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娶妻就像隔着口袋买猫

中缅边境上有一种堪称神奇的行当：砸玉。

这是一个集风险与刺激于一体的职业。破旧的门市前摆着榆木矮椅，一些面色黝黑不苟言笑的老者讳莫如深地盘踞其上悠闲地品着茶，时不时侧头吐掉嘴里的茶沫，脚下通常是几块其貌不扬的石头。这些石头粗看毫无异状，普通得无法形容，但就是这些石头，却常常标价几十万上百万，让路过的人瞠目结舌。

因为这其中便会碰巧包裹着天价的玉石。

买玉人蹲下来仔细打量，认准了之后便会把整皮包的钞票或是如假包换的支票递过去，然后叫了车把石头小心翼翼地拉去不远处的玉石加工厂进行粗略的切割来考验自己的眼光，如果瞧得准了，石头中果真包含着上等的宝玉，那么立时便会有几千万的收入，而一旦看走了眼便全打了水漂颗粒无收。

这种职业的高深之处就在于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赌的刺激，而这刺激，便也会让人愿赌服输得惊呼或懊悔，其令人痴迷人的便是你可以瞬间的拥有，和轰然的失去，在这钟摆的两极之间，却从没有“心理承受能力弱者免试”的警告，总之一句话：输不起，就别玩。

著名的文学家、诗人郭沫若便如此这般过一回，不过遗憾的是，他自认自己是输了的，而且，他也承认自己输不起，因为这一次的失误，让他终生如鲠在喉寝食不安。

在他的《黑猫》一文中，郭沫若对一场疑似砸玉的婚姻彻底的绝望。“那便如隔着布口袋买猫，说好了是白的，带回来打开袋子一看，却是黑的。”

这只隔着口袋买回来的猫，是他的第一次婚姻，那个初为新郎的少年呯然心动之下娶回来一只黝黑的猫，令他大失所望。在这场称不上失败但绝对算是不幸福的婚姻中，在旧式的父母之命下，他绝没有赌的意思，但却输得稀里哗啦。

元宵节是个好日子，一九一二年的元宵节，对连续参加了两次罢课风潮而被勒令退学的百无聊赖略感迷茫的郭沫若来说尤其应该算是好日子，虽然是媒妁之约，但毕竟结婚是标志着一个男人的成熟和独立，婚姻的新奇感让自小锋芒毕露早早就名声在外的郭沫若感觉很有趣。那一年，他刚满二十岁。

于是那天早上，天气虽然并不算好，但他的心情却真的不错，在轿帘轻启的瞬间，一袭长袍马褂旧式打扮的新郎也清晰地感觉到一种血往上涌的亢奋，然而从轿帘后面探出的那双三寸金链却立时让这位接受了西洋教育满脑子除旧迎新的中国青年有一丝丝的恶心。

在吹吹打打的锣鼓点中，郭沫若还是勉强保持着风度把新娘引入了洞房。恶心的感觉再一次扑面而来：挑开盖头，一个毫无脂粉风华的村姑便在嫁衣的包裹之下彻底击碎了郭沫若“郎才女貌”的梦，甚至那张乏善可陈其貌不扬的脸上还“翘着一只猩猩鼻子。”

屋外送亲的鼓手还在空洞地拼命敲打，洞房里悄无声音，郭沫若再无耐心在包办婚姻之下玩这种老朽不堪的玩笑了。把新娘子丢在洞房里，新郎摔门而去。

次日天亮郭沫若便要母亲张罗给他退亲。“这不是我想要的，这和我理想中的婚姻差距太远。你告诉我她是个放足（没有缠足）和知书达理的小家碧玉，事实却并不这样。”

“退婚？你们年轻人玩的那些个离婚啊什么的新名词我不懂，我只能告诉你，洞房一入就是夫妻，哪个伢子生来就貌比天仙啊？勾了红嘴唇，都不太差，小脚怎么了？中国女人几个不是小脚？退婚在咱乡下就是休妻，人家伢子没偷汉辱祖你凭啥休啊？休了，那就是她的奇耻大辱，谁个还能再娶她？你不是逼她死吗？”

