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0已过 金交所“债权”理财产品依然面向公众大行其道

时至七月，大限已过的金交所，何去何从？有媒体注意到，在6月30日以前，金交所理财产品行业流传着交易场所整顿“630”大限之说。然而，时至今日，2021年7月25日，在金交所理财产品这个行业内，仍然没有明显改变，各地政府平台公司的高息非标融资仍然在各理财师的社群、朋友圈大行其道。

今年5月27日，据银保监会5月27日消息，《理财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已于2020年11月19日经中国银保监会2020年第14次委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6月27日起施行。

暂行办法明确，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许可，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代理销售理财产品。理财产品销售机构不得以理财名义或使用“理财”字样开展其他金融产品销售业务活动。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金交所产品销售圈，在该办法规定期限6月27日之后，无任何改变。行业内的公司仅以“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甚至信息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管理等字样的公司，进行该类理财产品的销售。个别公司虽然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名称，但其实质上无任何基金备案手续，未在正规的基金备案机构进行过该类金融产品备案；有的，仅仅是为了备案，做一个小规模的私募类产品，实际上公司的业务就是销售“政府债”、“市政债”、定融等产品。

不仅是没有持牌资质，一些销售机构、销售人员，经常将该类产品与政府直接挂钩，宣传的重点就是相信政府，将不合规的产品通过这样的简单关联，变得让投资者完全没有对债权产品有风险意识。更有甚至，直接在产品广告中，挂出平台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企业债、公司债这种正规债券，以及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这种正规的金融理财产品进行关联，打上“信托同款”，交易所债券同款等字眼。

从发行产品的地区来看，在被金融机构列为“网红”地区的江苏，盐城市下面的响水、亭湖等地区的金交所定融产品有增无减，部分乡镇级产品也在售；同样被列为“网红”地区的山东潍坊（重点是高密、峡山、昌邑），以及经济较弱、平台资质非常弱的聊城开发区等地的产品更是从去年到今年是从无到有。

近期收集到的信息来看，正在发行新的所谓“政府债”、定融产品，发行方平台公司所涉及地域，除了发行大省江苏、山东、浙江、安徽、湖南、河南、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之外，又新增了河北（邯郸、承德），山西、甘肃（庆阳）、陕西（汉中）、重庆、湖北（大冶、阳新、蕲春）、内蒙古（通辽、准格尔）、广西（梧州、柳州）、吉林等地。

从在售产品的投资者收益来看，同比去年，没有下降，保持在8-10%之间。也就是说，再加上金交所登记备案的费用、管理人/承销商的费用、理财师的费用，以及中间杂费，平台实际承担的资金成本在12-15%。而如此高的融资成本，将通过平台公司的政府股东背景属性，由政府来承担，这也是理财师销售该类产品的宣传最大卖点。

去年，根据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要求，金交所清理整顿工作应于2020年底完成。

2020年9月份前后，证监会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向各省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和风险处置工作的通知》（清整办函〔2020〕14号），将金交所存量风险化解和清理整顿工作延期至2021年6月底完成。

然而，该类金交所“政信”产品，从金交所到管理人/承销商，整个链条都在玩文字游戏，来规避监管。

金交所转型打起“擦边球”、“游击战”、“变身术”、“文字游戏”

据报道，多家企业转型“科技公司”　，6月30日，“浙江南湖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湖金交”）公司名称进行了变更，变更后，更名为“浙江南金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7月9日，“浙江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金社”），也进行了公司名称变更，变更之后，更名为“浙江三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潭科技”）。　　

除公司名称进行变更之外，南湖金交、网金社的经营范围也同时进行了变更。其中，南湖金交经营范围由“从事各类金融资产交易及相关服务”变更为“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网金社官网同时提到，“2021年7月经公司申请由地方金融资产交易场所整体转型变更为科技公司。”

网金社官网客服则表示，“我司转型变更申请向监管部门汇报后，已经依法合规完成相应变更手续。该变更不影响存续产品的安全稳定，转让及存管账户使用等功能不受影响，我司将对存续产品继续履行相关职责直至全部产品结束之日。”

严格控制交易场所数量，有序整合存量交易场所，一直是监管对包括金交所在内的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的政策要求。

