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起源于什么？古典经济学或许能解答这个问题

引言

某种意义上讲、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统计学只记录了特定事实的不断变化的模式，像历史一样，其只是事实的复述，或多或少带有不确定性且必然是不完整的。

萨伊预见到了人类行为学家对历史统计数据的观点，即这些数据自身就是一些有待解释的复杂事实。统计学研究可能会使好奇心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些研究法指出其所收集事实的起源和后果，其并不会带来什么进步。而一旦其指出了这些数据的起源和后果，这些研究便立即成为了政治经济学。

在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地方，萨伊嘲笑了公众对统计学的轻信：甚至有时候，这些数字和计算结果被强加于公众身上；就仿佛数值计算本身可以证明任何东西一样，就仿佛统计学可以随意地定下任何规则、而后不需要任何恰当的推理便可得出一个推论。

萨伊继而对经济理论建构中数学的价值进行了尖锐的质疑，他再次回到基本公理或一般原则的构造方面来论证他的观点。因为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人的价值观念，而这些价值观念“受到人类的才能、需求和欲望的影响；我们无法对其进行任何严格的评判，因此其也就不能提供任何可用于严密计算的数据。对事物起因和其后果之间关系的领悟是政治科学的根本。

萨伊随后更深入地探讨了当时经济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数学方法，并指出，经济学定律是严格定性的：例如，我们能够知道，在任何一年，葡萄酒的价格都将必定取决于葡萄酒供给和需求的大小。但是，如果我们奢望利用这两项数据进行数学计算，那么要对现实背后无数不断变化的力量（包括气候、葡萄产量、产品的质量、上一季产品当前的存量、资本的数量、出口的可能性、替代饮料的供应、消费者多变的口味和价值偏好等）做出精确的量化预测是不可能的。

关于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性质和可能的后果，萨伊提供了一种极为清晰敏锐的观点。他认为，表明上看来极为精确的数学方法，只会拉伸和过度简化那些蕴藏于经济学原则中的合理见解，从而严重扭曲对定性的人类行为的分析：

那些已经试图这样做的人，为了将这些问题转化为分析性语言，必然得依靠筒化和压制手段剥离它们固有的复杂性；其后果虽然现在还无法被恰当估计，但这些做法必然会在本质上改变问题的性状，并且使研究误入歧途；以至于除了其任意假定的公式之外，得不出任何其他的推论。

与解释性规律或一般原则始终处于假设地带的自然科学相比，在人类行为学中，过于单纯化该学科的前提，以及将谬误引人这些前提中，都是致命的，因此从这些错误前提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无法补救的错误结论。如果数学和统计学无法为政治经济学家提供恰当的方法，那么什么方法才是恰当的？答案是：政治经济学家在其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方法。

他会考察所面对问题中的直接要素，在将其确认后便用其开明、敏锐的直觉理解来估计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简而言之，政治经济学家研究中使用的法则是确定的，但是这些法则在任何历史事件的融合和应用，并不是通过伪量化或者数学的方法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使用来实现的，即其“开明、敏锐的直觉理解。

第一批专注于方法论的经济学家是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三位主要经济学家：凯东思斯，西尼务和约翰斯图业特。凯尔恩斯和四尼尔至少可以被可能进行控制实验，但他坚称，相较手物理科学，社会科学反面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在物理科学申，人类对终极物理原则没有直接的了解，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部是我们目前已知的最为确定的原则，但是两者得以建立的证据是什么。仅通过有意识的反思，我们无法得出这些定律；而从这些定律的证明中，我们也无法确切地得出；若假设这些定律成立，观察到的现象便是由其引起。

相反，经济学家则以一系列终极原则为研究起点。从研究一开始，他就已经处于物理学家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后才获得的地位。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他只需考虑一下支配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则是什么。其可能只是某些心理感受和动物性倾向，以及生产发生的物理条件·这些研究前提不需要烦琐的归纳过程便可得出。具需把注意力转向我们主体意识中对这些因素的直观领悟，以及对外部事实的感知。

每一个投身工业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的动机是对财富的渴望，无论他想要将这些财富用于何种用途；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他获得财m富的最快方式。凯尔恩斯进而指出，经济学家使用思维实验作为物理科学家实验室实验的替代品。凯尔恩斯证明，推导得出的经济法则都是以“如果－那么”这样的形式存在，而且它们必然是定性的，不能对其做数学或定量的表述。所以他指出，经济学不可能准确地确定小麦价格会因供应下降而上涨多少。首先，很显然，人们牺牲一种满足去换取另一种满足的倾向－如牺牲虚荣心换取舒适感，或者牺牲体面的外表换取温饱显然不可能被精确地测量。

