教学水平，心存疑虑；第二，对孩子愿不愿意接受，能达到什么水平，也没有把握；第三，有的对价格也比较敏感。
我们主要针对这三个问题展开吹嘘，并一边记录家长们的重要诉求，有的家长很爽快，说了几句就留下家庭地址和电话；有的经过反复游说，勉强留下联系方式；有的说了半天，还是拿不定主意，托辞还要回去商量一下，走了。
每一天的成效大小不一，有时候只能成一两单，多半时候就三四单，有一次有个上海本地姓范的姑娘帮助我们游说，竟然达到10多单，这就很了不起了。
下午收摊后，马上要返回学校，张贴家教需求海报。
吃完晚饭，等在寝室里，陆陆续续有同学上门询问，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代表家长做一些面试，比如学科是否匹配，表达能力如何，觉得适合，就一手交钱，一手给出家长的联系方式，自行上门，接受家长和学生的考核，通过了才最终成交。
我们的收费标准，一般是小学40元左右，初高中60元左右，数理化英语要高些，语文要少些。如果这名大学生跟家长没有谈拢，记得还要退一部分钱，这种情况很少。有一次，一名少数民族女大学生（我至今还记得她四个字的名字）跟家长没有谈拢，我们是全额退了款的。
▲图/图虫创意
在当时，这就是依附于大学校园的不起眼的勤工俭学，学校的学生工作处也设有这个业务，一些家长找到他们，他们便把这种工作机会介绍给本校学生赚点生活费，他们自己也收取一些费用。没有哪个社会上的生意人看得上这个很low的行当。
02
说起来，家长们也是漫不经心的。
他们绝大多数并没有太高的文化，没有太多的远大规划，他们觉得，孩子考不上公办高中，可以去复读，也可以去上民办高中，也可以去上职高，甚至也可以去就业了；考不上大学，可以复读，也可以将来边工作边深造考文凭，反正都是命运的安排。所以做家长的没有那么多焦虑，孩子未成年时，有那么多自由选择；孩子成年了，也不是只有一座独木桥。
事后想起来，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我们曾经担任过万亿级教培产业的鼻祖。只不过，我们完全不知道业余时间干的事情跟我们的未来有什么关系，错过了什么。
我们完全没有留心到教育政策在变化：比如初中毕业了，原来是意味着义务教育结束了，也就被义务教育“除名”了，就不能再去复读初中考高中了，原本宽阔的道路只剩下一条。
你考不上普通高中，要么十五六岁走向社会，要么去学风不良的职校学一门技术，而这样的人要占一半左右。家长们骤然之间焦虑陡升，小学和初中补课热情高涨，甚至延伸到幼儿园，由此带来巨大商机。
我们不知道，借着教育政策的变化，不良教育专家们会造出神句“千万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刺激幼童家长，通吃幼小初，让家长们掏钱更加疯狂。
我们也不知道，中国经济在2001年入世后，扩张的速度让全世界瞠目结舌，腰包迅速膨胀的中产阶级家长们太珍惜这样的好日子了，他们太希望下一代能够延续和复制这种貌似由教育带来的成功，于是在子女教育上不惜一掷千金，投入巨万。
▲图/图虫创意
事后想想，如果再晚几年上大学，面对着围得水泄不通的家长们，我跟周廷洋兴许会想到改变我们的盈利模式和商业模式，兴许会有另一个学而思横空出世。
然而一切都是假说，我们与亿万富翁擦肩而过。
暑假结束，一切复归正常的校园生活，我梦想着做一名学者，周廷洋梦想着组织一次从上海到北京的骑行，一切其他的可能，烟消云散。
最终，实现的梦想也将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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