早在2017年3月，清整联办发布的《关于做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回头看”前期阶段有关工作的通知》（清整联办[2017]31号）要求，省级人民政府要推动交易场所按类别有序整合，原则上一个类别一家，以保持必要规模，避免无序竞争；合法合规的同类别交易场所，应采取有效措施，于2018年3月前整合为一家交易场所。

2019年初，《关于三年攻坚战期间地方交易场所清理整顿有关问题的通知》（清整办函【2019】35号文）要求，交易场所按类别整合的工作确保2020年底“一省一家”全部到位，且整合完成前不得新设。

2019年7月召开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再次强调，要切实减少交易场所数量，合法合规但业务范围重叠的交易场所要按类别有序整合，未按要求完成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任务的地区，原则上不得批设新的交易场所。

浙江省内某交易所内部人士表示，“浙江目前是在按照监管的要求推进整合工作，浙江省（整合工作的推进）相较外省应该是快一点。”

江苏省内某金交所高管则向记者表示，当地，目前没有新的政策出台，但监管态势已全面从严，江苏省辖区金交所已经停业一批，业务空间也很窄，至于交易场所整合，则需要根据省里的统一部署。

2020年下半年以来，金交所整合加速，金交所的“变身术”、“文字游戏”的创新也层出不穷。

天眼查显示，黑龙江远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16日被注销。2020年10月15日，西安合众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被注销，注销公告显示“准许简易注销（未开业、无债权债务）”。2020年10月29日，恒大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西安）有限公司被注销。

2020年12月8日，华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公司名称进行了变更，变更后为“山西华企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同一天该公司经营范围也进行了变更。2020年12月25日，大同汇通天下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公司名称进行了变更，变更后为“大同汇通天下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同一天其经营范围亦进行了变更。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尽管金交所清理整顿工作在不断推进，但部分金交所私募债并未停歇。

某金交所从业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南方某监管政策较为严格省份的金交所平台，“还在做业务，不过比原来严格多了，只做挂牌模式，并且本地募集。”

另外，上述人士还提到，“现在市面上，很多市县级金融办批文的登记备份服务公司，都在做业务。”

2020年以来，在江西、河南、陕西、广西等地，出现了大量的“资产登记（备案）中心有限公司”，均有当地市金融办（含县级市，如井冈山）的批复函。也就是说，由于整顿，现在不叫“金交所”、“金交中心”了，改叫资产登记、注册、或者信用资产登记交易中心等等名称。

所谓的“摘挂牌模式”，和此前的“定融”模式，只是金交所行业内部叫法，区别在于，所谓的“管理人/承销商”提交的资料，不是直接面向公众募集资金，而是找一家公司来对城投公司的“债权”进行摘牌，再进行销售，这样一来，如将来查到金交所产品面向公众销售，金交所可以撇清干系。然而，不管是哪一种操作手法，最后对于投资者而言没有不同：投资者购买的是“城投债”(有的销售直接叫“政府债”），产品期限、收益、收款人等等，都是与“定融”类似的。

本报记者注意到，某第三方财富管理平台上“政府债”板块下的多款融资产品均是在交易类场所备案。记者梳理发现，其中包含金交所、文交所、信用资产交易所等各类交易所，此外，还有一家备案机构名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在所谓“资产备案登记中心有限公司”盛行一时的江西，后来省级监管层面发文排查，上收审批权。

即使是合法审批的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如吉林东北亚创新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也玩起了文字游戏，将此前的“登记备案”改为了信息公示、信息公告等字眼，但在“管理人/承销商”那里，还是正常对公众个人投资者进行宣传，宣传的重点还是政府债，可以放心买。

不仅是上述文字游戏，管理人/承销商在办理相关产品在金交所备案时，或者是为了销售时为了躲避监管，将产品改称“资产代持计划”“债权代持计划”“营收账款转让计划”等名称，多方面进行文字游戏。

高息融资为何屡禁不绝？地方举债监管缺位

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对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鼓励债务人、债权人协商处置存量债务，切实防范恶意逃废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坚决防止风险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

对于城投破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9月印发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提出，对严重资不抵债失去清偿能力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坚决防止“大而不能倒”，坚决防止风险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同时，要做好与企业破产相关的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申万宏源的一份研报称，融资平台将被剥离政府融资职能逐步转向市场化，个别资质较弱失去清偿能力的平台将面临破产重整或清算，对弱资质城投主体谨慎。

