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变态？

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变态，也就是和常人不一样，还要做出很多离经叛道的事，是不是具有普遍性？

当然是了。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再到当代小说，无不如此。那为什么不描写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因为普通人的生活读者都在经历，也都知道，要是再读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就会味同嚼蜡，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于是，作家写作的时候就要做到充分构思，塑造一些既具有个性又具备普遍性的人物。个性突出其实就是有些和常人不一样了，也就成了常人眼里的变态了。而所谓的普遍性就是作品中的环境和人们认为的是一样的，甚至和人们生存的环境保持一致，而个性是指那些人物的言行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变得不合常规而已。

《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莺莺传》等传奇作品都在刻画主人公看似常规的经历，但最终所要表现的是主人公超出常规的变态行为，要不就不具备什么可读性了。也就是说，要是每个故事都是圆圆满满的，都按照一个套路写，人们就会产生审美疲劳，也就不愿看了。要是写的和别人不一样，尤其是写了一些变态者，或者刚开始还是个正常人，后来就成了变态者，就会具备极强的可读性，容易让人着迷。是不是读者喜欢看一些变态的人以及变态的事？在他们离经叛道的言行上实现自己突破常规的愿望？亦或是拿自己对比，获得一种优越感？

《三国演义》中的吕布被称为“三姓家奴”，吃谁打谁，为了美人貂蝉和董卓反目，杀死董卓，自己带着貂蝉跑了，人格不健全；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也是个变态；刘备喜怒不形于色，善于权谋，当然也不正常；诸葛亮多智，但分明有些过头，也就成了阴谋家；关羽的大义看似很正常，其实已经超出了常人很多，变成了一种象征，也不正常；而周瑜更是个嫉妒心强的心理变态者，小肚鸡肠，嫉贤妒能，但并不能说他没有本事。或许罗贯中创作的时候，把自己的主观意志投射到人物身上去了吧，不然何以弄出那么多类型化的人物形象？而且还都让他们保持了独特的单一性格？即便经过了毛氏父子的修改，《三国演义》仍然充满了故事性，让读者读起来津津有味，欲罢不能。要是那些人物一个个都非常平庸，读者还不得半途而废，甚至要付之一炬？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更是个离经叛道者，被封建大家庭的人视为不正常的人，而读者就愿意看到这种变态的表现，而且还要琢磨其中蕴含的深意，当然还要试图推究作者的创作意图，要是没有主人公的变态言行，一切都很平庸，也就引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了。而《西游记》中的人物更是离经叛道，孙悟空一个人就串联起了整个故事，而且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还要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魔，做足了戏份，也时时牵引着读者探求的眼光。《水浒传》为强盗们写故事，《金瓶梅》写了糜烂生活，《儒林外史》写了儒生们的变态行为，大多都没逃出对于主人公变态行为的描写。倘若只是有变态的语言，而没有变态的行为，就不太过瘾，要通过超出常规的变态的行为来吸引读者，来使故事变得丰富多彩，而不至于索然寡味。

主人公的变态可以让故事多向度发展，并且充满了各种可能。要是平庸的人，平庸的事当然不值得作家去写，也就不具备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了。但这些只是作家构思过程中的一种技巧，也是应用非常普遍的一种技巧。主人公变态并不仅仅表现在身体方面，大多数是因为精神有问题，甚至还要“挥刀自宫”，引发自残行为。如果身体完好，而精神出了问题，也会引发很多创作构思的可能。鲁迅写的《狂人日记》中的那个狂人，精神不正常，整天怕被别人吃掉，其实隐喻了封建礼教的吃人。即便如老舍写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刚开始还是个正常人，最后也沦为了堕落鬼，其实成了旧社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精神也就不正常了。

作品中主人公的变态并非仅仅因为遗传因素，大多是后天形成的，而且寄托了作家的情感，甚至和周围环境与人格格不入，正好体现了文学的个性特点，即便作家写出了正常人的生活，也让这个正常人保持了和别人不一样的个性，变成了极具典型性的人物形象。不管是性格悲剧还是命运悲剧亦或是他人造成的悲剧，都和环境以及社会制度有关系，也都和作家的创作态度和思想倾向有关系。由此来看，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变态，成了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颇具可读性，但读者切不可模仿作品中主人公的言行，以免被当成精神变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