原来，婚姻不仅毫无美妙情趣可言，甚至还是一个粘手的豆包，贴上来便甩不掉。郭沫若大呼上当却又无可奈何。

婚后第五天，新郎不顾家人反对，坚决地捏着船票登上了去日本的船，这一走，就是26年。

26年，一万天，足以让一个22岁的新娘变成一个50岁的老妪，让一场风花雪月的情爱，布满尘埃。

那个“并不漂亮的，会抽水烟袋的小脚村姑”是不晓得日本的，除了家乡，她甚至不知道邻村的稻谷长得什么模样。但私塾先生讲过的《烈女传》、《女儿经》告诉她要恪守妇道，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要三从，要四德，很多的“要”让她直不起腰来。乡下女人说不出大道理，只知道出嫁从夫，只知道丈夫出去是做大事的，大事，则不需要女人在身边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每天晨起，她洗衣做饭伺候公婆，把院里院外收拾得一尘不染，再把丈夫的书房细心地清理过，那些来往不多的信件上多是些问候父母的言语，对自己提及很少，她认字不多，也不大懂，只是一件件地把信按日期整齐地码在架子上，然后就坐在村口的榆树下向着远方的小路默默地嘬着水烟。

就这样，这个叫张琼华的女人在一个郭姓的人家做了二十六年的客人，守了二十六年的活寡，直到那一天，那一天，自己早忘了模样的丈夫突然回来了。

乡里乡亲的一屋子人握了这个早已名满天下的男人的手嘘寒问暖，山沟沟里能出了全中国都知晓的名人，这是郭家的福啊。她欣慰，望着那个男人身后站着的女人默默不语，积攒了二十六年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倒是那个女人先来拉自己的手，“我是于立群，你是大姐吧？”

一句“大姐”便溢满了幸福，她更加的欣慰，毕竟，我是大姐啊。什么寂寞孤独，什么空守新房，一切的怨恨和凄楚便全在这一声“大姐”里烟消云散了，这二十六年，值了。

婆婆一直抢着儿子的手说着儿媳这些年来的孝道和尽责，这二十六年来，儿媳是如何细心地照料公婆的，琐碎平常的小事被婆婆描述得很有些生动，于是那个姓郭的男人转回身，突然深深地向自己鞠了一躬，陌生的眼里满是感激。

她一下子惊呆了。这许多年的辛酸莲苦寂寞，居然一瞬间不翼而飞。她明白，这感觉，书上称之为“知足”。

第二天丈夫就又走了，身后跟着那个叫于立群的女人。她特别留心了一下，这个姓于的女人，是双大脚。

于是很轻易地，又是二十四年，五十年间，她只见过夫君两次，加起来不超过十分钟。每天，她依然是院里院外的扫，屋里屋外的忙，依然到公婆的屋里敬早茶，拣公婆喜欢的饭菜捧到床前，依然把那些少得可怜的往来信件收拾得井井有条，依然在村口的老榆树下坐成雕像，坐成鬓发如霜。

那应该是1963年了，中国已经是晴朗朗的天了，那些早些年离乡的人们也纷纷回来了，说是中国大变样，人民做主人了，还说自己的丈夫成了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她不懂“学者”是多高的级别，比村长还大吗？不过“中国最著名”这几个字她还是读得懂的，她自豪。

那一天乡里来人说要领她进京，说是周总理要接见。周总理那是神，是大救星，贵人事忙，怎么会想见一个乡下老妪呢？她疑惑，还是跟着去了，走前也没有刻意地打扮一下。

第一次出了乡，第一次进了京，把一双半旧的绣花鞋从乡间的青石板路上踩到京城四月春天的阳光下，新鲜的感觉还没有消退，她平生以来第三次见到了自己的丈夫。

丈夫说，是周总理亲手安排了这次会面。丈夫头发少了许多，身子也瘦了，鼻子上还多了副眼镜。她没有说话，她很局促，面对着这个多少有些憔悴的男人，一丝丝的陌生深沟一样横在两人之间，让她无法翻越。

那天的晚饭，真好吃。

1980年的夏天很热，热得拧干了记忆也无法清凉。临终之时，她还念念不忘五十年来唯一一次的那顿陪着丈夫吃的晚饭。四川乐山，这个一生农妇打扮的女人，在90岁的那一年，悄悄走了，踩着一双三寸金莲，枕着长风流水和五十年的回忆，怀揣着孤寂的爱和五千年沉重道德，躬着身一个人无声地走了，在那个蝉声鼓噪的闷热的午后。

尽了做妻子的责任，却放逐了女人的幸福，这个名叫张琼华的女人，这只郭沫若笔下的黑猫，在贤妻上做得完美无缺。

据说，她死后的微笑，很满足。