口在二十年后的1875年，凯尔恩斯反对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日渐增长的应用：与其在物理科学中的应用不同，这些方法在经济学中不能产生新的真理；“除非内心感受能够以精确的定量形式被表达出来，或者经济现象完全不依赖心理感觉，否则我看不出如何避免这个结论。”作为凯尔恩斯的同代人，拿骚·西尼尔较其年长，且是当时最重要的人类行为主义者。

在西尼尔之前，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把经济学的基本前提看作是不稳定假设；而其中的最主要假设是，所有人都为了获得最多的物质财富而行动。很显然，此假设并非总是正确的，于是穆勒不得不承认，经济学只是一个假设性的、近似性的科学。西尼尔扩大了基本前提，将非物质财富或满足（一个基于人类行为的完整、绝对、普遍的原则）加入其中。当我们指出每个人都希望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来获得更多财富的时候，我们的意思不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无限量的一切。而是，没有人觉得他的需求能被充分地满足；每个人都有一些未满足的欲望，以至于其认为额外的财富会让这些欲望得到满足。

正如每个人的性格千差万别，其欲望的特性和紧迫性也是如此。西尼尔指出，不同于物理科学，经济学和其他“思维科学”从人类意识的普遍事实中提取了其研究前提：物理科学并不需要依靠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过多了解，其研究前提几乎完全来自于观察或假设。这些纯粹的科学，只和数量或数字打交道。其研究前提全部来自手但设，儿乎完全忽视了人类的思维现象，另一方面，思维科学和思维艺术主要是从人类意识中获得其前提。

其散为熟悉的领域是人类思维的运用这些前提是“极少数的儿个一般性命题，它们是观察或意识活动的结果，而且儿平每个人一听到这些命题就会承认其与自身思维的相似之处，或者将它们看作是自己已有的知识”。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古典经济学被新古典学派所取代。在这个时期，由维也纳大学的卡尔，门格尔创立，并由他的两位杰出弟子尤金·冯·博姆·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继承的奥地利学派，进一步发展了人类行为学方法。

正是基于他们的工作，博姆·巴维克的学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正式创立了人类行为学，这门思路清晰的方法论。”然面，由于奥地利学派置身于学界日趋流行的实证主义和数学潮流之外，近年来广受忽视，其甚至被看作是对洛桑学派（由洛桑大学的菜昂，瓦尔拉斯创办，并被意大利经济学和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继承）的实证主义数学理论的不健全模仿。

不过，一些追随者或支持者继续推进着对早期奥地利学派方法的研究。耶格尔注意到了经济理论相对于物理科学的独特优势，这与现在典型的人类行为学观点相呼应：门格尔认为，虽然自然科学中基本的理论解释要素，如力和原子等，不能被直接观测，经济学中的解释要素－人类个体以及他们的行动－具有直接的经验性质。

此外，经济学家把从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行为中得出的事实打造成一系列公理，然后基于这些公理推导出有用的理论体系，这正如几何学从一些公理中推导出中众多令人赞叹的定律一样。简而言之，门格尔把经济理论视为是一个从具有牢固经验基础的基本原理中得出的推论体系。

谈到当前主流的实证主义经济学家们，耶格尔敏锐地指出，关于经验内容如何进入所谓的“扶手椅理论”，他们不认同门格尔的看法，而且许多经济学家显然将理论工作和经验工作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在这些经济学家的观念里，使用任意假定的函数关系进行研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们认为，在现实世界检验其理论是随后的工作。其他一些小编们已经认识到了奥地利学派方法和各种“长青哲学之间的联系。

结语

其实埃米尔·考德尔发现了此方法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后者在十九世纪末的奥地利仍然有其影响力。考德尔指出，所有的奥地利学派学者都是社会本体论者，因此他们相信现实世界的构造“既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出发点，又是一个检验标准。他注意到了米塞斯的观点，即经济法则是“本体论事实”，并将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尝试－揭示现象本质而非处理肤浅且复杂的经济数量－描述为既是本体论式的，同时也是亚里士多德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