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诗散文化谈到建立新诗体：创建新诗体的刍议

从新诗散文化谈到建立新诗体：创建新诗体的刍议

作者：丁芒 中天易张永红整理

“五四”时代，突破了几千年封建文化束缚，白话替代了文言，用口语作诗，这确实是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暴力革命以后的建设，往往是更为费时更为艰巨的。新的东西远不能迅速完善起来，必然要经过辛勤的摸索，甚至要经历数次的失败。有些地方，看去似还不如旧的好；借鉴外门东西，又有点生吞活剥、消化不良……总之，还要克罪走回头路的诱惑，以及饥不择食的种纷争与徘徊。新诗就这样走了六、七十年，可是回头看，草莽披离，其中是不是踩出条新路来了呢？似乎还没有。

群众需要诗。可是有些现象是令人吃惊的，群众对旧诗词的热情，远远超过了新诗。有些人确实文化素养不高，更非鉴赏家，可是，工厂墙报上不乏“满江红”“七律”之类的习作：文学杂志上把诗挤得象个瘪三，有的干脆拒登；唐宋诗词选本的销数几百倍于新诗集。光怪出版社、书店志社和读者有眼无珠，不起根本作用，新诗本身的原因，倒实在值得我们去探讨。

公式化、概念化、假大空、晦涩难，以及粗制滥造，淡薄如水、颓废消沉……种种新诗的弊病，过去现在都或多或少发生过，今后是不二就会绝迹，也很难说。然而，我觉得新诗的致命伤在于对诗歌艺术的漠视和怠慢。要说百象争鸣，百花齐放，这是当前方针，当然对文学的繁荣昌盛，起了决定作用的。但我认为，在这积极、大量、主要的好作用的后面，这口号本身却不能解决它所无法预防的曲解，这就是谁也不需要听谁的，百家争鸣一百年，只要你精力充沛，尽可以没完没了。一切都停留在“商權“商榷之商榷”上，谁也不下结论，谁也不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来，提出了，就再来个第二轮争鸣。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民主，是够民主的，繁荣，也够热闹的。可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你争鸣归争鸣，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百花齐放嘛，何以见得我这样写就不是一种花呢？确实谁也不敢这么说。做编辑的人还要受这口号制约，各种“鸣”，各种“花”，都要登一登，以示并无偏袒。即使争鸣有了结论，还是谁也可以不去理它。总之，口头官司多，解决实际问题的研讨少，研讨多，付诸具体行动少，构想多，切实的措施少，因而往往一事无成。这些都是这两个口号始料所不及的。但这情况确实存在。

我主张，继双百方针之后，应该提倡实干。例如说，诗摸索了六十多年，已经有了相当成就，当前群众对诗歌的态度也很清楚，古体诗词历千年不衰，即使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六十多年的今天，依然能掌握大量读者，很值得我们去探究，值得将这种探究的成果，用来促进新诗。

我具体地想了三点：

或认为，古体诗有一个固定形式，是它能够繁荣，能得到极高的造诣，形成它不易腐朽的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而这些深刻的经验，还从来没有被人们认识、总结过，更没育被运用过。固定形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妨碍诗人的创造性，但是，主要的是它能吸引广大诗人在这个园地上共同耕耘、各献其特长，使这个形式的艺术蕴量、造诣，有条件达到最饱和、最完美的境地；同时，由于是同一形式下的创造活动，就易于互相借鉴、竞赛，互相吸收、促发，使大家掌握这种形式的艺术功力，较快地得到提高。对诗人个人来说，也因为在同一形式中的反复多次的实践，其艺术功力易于更快地趋于成熟。可以是某一种、几种形式为主，同时可以继续用其他各种形式来写。新诗为什么不可以设想出一种比较合适的形式来呢？最近有些诗人，模仿日本的句立“汉俳”诗体，这也是一种建立固定诗体的尝试。当然，我们创造固定诗体，主要应从新诗已有的基础和民族传统、群众喜爱等情况出发，“汉俳”看来还不尽理想。

其次，古体诗词的鲜明、严格的音乐性，是充分表露诗美，受人喜爱，易于记忆，易于流传的重要原因。向诗人提出音律上的要求，毫无疑间，就会使他们不得不在诗艺基本功上多作锻炼，这是提高诗歌艺术水平的根本途径。这是我们创造固定的新诗体时，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韵当然是必具的，至于旧诗词中的平仄声、字声字义的对、词句的长短配置等，都可引作参考。不必泥古，须从当代口语出发。我觉得律绝过分严道、呆板，旧词中的小令的形式，倒更值得我们借鉴。欧洲的十四行诗体，也是流传多年、卓有成就的一种固定的诗体，它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最后，古体诗词一般篇幅短小、紧凑，这也是它易于记忆、易于传诵的重要原因，这点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吸取的经验。当然，如果小的废话，人们也是不会记住它的。现在的新诗，动辄数十行数百行，加上又是不能帮助记忆的散文何式，谁能去记它？即使其中有一、二警策，往往也是淹没在文字的巨流中。精彩警辟的诗句，耐人咀嚼乃至反复吟味，故虽短犹长；冗长拖沓的诗，读者随波逐流，即使有警句也捕提不住，一闪而逝，虽长犹短。这个道理，是谁都能理解的。创造出短小精悍的固定诗体，也便于更多的诗歌爱好者乃至一般群众掌捏，可以扩大诗歌的阵营，为新诗的普及提供有利的条件。

我觉得，创立一种或数种固定的新诗体，是六十多年新诗挥索过程的经验所指，是新诗发展之必需，也是新诗从目前困境中的振拨的途径。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心血来潮，或是出奇哗众，而是对新诗命运的思索和对其发展趋势的探求我自己也爱写诗，诗虽拙劣，感情还是深厚的。每听人痛心疾首呼“救诗歌”，无不为之动容。他们虽然有点危言耸听，过分了些，但确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感。作为一浸诗的人，总想能为之出谋献策，有所匡助。现在提出创立新诗体的揣想、刍议，是极不成熟的，错误在所难免，浅陋固在意中，但望海内诗人、学者到间研究，或可使它臻于完善，利于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