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八经之听法》第四十七章 任官功
红林悟道《韩非子-八经之听法》上一章韩非子给我们讲了“君主息法，官吏富重”。君主昏暗带头不守法，官吏权势做大，俸重征多，富可敌国。正是君主不依法治国，政事混乱，才为贪官提供了贪腐的温床。干净整洁阳光常照的地方不滋生霉菌，法治常在依法办事的部门不滋生腐败。
我们常说制度是正确的，程度是正义的，一切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办理，就不会出问题更不会出腐败。韩非子《听言》开篇就讲实事“官之重也，毋法也”官吏权势做大，是因为没有法律的规范与制约，为什么没有法律，是因为“法之息也，上暗也” 君主的昏庸无道将法律息灭荒废了，君主将最好的治国之器束之高阁，弃之不用。
韩非子一直倡导依法治国要从上而下，从君主开始，君主既是依法治国策略的领导者，同样也是践行者，更是第一个主动接受国家律法规范与约束的人。为君之道的“道”首先是天地运行之道，其次是人类社会发展之道，最后才是维持与维护国家运转与社会发展的国家律法。如果君主没有这样的认识，还是我行我素，自然是“息法乱功”。
韩非子在说明“息法乱功”的过程中也说出了一个千年不变的劣政行为，就是“征多”，表面意思是就多征税赋，这是几千年来的顽疾。《礼记·檀弓下》中说“苛政猛于虎”，意思是说春秋时期，朝廷政令残酷，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老百姓生活极其贫困，有些人没有办法，只好举家逃离，到深山老林、荒野沼泽去住，那里虽同样缺吃少穿，可是“天高皇帝远”，官府管不着，兴许还能活下来。“征多”不是发展的手段，发展才是发展的唯一办法。
韩非子讲完了昏暗君主之后，反过来再讲贤明君主。他认为“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赏于功。”意思是：明君治国总是挑用能办事情的人，赞扬忠于职守的人，奖赏有功劳的人。明君治国，首先是用人，尽人之智与尽人之力。明白事理的君主都明白，自己是人不是神，治理国家需要人才，自己再有能力也需要人去实施与放大自己的才能与抱负，而用人最用好的办法就是建立全国性的行政体系，用体系来承载人才，用人才来维护体系，壮大与巩固体系，只要体系在国家就能正常运转，才能建立伟大的事业。
“贤于官，赏于功”是治人之术，如何才能让人才发挥最大的才能，韩非子从来不吝啬对贤才的赏识与奖励，只要能发挥人才的才能，加官进爵显其名，赏金赐玉富其身都可以。春秋战国，社会动荡，各国都对人才礼遇有加，各国都在争取人才。
如何才能引进人才呢，春秋时期还没有科举制，盛行的是举荐制或是推举制，一般是由大臣向朝廷举荐人才。如何才能确保人才的货真价实呢，韩非子的办法是“言程，主喜，俱必利；不当，主怒，俱必害。”意思是：大臣推荐的人要是合乎标准，君主就喜欢，推荐者和被推荐者都一定得到赏赐；推荐的人不合乎标准，君主就恼怒，推荐者和被推荐者都一定受到处罚。意思很明确，谁举荐谁负责，好则俱好，坏则俱坏。
用人是君主的第一要务，用对了事半功倍，用错了事倍功半。臣子举荐人才自然也就成了第一职能，决不能夹杂任何个人营私之意，更不能儿戏对待。韩非子的办法最好，一切管理都不能离开赏罚之道，只是怎么利用赏罚而已，而谁举荐谁负责是最为科学的利用方式，是将臣子视为举荐一事的主体，赏罚事物的主体是制度化管理的核心思想。
对于臣子举荐采取俱利俱害的原则，结果就是“则人不私父兄而进其仇雠。”意思是：这样，进言的人就不敢褊袒自己的父兄而愿意推荐有才能的仇人了。《吕氏春秋》之《去私》篇中说“举贤不避亲仇”，这里的前提是“亲仇”必须是贤才。但，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既然做不到，就让制度来决定，依法举贤，无论亲仇。论亲仇是人为，论制度是无为。
【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赏于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当，主怒，俱必害。则人不私父兄而进其仇雠（chóu）。】
人是事物的主体，一切事物都需要人去做，没有人任何事情就无从谈起。人的良贤决定了结果的好坏。自古人事不分家，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首要工作，人才才是公司最为重要的核心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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