一方面，是高净值人群一贯地追求高收益；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平台逐步清零后，大量的闲钱没地方去，又不肯投资收益率在2-5%区间的银行理财产品。

2018年6月14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警示投资者，理财产品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超过8%很危险，超过10%就要做好损失全部本金的准备。

另一方面，是个别地方政府追求政绩，或者是债台高累，而陷入借新还旧的死循环。

2020年7月14日，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委宣传部在其官微“大美独山”上回应了社会关注的纪录片“独山县如何烧掉400亿”一事。

回应如下：

2019年以来，按照中央、省、州有关要求，独山县新一任领导班子针对此前因盲目举债、乱铺摊子遗留的形象工程、政绩工 程、烂尾工程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断匡正发展理念、净化政治生态、规范决策行为、加强项目管理，切实推进问题整改。

独山县坚持问题导向，深刻反思，认真梳理，加强源头管理， 严格按照“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个方案、一套机制”，通过续建、缓建、转建和压缩建设规模等方式，分类分批推进整改。目前，续建项目已完工18个，在建项目32个，转建项目17个。比如，以原毋敛古城大戏楼、三大庙项目为载体进行转建，招引企业盘活资产。再如，对社会关注的“水司楼”（净心谷大酒店）项目，通过努力，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签订合作协议，将于近期进场施工。同时，全县严格落实《政府投资条例》，严格执行《独山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严格项目审批，坚决杜绝新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个亿，却狂烧400亿，举债大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此前媒体曾多次报道。据称投资50多亿，占地建筑面积110万平方米的盘古庄，不仅贪大求洋，而且造型不伦不类。还有耗资22亿元的汉代毋敛古国，外界戏称为“独山版紫禁城”，可谓恶评一片。至于独山香港科学城、大数据中心等等，脱离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属于盲目上项目铺摊子。400亿投资的绝大部分，将有打水漂的危险。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这400亿元债务，平均融资成本为10%，也就是说，每年单是偿还债务利息，县里就需要支付40亿元！

独山县债务问题暴露后，独山县原县委书记潘志立受到调查和审查。此后，媒体多把独山县疯狂举债的责任归集到潘志立大搞政绩工程上，而没有任何视角提及当地人大的监督、审查、批准履职尽责工作。

曾任江苏海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潘志立，是贵州省分两批从江苏、浙江等省（市）引进12名优秀干部担任县委书记之一。知情人士透露，潘志立过于自信，大搞一言堂，他甚至对黔南州的主要领导也不买账。

他常年遵循“一言堂”管理作风，重大事项决策基本上都是他一人说了算。很多项目只要他拍板就开工建设，全然不顾设计、预算、审计环节缺失，导致独山县违法违规占地达2.8万亩，国有资产损失10亿余元。

视频：亲眼看看怎么烧掉400亿

有观察人士称，独山县的案例说明，地方举债发展一旦失控，将带来什么恶果。拍板的领导落马了，但是背上的债总得还。

然而，一年过去了，贵州的债务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报央视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7月12日至16日在贵州调研。栗战书考察了贵州大数据产业等情况，听取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及人大工作情况介绍。

栗战书还就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工作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做好政府债务审查监督工作。

栗战书曾在2010-2012年期间任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此行对于贵州债务专门进行了指导，可见贵州地方债务问题可能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而像独山县这样过度举债造成的后果，尤其是大量的非标融资、非持牌金融机构的中间商进行套利的行为，将会如何处理，目前还不得而知。

而对于全国其他省份的人而言，贵州由于自身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监督缺位等原因造成的债务困境，应该由其自身解决，不应该由全国买单。而结合银保监、证监等部门“打破刚性兑付”的政策口号，贵州地方所发行的各类非标产品，高息产品以及带有中间商灰色利益的各类理财产品，应该按照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前提下，“卖者尽责、买者自担”的原则进行处理。如果涉及中间商夸大宣传、公开宣传、承诺收益、对比银行理财等行为，应对对其进行追缴收益并处罚。

媒体称《金交所不能护短》 为何监管迟迟不能落实？

2021年2月22日，证券时报头版发表评论文章《金交所不能护短》，一时引起关注，被广泛转载。

文章指出：

尽管过去十年各级各部门不断出台各类文件予以规范，金交所乱象犹存，甚至少数金交所沦为资本控制的融资工具。天安（港股00028)金交所在被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通报后，仍毫无收敛，继续突破监管底线。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对金交所的功能定位模糊。在最初设立金交所时，其经营范围、设立规则和交易规范未有清晰明确的规定。当民间资本开始控制金交所后，就利用这种模糊定位不断拓展业务边界，一度将金交所变成了拥有隐形牌照的交易场所，进而引发诸多风险。

二是对金交所未有统一明确的监管法规。上述诸多文件虽然都将金交所列在监管范围中，但金交所未成为这些文件的核心主体，只是各类交易场所之一，或作为P2P、现金贷等工具的角色出现。换句话说，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专门针对金交所的、全国统一的法律和法规对其进行明确的监管。

此外，部分地方在执行监管要求上也尺度不一。比如天安金交所所在的贵州省，在2017年就已出台《贵州省交易场所管理办法（试行）》，可天安金交所仍继续带“病”运行。

评论认为，各地也要切实负起属地监管责任，杜绝“护短”、“灯下黑”行为的出现。

业内人士都清楚知道，查看各金交所、金交中心的工商信息，可以看到，合规经营的金交场所是由省部级国资企业发起设立的，而被投诉较多的，大部分是由地市级国资参与设立的，少部分也有像天津、大连等地金交所，是由省部级国资企业/事业单位发起设立的。

在金交所行业，最为知名的要数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以下简称“天金所”）。

天金所注册成立于2010年5月21日，是全国首家金融资产交易所。2015年，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以下简称“天金所”）进行了新一轮增资扩股，其股东在原有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基础上，引进蚂蚁金融服务集团。

天眼查显示，目前，蚂蚁金服已经不在天金所股东之列，但其他几个原有的国资股东依然在列。

图：天眼查显示结果 2021年7月25日

蚂蚁金服总裁井贤栋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蚂蚁金服不久前启动了“互联网推进器”计划，提出将在5年内助力超过1000家各类型金融机构向新金融转型升级。

媒体报道页面

天金所在“政信”业务领域，以其数量庞大的“渠道代理”“运营中心”而出名，在上海等城市，有若干家普通“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公司，在经营场所向客户展示相关“渠道”“运营中心”等授牌，多数向客户推荐来此办理“政信定融”登记业务，都宣传自己直接把握材料上的风控审核，效率高，速度快。在网络社群中，更是有超过数百人宣称自己是天金所业务人员。（本段内容为见闻，无天金所直接确认信息）

更有甚至，宣传自己跟天金所高管非常熟，办理业务很方便，天金所还可以参与到某些环节，协助管理人/承销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天金所给予渠道代理人高额的返佣，即从资产登记费用中返还一定比例。这对于动辄数亿的政府平台融资项目来说，费用回报丰厚，利益诱惑很大。

为何要提及天金所？它有什么问题？

天金所，在最近2年从事了大量的“摘挂牌”业务，其在政信定融类产品上花了很大力气。然而，其“摘挂牌”等模式，在审批文件中早已撇清其责任。未来，如果有相关产品出现了违约，它可以避免卷入纠纷。但可以预测的是，由于其过手业务数量庞大，将来经过其审核登记发行的产品暴雷的可能性非常高。

事实上，较多地方已经发布过清理属地范围内有其他地方金交所违规展业、违背属地监管原则的文。 但是，时至今日，依然还有大量金交所产品在售，而且打着广告词甚至还是写着“信托同款”。

以下是部分公开在售产品的展示，日期均为截至7月25日发稿最近3个月内的：

2020年11月29日，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祁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2002年6月，祁彪出任盐城市建设局局长、党委副书记、盐城市城投公司副董事长，任职不到一年，于2003年2月调任阜宁县委书记，主政阜宁4年。对于祁彪被调查，所涉及的就是为

平台公司举债融资充当牵线搭桥的中介，收取灰色费用。有相关报道如下：

图：债市研究公众号页面 JGH=结构化，金融术语。

而8个多月过去了，祁彪出身的盐城地区，其平台公司通过非标方式高息举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继续出现在网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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